［摘 要］?对国家和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乃是公共行政面临的最迫切的议题。变革与创新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唯一出路。变革与创新的关键乃是意识的转化与内在革命。内在革命意味着发展我们的客观意识。内在革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关系。
［关键词］?人类命运；意识；内在革命
一
安全与秩序、生存与发展、进步与繁荣、自由与解放，或者简而言之，去苦得乐，甚至达到永恒的存在、喜乐，乃是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永恒不变的一个理想。人类的一切知识，无论是客观的知识，还是主观的知识，均属其在不同的领域乃至于不同的层面，对所谓的各自认知的实相进行探索。科学工作者的责任除了追求真理外，还应肩负减轻或者避免人类痛苦的责任，因为即使再伟大的真理，如果不能导致人以及人类的自由和快乐，其又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以问题开始，以实践问题理论问题开始”，［1］“它以问题开始，以问题告终，通过努力解决它们而前进”。［2］人类社会正是在努力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学会理解各种问题，而且实际改变或解决问题。即使没有解决问题，这也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无能，最起码在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学习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与无限的宇宙相比，与各种因缘交错的复杂世界相比，人们的无知是真实的客观存在。
公共行政，无论是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作为其使命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甚至不同的时代，问题的性质与类型是不同的。客观地讲，对于何为公共行政的大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主张，亦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其原因十分简单，我们本身生活在相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而非一个绝对的世界。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不仅空间是对立的（上下、左右、高低、南北、大小等），而且生活的世界亦是对立的（成功与失败、美与丑、强与弱、聪明与愚笨），哲学上有客观与主观之分，本体论上有存在与非存在之分，认识论上有表象与实在之分，等等。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其实是人们为了看见自己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正如中国圣者老子所讲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3］事物不能脱离其对立物而存在，除非处在绝对的世界。其次，我们不仅生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之中，也生活在观念统治的世界。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观念世界之中，正是我们的观念、思维、认识、经验、记忆等，影响着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每一个人总是带着既有的认识和经验来判断事物，而观念的冲突往往导致现实世界的冲突，历史上的无数冲突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三，我们需要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同质的人。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的情感、认知、道德、意识发展并非均衡的。处于不同发展层级的人对同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认知和体会，而且处在不同境遇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除非你拥有和别人相同的经验，否则认识和理解上的共识是很难达成的，正如一个没有当过妈妈的人，你让她谈做妈妈的认识，即使存在着认识，最多也是想象的。一个人不可能认识自己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正是通过经验人们认识了通过概念认识到的东西。
从上述事实出发，笔者认为，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他认识到了公共行政领域什么是“大问题”或者什么不是“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公共行政大问题的讨论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意义和价值，最起码它能够引发公共行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者的深度思考。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固然应该是寻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尽管一个人穷其一生，或者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可能连真理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但另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促进人类之间互相理解的科学，现实中存在的无数矛盾、冲突和苦难，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割裂与疏离，而割裂恰恰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和理解所致。“大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当然如果将之推广到实务界，推到整个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或许更有意义和价值。
二
作为一项人类实践领域，公共行政乃是这样一种活动，我们通过它创造有益于个人、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公共价值，并通过它参与、创造、美化和完善我们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乃至世界和宇宙。作为一种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公共行政并非像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生活，纯粹的理论生活就是目的本身，纯粹理论生活优越于实践生活，而实践生活被认为仅仅是指向某个目标的手段。公共行政的研究和思考，并非学者们在学术象牙塔中的自我式独白，而是根植于现实实践之中。没有理论的实践或者行动是盲目的，同样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妄的。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检验和评价，反过来又促进新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不仅仅指研究能够加深和转化人们的观念，而且也在转化人们的行动和态度。
公共行政的研究，必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并对关系国家和人类命运前途的共同问题予以思考和回答，尽管这种回答可能是不充分的。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今天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正在酝酿着一系列巨大变革，对于这一历史时代，人们有不同的称谓，如“全球时代”、“信息时代”或者第五次浪潮，等等。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一句话，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张力或者危机，这些危机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平危机……，诸如此类的问题和危机，使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风险的社会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终结、文明的终结甚至于我们生活终结的风险，如果人类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的话。
就公共行政和治理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发展的赤字、服务的赤字、财政的赤字、能力的赤字、绩效的赤字和信任的赤字，治理体系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对我们自己、社群、国家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心，无疑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重大议题。从中国自身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我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发和产生的其他问题，同时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提升治理能力，自然便成为中国公共行政的重大议题。
对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并非单纯出于理智上的好奇，也并非想引起学术上的争鸣。它产生于当代人对痛苦的体验，产生于众多个体身上所出现的恐惧、焦虑与不安，产生于受难者的泪水、恸苦及渴望，这完全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渴求。公共行政的理论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参与并投入到国家及人类命运的改变过程之中。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行动者，更是探路者、筑路者，为了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三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面对时代以及国家面临的挑战，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就是变革、创新和不断的自我革命。变革就是为了永续的发展和进步，掌握时代和社会环境的脉动，不断改变思维模式，重新设计组织这一人类合作的载体的活动。变革和革命有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变革与革命，它涉及组织结构、功能及其运行的制度规则；二是内在的变革与革命，它涉及意识的转换、觉醒或者思维模式的变革。外在的变革固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内在的变革更为基础。因为外在的表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意识的投射，全然根植于人的意识。
常青哲学（the pe-rennial philosophy）认为，实在乃是由存在和意识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大存有链”系统。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心智，再从心智到灵性，每一个层次都超越并包含了比它更低的层次。［4］完整意义上的人乃是身体、心智、精神（或者灵性、纯粹意识）的统一。而所谓的人的进化，乃是不断超越的过程，或者意识不断超越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意识与宇宙观之上的以人为本位的文化，与常青哲学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老子有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一焉。”盖人所受之于天地者，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创造性与发展的潜能，人若能够诚心正意，明心见性，实现内在的心灵革命，则可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能够与天地参者，亦自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由此可见人的心性的力量之大。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虽门庭互异，其本体并无二致，所谓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无论是儒家的圣化、道家的神化还是释家的佛化，皆是生命的内化与扩展，心灵与意识的不断超越，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明其本心、净其欲望、纯其志虑、圣杰心灵、优雅气质、高尚人格、充实人生、与天合一、与道合真，步入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自我超越的目的，并非纯粹出于利益自己，也并非仅仅是自我的解放，而是要透过化己而化人、化人而化物，化物而化天下，善济众生，使天下归元，达到和平与大同。诚如明代大儒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早在1929年，哲学家兼数学家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其《过程与实相》中讲到，实相是一个变流，其脉络是心，而非什么“外在”可触摸的东西。现代量子力学已经证明，我们的想法会切实地影响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我们与我们所观察的外在实相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恰恰相反，实相取决于我们在观察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观察什么以及如何观察，而这选择取决于我们的心智，更具体地讲，取决于我们的想法，而我们的想法又取决于我们的期望，我们对连续性的渴望。”［6］
欧文·拉兹洛在其名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广博进化理论，认为宇宙是沿着物理和物理化学组织层次束——生物系统组织层次束——社会文化系统组织层次束进化的，并形成金字塔形的秩序。社会的进化与精神心灵的进化不是割裂的，“二者是同时发生，并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心灵和文化同技术和社会一起进化：一个技术高超的社会同时就是进化的心灵以及它创造出来的环境的产物”。［7］而且“心灵是作为复杂的非平衡系统的客观生存功能的主观方面进化的：从对环境的变化的脆弱性，到进化分化了的知觉和选择行为，这时已经不仅仅是被动的作出反应，而是主动的创造”。［8］
当代另一位学者弗雷德里克·莱卢在其《重塑组织》一书中，从历史和发展心理学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出发，观察到：“贯彻整个历史，人类创造出的组织类型与相应的世界观和意识状态紧密相连，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每一次改变认知世界的方式，就会带来更加有力量的组织类型”。［9］“在历史上每次过渡到新的意识阶段都会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组织只是人类当前世界观和发展阶段的表达形式。”［10］
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其原因在于人具有其自由的意志以及自由选择的能力。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们有意识的参与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者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1］
所谓的生活（无论是个体的或是公共的生活）和历史，绝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不断创造的过程。我们周围和世界的一切，包括各种事情、事件、环境和出现的一切，全都是由人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正是个体的意识以及集体的意识，创造出来各种事件和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样，是人们选择了它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绝对的客观实在或者绝对实相并不存在，而所谓的实相无非是人们创造的。我们是自己实在的创造者，我们想要世界展现什么样的面貌，生活和世界便会展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创造的过程始于思维和我们的观念，在世俗生活中，没有什么不是最初以纯粹思维存在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思维创造了我们的认知，认知创造了信念，信念创造了行为，行为创造了事件，而事件创造了我们的经验，经验创造了现实。除非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否则根本无法预测未来。
四
既然所有发生的事情（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事情），无一不是人们内心各种思维、选择和决定于外在世界的显露和投射，那么内在的革命或者意识的转换就是变革工程的首要议程和工作。我们可能具有的意识有四种状态，沉睡状态、清醒状态、自我意识状态和客观意识状态。在第一种状态，意识处于纯粹主观和被动状态；第二种状态是平常所谓的清醒状态，我们工作、说话、思考、感觉自己是个有意识的人；自我意识状态，是指人可以客观看待自己的状态；而客观意识状态，则是人可以接触和感觉到真实的或者客观的世界。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多处在意识的沉睡状态，即使在所谓的清醒状态，亦是如此，这被葛吉夫以及邬斯宾斯基称之为机器状态，即“人无论在内在或外在都没有独立自主的活动。他是一部被外界影响和外界冲击所驱动的机器，他所有的活动、行为、语言、观点、感受、情绪和念头都是因为内外影响而产生的”。［12］而所谓内在的革命，无非就是我们要从无意识状态中走出来，摆脱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从虚假的自我认同中解放出来，发展一种客观的意识，如实地看待眼前发生的和周围出现的事物，使我们的意志服务于发现客观的真相。简言之，使我们的生命展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意识”的状态。在现实中，意识的状态往往从我们的信仰、信念以及观念中反映出来，也从我们对待人和事物的态度以及行为中反映出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危机大部分来自于旧的范式和信仰，所以必须通过内在的革命，确立新的范式。内在革命几乎涉及我们社会和世界的所有方面，举其要者，或者最基本的，窃以为以下方面最为基础。
内在革命的前提乃是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及观念的制约。思想和观念乃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是历史的成果，或者讲，人们一向是活在过往的历史中，所谓的知识无非都是过去的历史。开放的心灵意味着作为世俗的人们，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所了解的所谓的知识，都是暂时性的知识、局部性的知识，而非永恒不变的真理。开放的心灵意味着在遇到任何和我们先前对事物的看法完全相悖，或者彻底相左的思想或观念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排斥它，更不要轻易地视之为“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被各种新旧的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但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了其真理性。实际上，害怕异端邪说比异端邪说更为可怕，因为它剥夺了一个民族扩展其心智的机会。世界上最伟大的观念，无非是那种邀请全世界的人证明自己的观念不成立的观念。
内在革命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的诱发性思维及其观点。从古希腊起，主导人们思维的诱发性思维乃是这样一个假定：世界是分离的，不仅天、地、人是分离的，人的身体和精神是分离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甚至男女之间彼此是分离的。正是这种分离的二元思维，使我们受制于对立的法则，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对立，使我们不仅远离了自己，也远离了他人及整个世界，使生活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数的争斗、焦虑和痛苦。人们忘记了这种二元的划分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设施和虚构，只是为了描述、定义事物的方便而已。只要社会认为其自身是分离的，是许多彼此分离的事物的聚合体，那么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一种表相，而非终极实相。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所有生命的基质都是相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同的能量，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聚合而创造出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物质。量子物理学家已经揭示了实在并非是由截然分离的事物组合而成的，相反，原本被人们认为割裂的“事物”，其实是彼此交融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也就是讲，宇宙间没有和其他任何事物分离的东西，万事万物均是生活的脉络，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因此，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真相为基础发展出我们的“一体意识”或者“宇宙意识”，许多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内在革命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在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所谓的一切社会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每个人均生活在社会复杂的关系之中，受其制约同时又改变着相互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无非是调整、改变各种关系，以实现关系和谐的过程。如果我们体认到世界是一体的，那么就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诸多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公共行政学界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五
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公共行政需要重点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承认每一个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在整个宇宙秩序中，人并非是唯一的支配的力量，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生命以及实在的总体命运是戚戚相关的。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是自然界以外的，我们自身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4］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必须改变那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意识，改变那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意识和观念。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承认尊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鼓励个体实现其自身的潜力和创造性，并在创造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确认自己的身份。因此，人类必须为个体性留下空间，确保每个人的充分和自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由的存在是幸福社会的根本条件之一。同时，人是社会的存在，人主要是在社会条件下实现其本质的。人诞生于家庭，人运用经济和社会手段满足其生物需要，人的道德、文化、宗教生活均起源于社会，其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是社会性的，人就其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人是社会性的，便意味着个体不可能摆脱社会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的不是个体性，而是个体主义，即那种把个体存在视为唯一正当性的观点，那种对“自我”的绝对认同，那种把自我利益看做是生活或者公共生活可接受的基础，把自我利益作为生活运行原则并加以接受的做法，事实上，这不仅对个人具有破坏性，对社会也具有破坏性。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我们的治理秩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乃是社会的产物，历史上的一切国家，包括自诩为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避免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5］即国家权力从社会中产生，但反过来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压迫的工具。如何使国家权力真正恢复它的普遍性质，使社会的普遍利益真正体现出来，并在国家政权中得到集中的反映，便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实现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典范的转移，重新思考国家治理的方式，确保国家权力服务于公众的需要；确保人民能够真正参与国家事务、分享权力并承担责任；确保通过广泛有效的对话、协商、讨论来做出决定，努力将公共政策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同意之上；确保对权力的腐败、任性、盲目，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平衡，并在此过程中，保证国家体系的自主性并增强体系本身的自我依存能力，自我适应能力，并达到自我的超越，对任何治理体系始终是一个挑战，或者依照学者们的观点，建立国家、法治、责任制之间的平衡的治理体系，［16］并非是西方或者特定文化群体的偏好，而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与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国际治理的新秩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再有任何共同体或国家能够统治其他所有的共同体和国家；不再有任何国家能够离开其他国家而生存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共同体、每一个国家在经济、生态乃至领土安全方面都要依赖其他共同体和国家。”［17］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8］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无疑是我们时代宇宙大精神或者宇宙意识的充分体现，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变革议程之一。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及其公共政策。随着工业社会和市场的不断扩张，现代社会成为波兰尼所讲的“市场社会”或者泛经济的社会。这一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甚至与道德文化领域的分离。社会中的一切均被市场化或者商品化，不仅仅土地、劳动力、产品商品化，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被商品化，“一切皆可定价”的法则使得社会日常生活也被商品化。随着全球资本体系的扩张，市场的功能开始主导人类的社会和生活，并且渗透到原本不属于经济的领域，如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及法律。资本体系事实上是以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主张，一个自律性的市场会自动趋向均衡，而均衡则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并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提供所有问题解决的答案。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自由的、民主的名义下，一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左右着公共政策的选择。市场导向的公共政策及其治理，将追求个人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不仅导致了公共价值的衰败，而且完全忽略了市场价值与社会公共价值的不同，使得市场成为独立政治与社会之外的非道德领域。市场导向的公共政策与治理，同时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在学者大卫·哈维看来，资本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这正是资本及其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19］错误的理论产生错误的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和苦难。正如波兰尼在其巨著《巨变》中分析的那样，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非是“对自由资本所造成的困局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一种以所有民主制度之清除为代价的市场经济的改革”。［20］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及其资本的力量与限度，以及政府在经济以及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发展，发展并非是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增长，还包括社会的和谐、文化的繁荣以及个人的成长等多个角度。经济和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的目标，而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我们需要在市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之间求得平衡。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都处在各自的文化之中，并从各自文化之窗来看待世界。世界是一个，只是人们从不同的窗口看待世界。正如世界不存在两个相同的人，相同的树叶、相同的雪花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单一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是一个基本事实。“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21］人们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鉴中，创造、认识并体验着自己的文化，若是没有其他的文化（或者文明），所谓的自己的文化也便无法存在，正如没有非我，我便不存在一样。正因为文化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便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文化身上。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如果存在所谓的文明冲突的话，其原因恰恰在于一种文明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其他文化之上，正是这种文化霸权主义的态度或行为才导致了文明的冲突，这也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文化或者文明的历史，无非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借鉴、甚至于融合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群体或者民族并非是世界中的唯一群体，我们的宗教也不是唯一的宗教，我们的思想也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我们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我们的制度也非唯一的制度。当我们摆脱了自我中心主义文化观的时候，才能避免文明的冲突。考虑到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难题并非任何一个文化能够独立面对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跨文化的对话，需要寻找的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达成某些文化的共识，形成共同的文化。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如果存在着罪恶的话，最大的罪恶便在于我们的无明或者无知，在于我们的不觉悟和不清醒。所有的邪恶都是无意识的恶果，除非我们消除了它自身的因，否则不可能消除它们，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减少。如果没有人类意识的转化，世界所遭受的痛苦将会是旷日持久的。如果我们处在沉睡状态，我们既不能认识，也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实在，如果我们处在无意识状态，我们只能创造出扭曲的和痛苦的实在。当我们真正具有客观意识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自己并创造出我们希望的实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正是由于人类改变了心灵的内在态度，因此而改变了生命和生活的外在面貌。当我们的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觉醒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肯定会展现其美好、和谐和圆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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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