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全面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后，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将向高质量提升综合绩效方向发展。高质量的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是政府和扶贫对象互动的结果。本文建构双层综合绩效分析框架来分析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首先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然后采用CSI-Logistic模型来分析受益主体的主观评价；最后进行双层综合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地方的精准扶贫具有强投入性特征，而相对产出较低，故客观绩效不高；农村精准扶贫的主观绩效较好；双低型绩效地区占比小，但仍有一定规模；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地区差异大，影响因素多；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必须注重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客观绩效与主观绩效的协调性分析。基于此，在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的前提下，完善贫困识别与瞄准机制，建立贫困户和脱贫户生计动态监测体系，确保实现“真脱贫、脱真贫”；调整农村精准扶贫战略，建构后精准扶贫阶段贫困治理新体系；将农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效衔接，实施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治理新举措。

［关键词］?后精准扶贫阶段；三阶段DEA模型；CSI-Logistic模型；双层综合绩效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2015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脱贫。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末的8.5%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并且全国已有23个省（市、区）贫困发生率低于3%。根据《世界银行2016报告》，贫困发生率低于3%即为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由此可判断，我国贫困治理工作已整体进入了后精准扶贫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后精准扶贫阶段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趋势，主要包括：一是剩余贫困人口情况复杂性更加突出，既有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硬骨头”，又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还包括少数“等靠要”思想极为严重的贫困户。二是脱贫户返贫风险大，如何解决脱贫的脆弱性问题，建构可持续的贫困治理体系，确保脱贫人口的可持续生计和巩固精准扶贫成效，亟需深入研究。三是贫困治理面临新趋势，主要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显性贫困与隐性贫困交织、经济贫困治理与多维贫困治理转型等。

随着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标临近，迫切需要总结精准扶贫好经验，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研究新情况、新趋势，在后精准扶贫阶段积极创新精准扶贫新方法，开拓乡村振兴新局面。［1］本文立足于准确把握当前农村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的现状及绩效影响因素，科学分析存在的现实问题，紧扣后精准扶贫阶段新问题、新趋势研究目标，在2020年全面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关键时间节点，加强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评价，提出后精准扶贫阶段扶贫协同推进农村持续减贫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早在1755年卢梭就论及贫困问题。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贫困理论。1990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绝对贫困线的国际标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外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朗特里提出了“初级贫困”概念，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绝对贫困”之说。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有汤森“资源不足”说、雷诺兹“收入不足”说、世界银行“能力不足”说等。［2］学者们提出贫困发生率、贫困线指数、SEN贫困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各种贫困测度指标，从要素层面（罗斯托、缪尔达尔等）、制度层面（马克思）、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赫希曼、弗农、刘易斯、钱纳里）以及社会学（莫伊尼汉、迪尔凯姆等）、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等视角提出了反贫困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理论与扶贫攻坚实践得到不断发展。尤其是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攻坚，由于政府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和经济快速增长，“八七”扶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新理念之后，中国反贫困实践迈向一个崭新阶段。与此相呼应，中国学者对贫困识别与形成机理、反贫困策略等扶贫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精准扶贫方式和机制、精准扶贫实践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突破。［3］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日益临近之际，学者们更加关注中国后精准扶贫阶段的扶贫路径创新研究。一些研究指出，2020年后精准扶贫阶段，中国精准扶贫由于出现新情况或将面临新趋势，如未建档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脱贫人口对美好生活产生新向往等。因此，反贫困工作的主要任务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消除相对贫困。［4］还有学者提出，在后精准扶贫阶段的主要扶贫措施包括帮助贫困群体、贫困个体创造机会，提升可持续能力，完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走城乡一体化反贫困道路等。［5］［6］有学者更加明确地提出，后精准扶贫阶段应着重研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无隙对接路径。［7］

影响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因素比较复杂。学者们综合考虑影响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因素主要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城乡二元体制、公共基础设施、政府行为、行政环境、基层治理结构、制度机制、执行者素质、扶贫项目管理水平等。［8］［9］从研究视角而言，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估，一是根据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关系构建绩效评价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扶贫绩效。蔡昉等、黄季焜等较早地开展了我国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研究。［10］［11］Piazza等对中国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扶贫绩效提升的关键不在于资金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效率。［12］学者们主要采用DEA-Tobit模型、SBM-DEA模型等对扶贫政策效果，扶贫资金效率、扶贫项目效率、精准扶贫效率等进行研究。［13］-［15］二是以农户（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作为评价精准扶贫效果的标准，构建绩效评价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普遍采用农户（贫困户）满意度为测评指标，按照CSI方法设计问卷考察农民（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16］-［18］也有一些学者尝试采用分类评估指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主成分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等各种方法评价农村精准扶贫绩效。［19］［20］

近年来，农村精准扶贫绩效提升与后精准扶贫阶段的路径创新研究日益升温。提升农村后精准扶贫阶段扶贫绩效的途径主要包括通过整体性治理，打造全景式系统思维的精准扶贫以推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21］鼓励多主体参与扶贫，强化不同主体的协作，提升资源和要素的整合与利用效率；［22］［23］完善包括精准识别机制、扶贫资源筹集机制、扶贫资源传送机制、扶贫行动精准实施机制、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等在内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24］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理论及其方法和推进农村精准扶贫路径创新拓宽了视野。同时有必要指出，现有研究多注重单一层面绩效评价，综合考虑政府与贫困户双层绩效的研究较为鲜见。［25］另一方面，关注既往精准扶贫效果的文献较多，但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2020年关键时间节点精准扶贫新问题、新趋势等现实任务的研究，以及利用综合绩效评价结果探讨后精准扶贫新路径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26］-［28］本文拟通过三阶段DEA模型分析政府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同时通过CSI–Logistic模型测算农村精准扶贫满意度，并将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影响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因素、环境条件和相关机制，为后精准扶贫阶段创新农村扶贫路径，提供政策咨询支持。

二、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提升的逻辑分析

（一）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分析框架

在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界定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内涵及其目标价值体系，从政府（供给）与贫困户（需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提出适合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双层综合分析”理论框架。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综合绩效是政府和扶贫对象互动的结果。一方面，评价农村精准扶贫绩效高低要看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精准扶贫不同于过去的扶贫方式，其绩效不能通过“撒胡椒面”、“大水漫灌”的方式取得，须把有限资源用于真正需要公共资源支持的贫困对象上。对政府而言，精准扶贫政策绩效评价遵循的是效率逻辑，要求效果精准，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另一方面，评价农村精准扶贫绩效必须考察扶贫对象（贫困户）对其效用的感知。农村精准扶贫绩效高不高、贫困群众有没有脱贫，不能自说自话，要让当地群众自己来评价，衡量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绩效需要看扶贫对象（贫困户）“满意不满意”。要准确评价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绩效必须对这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本文根据绩效评价相关原理，构建农村精准扶贫绩效“双层综合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二）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建构

1.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模型

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将重点选择各种农村精准扶贫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计算并分析农村精准扶贫效率。本文将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效率测算。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本阶段将跨期的面板数据整理成截面数据，同一决策单元在不同的年份视为不同的决策单元，得出各决策单元的投入松弛值。本项目拟构建投入导向下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

第二阶段：构建面板SFA（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把第一阶段计算出的松弛值分解为含有环境因素、随机因素和管理无效率三个自变量的函数，从中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构建SFA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算分析，这一阶段的效率值结果即为排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之后的效率值，更能反映决策单元的真实效率水平。

2.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分析模型

尊重贫困户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地位，以其满意不满意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评价标准。本项目借鉴Fornell“顾客满意度”测评方法，运用CSI-Logistic模型来评价农村精准扶贫效果。重点分析贫困户的各种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户满意度的内生影响，并估计经济效应、地理效应、心理效应等外生变量对贫困户满意度的干预作用，对贫困户满意度评价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3.农村精准扶贫的双层综合绩效评价分析模型

政府和贫困户两个层面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评价结果不可直接进行比较。这需要我们对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和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两个绩效形成系统，进行系统协调性分析。较为成熟的方法是将两组效率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进行Z分数值排序，以判断农村精准扶贫在政府与贫困户两个主体间的效率评价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两个层面的多系统协调度进行更详尽的综合绩效计算分析并排序。

三、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其定义

1.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模型的变量及其定义

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模型为宏观层面的客观绩效评估，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效率测算，其主要分析指标包括项目投入与产出以及环境因素等。2014年以来，各地政府为整合扶贫资金以提升扶贫绩效，相继成立县（区）政府统一的扶贫资金集中管理机构，将各种扶贫资金整合使用，并采取项目制方式下达各扶贫乡镇。本文在调查中考察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的变量，均来自于各县（区）农村扶贫综合办公室年度统计指标。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主要为农田基础建设情况、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产出指标主要为项目区脱贫人数、项目区带动贫困户增收情况以及带动农户增收情况；环境变量主要为项目区人均纯收入水平、中低产田面积。具体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

2.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分析模型的变量及其定义

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分析模型为微观层面的主观绩效评估，采用CSI-Logistic模型来测算受益主体对农村精准扶贫的看法。因变量将根据五分法把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分为五个等级，自变量则按个人特征、经济效益和心理效益来进行选择，具体变量及其定义见表2。

3.农村精准扶贫的双层综合绩效评价的变量及其定义

双层综合绩效评价的变量由上面两个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构成，对上述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Z分数标准化处理，同时采用高中低三段式划分，对主客观绩效进行双层综合绩效评价。

（二）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本文分析数据均来自于2016年国家扶贫办委托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助力扶贫攻坚策略研究”课题组对湖南、湖北、广西、江西4省（自治区）扶贫效果的调查。这4省（自治区）共有52个市（州），由于部分市（州）存在数据缺失情况，因此，本文仅采用了38个市（州）的数据。此次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微观层面的主观评价数据，同样由项目组入户搜集所得。在每个市（州）随机抽取30个样本，共计获得1140个样本，剔除一些有逻辑错误的调查问卷，实际获得有效样本1038份问卷。

（三）结果分析

1.三阶段DEA模型客观绩效结果

（1）第一阶段DEA初始效率分析

利用传统的DEA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2016年38市（州）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初始效率值见表3。

表3显示，2016年38市（州）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平均值为0.27，纯技术效率为0.332，规模效率为0.797。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远低于1，说明距离效率前沿面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这种效率的缺失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引起。

（2）第二阶段SFA回归

在第二阶段分析时，主要用环境变量项目区人均纯收入水平、原有中低产田面积作为自变量，把第一阶段的DEA投入指标农田基础建设情况的松弛变量、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的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建立SFA回归模型，运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显示，项目区人均纯收入水平对农田基础建设情况的松弛变量、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的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项目区人均纯收入水平增加时，会导致农田基础建设情况的松弛变量、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的松弛变量的减少，对效率的提高起到有利影响。同理，项目区原有中低产田面积对农田基础建设情况的松弛变量、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的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项目区人均纯收入水平增加，会导致农田基础建设情况的松弛变量、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的松弛变量的减少，对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投入与环境变量之间的系数Υ在0到1之间，说明管理因素与随机因素均对组合误差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使各个地区处于相同环境水平。

（3）第三阶段的调整DEA分析

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取代最初的投入变量进行DEA分析，得到调整后的效率值如表5所示。

表5显示，调整后的2016年38市（州）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平均值为0.337，纯技术效率为0.433，规模效率为0.776。相比于调整前，调整后的投入产出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说明初始的DEA效率测算因为地区环境差异影响，评判有失公允。调整后湖南农村精准扶贫效率平均值为0.453，纯技术效率为0.585，规模效率为0.818；湖北农村精准扶贫效率平均值为0.227，纯技术效率为0.275，规模效率为0.771；广西农村精准扶贫效率平均值为0.365，纯技术效率为0.435，规模效率为0.835；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效率平均值为0.278，纯技术效率为0.416，规模效率为0.699。

2. CSI-Logistic模型主观绩效结果

按逐步有序logistic分析，筛选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α取0.05）见下式。

通过逐步回归可发现，性别（X1）、年龄（X2）、承包土地面积（X4）、是否提供危房改造（X8）、是否有稳定收入来源（X11）这5个变量对贫困户的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x3）、是否有医保和养老保险（x5）、每年贫困资金支持额（x6）、是否提供就业支持（x7）、与本村平均收入水平差距（x9）、政策宣传力度（x10）对贫困户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否有医保和养老保险（x5）影响程度最大，有医保和养老保险的贫困户满意度较无医保和养老保险的贫困户满意度明显要高，其优势比为exp（2.73）=15.33，即提供医保和养老保险可提高贫困户满意度15.33倍。其次提供就业支持（x7）对提高满意度的优势是未提供就业支持的8.84倍（exp（2.181）），说明贫困户主观上也十分看重就业支持保障；在心理效益方面，与本村平均收入水平差距（x9）、政策宣传力度（x10）均对贫困户的满意度影响显著，前者隐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意味着扶贫工作要受到贫困户欢迎，需要保持和谐共同发展，后者则提示着精准扶贫还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贫困户了解帮扶政策及过程。

3.双层综合绩效评价Z分数结果

上文通过三阶段DEA模型测度了客观绩效结果，CSI-Logistic模型测度了主观绩效结果，由于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不可直接比较，可采用Z分数无量纲化处理，把政府农村精准扶贫投入产出客观效率和贫困户对农村精准扶贫主观评价两个绩效形成系统，依次进行系统协调性分析。同时，按照主客观绩效高中低的划分标准，把上述38市（州）对应到主客观高中低绩效九宫格内，得到图2如下。

图2显示，HN1和HN12为高客观绩效和高主观绩效地区，说明这两地区在客观扶贫成效和贫困户主观评价方面都不错；与此相对应的是“双低”区域，该区域包括HB6、GX6、HB9、HN8、GX7、JX2、GX3、HN6、JX4、JX7、HB7等11个地区，说明相对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GX1、JX3、GX4等3个地区为高客观-低主观绩效的地区，说明这3地虽有不错的扶贫绩效，但相对而言贫困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低于正常水平；同理，JX5、HN3、GX2、JX1、HB5、HB1等6个地区落在低客观-高主观绩效区域，说明虽然扶贫资金与项目发挥的实际效果相对不佳，但获得了更多贫困户的主观肯定。

四、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提升的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多数地方的精准扶贫具有强投入性特征，而相对产出较低，故客观绩效不高。说明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仍存在贫困识别精度不高，资源投入偏向或浪费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随着精准扶贫逐步深入，精准扶贫边际效果递减的趋势。（2）农村精准扶贫的主观绩效较好。相当部分地方具有较高的主观绩效，贫困户的满足感和获得感提高显著，这说明近年来政府精准扶贫的努力得到了很高的认同。（3）双低型绩效地区占比小，但仍有一定规模。这些地方主要是一些资源禀赋差、贫困治理形势复杂的深度贫困地区，这表明在后精准扶贫阶段“硬骨头”不少，扶贫压力依然很大。（4）农村精准扶贫绩效的地区差异大，影响农村精准扶贫综合绩效的因素很多，农田基础设施、产业化经营项目、地区发展环境、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行政方式等都影响着农村精准扶贫绩效。（5）农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必须注重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客观绩效与主观绩效的协调性分析。单纯使用某一层面的评价方法可能都会使农村精准扶贫绩效失真。

（二）政策启示

针对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有必要重新调整农村贫困治理策略，尤其是要将农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效衔接，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建构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1.在继续加大精准扶贫投入力度的前提下，完善贫困识别与瞄准机制，建立贫困户和脱贫户生计动态监测体系，确保实现“真脱贫、脱真贫”。既要重点关注绝对贫困户的脱贫问题，又要防范脱贫户返贫风险和未建档立卡隐形贫困户的脱贫致富问题，对不同人群进行有效识别，分类精准施策。要调整扶贫资源投入方式，实现扶贫资源投入效用最大化。同时，规范群众咨询制度，开展需求调查研究，回应扶贫对象的真实需求，精准对接其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探索建立起需求导向的精准扶贫模式，提升扶贫对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调整农村精准扶贫战略，建构后精准扶贫阶段贫困治理新体系。结合农村精准扶贫面临的新问题和发展的新趋势，要及时调整农村精准扶贫战略。一是从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转向重点突破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在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精准扶贫的注意力将聚焦在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群上，要集中精力“打硬仗”“啃硬骨头”。二是从注重减贫脱贫转向防范返贫和促进致富。在后精准扶贫阶段，贫困治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化解致贫和返贫风险及引导致富方面。三是从侧重扶贫开发转向贫困综合治理。主要是从多维度斩断农村贫困之根，包括加强贫困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

3.将农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效衔接，实施后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治理新举措。（1）探索农村产业发展新路径。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最有效的途径和实现持续减贫最有可靠的保障。新形势下要因地制宜做好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做好地方农村产业布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发展、壮大当地的优势产业。（2）营造农村生态宜居新环境。在巩固精准脱贫成果的基础上，以乡村振兴为导向，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以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为着眼点，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富民经济发展有机衔接，将乡村的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3）培育农村乡风文明新理念。良好的乡风文明能为农村持续减贫和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加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要帮助农民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和科学文化等综合素养，在农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社会良好风气。（4）建立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无论是贫困治理，还是乡村振兴均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深度参与。包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中的动员者、管理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和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贫困人口提升抗风险能力和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5）提升农民脱贫致富新动能。在后精准扶贫阶段，要多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包括唤醒“自愿贫困”人口的脱贫意愿，破除“等、靠、要”被动脱贫现象，确立贫困人口脱贫的主体责任，增加其脱贫利益压力，提升其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和保障贫困人口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和发展生产的机会，提升其把握机会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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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研究”（编号：17BZZ050）；国家扶贫办委托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助力扶贫攻坚策略研究”（编号：XCNZ201712）

作者：陈弘，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导；周贤君，湖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公共管理研究院讲师；胡扬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