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经济及行政体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以“放管服”为突破口，以建成“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改革路径，^{［1］［2］}并涌现了大量地方创新。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正是在我国不断推进并深化经济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成功实践案例之一。

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等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通过解析浙江公共治理改革经验，总结出当代公共管理变革的中国方案，展现了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该书融学术性与前沿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技术性于一体，是一部认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前沿的优秀读物。

浙江是中国创新公共治理实践的排头兵，新世纪以来推出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例如“五水共治”、医疗资源“双下沉、两提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最多跑一次”作为2016年发端于浙江的改革，在全国迅速推广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近年来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的成功范例，反映了全球公共管理变革的实践前沿，是反映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创新的一张“名片”。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基于合理的价值、制度、合法性以及技术逻辑，撬动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府“权治”全方位多领域的深化改革。该书对“最多跑一次”改革案例所进行的深入剖析，为当前应对全球公共治理困境，贡献了来自中国公共治理经验的新范式，也为公共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洞见。

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的理论透视，从公共管理的实践前沿到理论前沿，直指全球公共管理面临的“政府中心主义”共性难题，并对如何突破政府中心主义治理做出理论回应。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公共治理方面同样成就巨大，根本上是源于以政府持续自我革命为支点的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尤其在2002年之后，“建设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目标，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向以强化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管理方式转变。^［3］该书通过对“最多跑一次”改革案例的剖析，生动展示了中国在本土社会经济动态演变情景下，如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路径，实现对政府中心主义的超越。该书研究对象虽然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其笔触远远超越了解析案例实践本身，尝试对中国公共治理的经验做出理论概括，对中国尝试破局政府中心主义治理困境的方式方法做出总结，为全球公共管理理论创新贡献新的思路。

该书的理论分析根植于对公共管理思想史的整体把握，展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之下，公共管理及服务以公共服务组织为基本评价单位，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真实需求匹配度低，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或忽视有效性，行政效率低下。书中对公共管理理论演变的系统梳理表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是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公共管理思想变革的核心。该书作者指出，当前全球公共管理实践暴露出的两大类问题，即公共行政范式下的部门间协调成本持续上升，与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关注效率，缺乏对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的重视，均源于“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因此，书中提出的“超越政府中心主义”命题，站在了公共管理思想史的当代前沿，代表了新一代公共管理理论探索的重要方向。

该书的精彩之笔是指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精髓是“以民众为中心”。党的十九大全面确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了“以民众为中心”的中国公共管理理念革新，这正是中国以“放管服”改革牵动政府自我革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基础和内在要求。^［4］由浙江发起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得以成功开展并收获显著成效，正是在于其运作机制符合“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特征和要求，更好地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民众来定义行动基础，从民众视角梳理、整合行政事项，并更多的将公共治理评价权交付民众。当然，“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实践之所以成为可能，还在于充分把握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机遇，推动“部门化政府”向“整体性政府”的转变，保障新技术工具的充分利用，创新优化管理手段，推进管理流程重构，实现民众能够参与并监督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解决了跨部门跨层级难以协调的问题，真正实现倒逼政府的自我革命。“以民众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思想传统的当代升级版，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执政追求的体现，是中国能够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底气，也是中国公共治理的独特优势。

该书对“最多跑一次”改革做出了精彩的理论评述，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大胆地进行了理论建构，提出了实现“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六个实现条件与具体机制：

第一，“基于法理权威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通过法理权威和科层制结构由最高层权威逐级革新从“以政府为中心”到“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并达成共识，奠定改革的认知基础；

第二，“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全过程民众参与”。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工具及技术，整合公共服务信息，准确高效识别民众真实需求、降低民众参与成本，是实现民众参与公共服务全过程和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的关键；

第三，“基于法治原则的主体责任”。对公共服务组织与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作相关界定，是建立平等、协作的‘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主体间关系的保障；

第四，“新技术与传统机制融合的内部协调”。通过技术引入数据共享，倒逼公共服务组织内部的流程重构与优化，降低组织协调成本，在技术手段无优势的公共服务领域，保留传统机制；

第五，“内化潜在冲突的主体间协调”。创新主体间协调机制，使公共服务组织与公共服务使用者共同承担责任，将潜在冲突内化在公共服务中；

第六，“多种渠道的实时监督”。打通完善公共服务使用者与公共服务组织之间的非物理接触及物理场域的双向沟通渠道，使民众能够实时监督并反馈意见。

上述六个方面是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公共管理实践的操作原则，用以指导实现“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变革。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制度设计原则（Design Principle），是公共管理学者建构“中层理论”的学术传统之一，诸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5］邓穗欣教授的建设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6］杨立华教授的专家学者有效参与治理的七项原则。^［7］该书提出的当代公共治理改革的六项原则，显然可以归入这一学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管理理论贡献。本书的六项原则是基于“浙江经验”，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经验的凝练总结，可以视为“中国方案”的理论抽象，对于实现“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变革具有一般性理论价值，因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治理实践有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改革风起云涌，全国各地千帆竞发、争先创新，这为公共管理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学术舞台。郁建兴教授课题组通过取“最多跑一次”一瓢饮，在公共管理前沿上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展现了从当代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行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和潜力。最后，祝贺郁建兴教授对中国公共管理前沿做出的理论贡献，期待未来涌现更多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

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2］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EB/OL］. http://www.gov.cn/

xinwen/2018-07/12/content_5305966.htm.

［3］周光辉.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40年中国行政改革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18（6）.

［4］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19（3）.

［5］［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的演进［M］.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6］［美］邓穗欣.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M］.左晓燕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8.

［7］杨立华.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荒漠化及其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解决的新模型［M］.郑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责任编辑　张家人）

作者：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