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十而立”，总结和反思行政学恢复30年来的发展状况，是明确我国行政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1986-2016年出版期刊论文的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和著作的内容分析，探讨了过去30年我国行政学的范式变迁和研究主题变化。研究发现：（1）在过去30年里，行政学大致经历了四个变迁阶段或研究范式，且各阶段的研究主题各有侧重——1986-1992年的行政管理侧重于研究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关系，1993-1997年的公共行政侧重于研究强调公平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管理，1998-2007年的公共管理侧重于研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2008年以来的公共治理侧重于研究多主体参与的国家和社会治理；（2）我国行政学研究仍存在学习和简单模仿西方行政学的问题，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范式”应是我国行政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行政学；范式变迁；研究主题；可视化分析

一、导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学科发展亦是如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我国行政学的发展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行政学在建国之初的高等院校调整中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要赶快“补课”后，中断30年的行政学才在1986年开始恢复。在过去的30年里，行政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2］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客观梳理、总结和反思，是推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行政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数据，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和特点总结。根据分析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无量化数据的规范研究和基于文献的量化研究两种。在规范研究中，分期法是学界常用来分析学科发展历程的重要方法，主要根据学科历史中关键概念的辨析或重要事件进行阶段划分。［3］例如，薛澜等根据学科研究焦点和方法的不同，陈辉结合历次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4］［5］在量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选择特定年限和特定期刊的论文或博士论文等，针对某些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例如，薛澜、何艳玲、杨立华、吕芳等先后通过选择《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兼具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定量研究了学科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存在的问题等；［6］-［9］敬乂嘉、陈振明等则先后对我国不同时期的行政学博士论文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了其研究方法、论文质量等。［10］-［12］

已有研究在帮助了解学科发展历程和特点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仍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在研究时间方面，大部分研究没有涵盖1986年以来行政学30年（1986-2016）发展的全历程。其次，在研究数据方面，仅选择部分期刊或博士论文等单一数据形式进行分析。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量化研究仍主要属于相对简单的频次统计或人工整合，客观性和直观性还有待提高。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进一步扩大研究时间（包括1986-2016年）和数据（包括期刊论文与著作），并运用专门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软件），以求更为全面客观地梳理学科30年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主要回答的问题是：（1）恢复重建30年来，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或研究范式）?？各阶段的研究主题特征主要是什么？?（2）学科发展范式还存在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二、概念界定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大体上具有综合和局部两种用法：综合的用法指学科研究所共有的模型或范例，指导着学科的常规科学活动，是衡量学科成熟（即成为常规科学）的标志；局部的用法则指学科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遵奉的“范例”，集中表现为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聚焦不同核心理论、主题和方法等形成的不同研究形态。［13］由于行政学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还远没有发展到“常规科学”阶段，因此本文取其局部的用法，即通过分析学科各个时期研究主题的变化，探讨学科研究阶段变迁。（此处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一种基于论述和研究便利的“方便选择”，如有读者不同意这一用法，可将其简单等同于“阶段”或“主要研究主题”等。）

另外，在中文中，由于学科名称翻译差异，人们常常将英文学科名“public administration（PA）”对应于不同的中文学科名，导致学科拥有诸如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诸多中文名称。［14］-［16］为了讨论方便，本文统一称“行政学”。同时，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区分作为学科名称的PA和基于不同研究流派、取向等（或说研究范式）形成的其他学科术语，本文将这些术语的英文来源和中文翻译、英文出现时间、时代背景、主要内容或特征等进行了初步整理（见表1），以为后文的范式分析和中美对比奠定基础。

三、数据收集、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期刊论文和著作两部分。其中，期刊论文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在学科分类方面，将所属学科限定在社会科学辑中的“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共得到1986-2016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30余万。由年发表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可知，学科在过去三十年得到了迅速发展。著作则选取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数据库。本文将检索范围限定在与行政学关系最密切的分类“国家行政管理”（D035），逐年统计1986-2016年间的出版数量，总计约1800余本。

由于论文与著作数量均较多（共计30余万），研究质量参差不齐，本文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高影响力论文和著作作为样本数据，以直观清晰地展示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需说明的是，虽然经典著作对学科发展非常重要，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常大于期刊论文，但由于我国行政学恢复时间尚短，目前还主要在国外著作基础上展开研究，还缺乏较经典的著作；同时，即便有经典著作，其研究主题变化也常可以通过更具时效性的期刊论文主题变化来体现，因此，本文主要以期刊论文数据为主初步得出结论，以著作数据为辅进行验证和分析。

具体而言，知网期刊论文的筛选通过“SCI”和“CSSCI”期刊类别和被引频次抽取。通常认为，被引频次越大，认可度越高，研究质量也可能越高。［31］同时，由于1998年前的数据尚无CSSCI分类，因此论文数据抽取又分为两阶段：1986-1997年和1998-2016年。首先，通过估算，1998-2016年间每年“SCI”和“CSSCI”论文约占当年总发表量的10%。基于此选择1986-1997年每年论文发表总量的10%作为研究数据。其次，在被引频次方面，选取被引排序前10%的论文进行研究。最后，由于被引频次受发表年份影响，即发表越早，被引频次可能越大，因此按年份进行等比例筛选，即对每年论文按“被引”由大到小排序，选取当年论文发表总量的前10%。

著作在中图分类号为“D035”的基础上，按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的系统选项进一步筛选。选择语言为“中文”，资料类型为“图书”分馆为“全部”，起止年份为“1986-2016”，共选出1522本著作。为保证数据一致性，参照论文抽取方法，等比例选取每年出版数量的10%。由于本文主要是对学科不同时期的重要研究主题进行较全面的可视化梳理，而不是对某个或某些经典主题进行详细论述，因此主要选择书名包含“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概论性或教程性著作（但不包括培训类、考试大纲或考试指南类书目）为样本。

通过以上两类数据抽取，最终选择1986-2016年间的4737篇期刊论文（1986-1997年的316篇和1998-2016年的4421篇）和152本著作为研究对象（见表2）。

（二）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

由于数据特质不同，本文使用文献计量法的专门分析软件CiteSpace分析论文数据，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著作数据。

CiteSpace是一款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分析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和探测学科发展前沿的软件，通过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32］根据CiteSpace分析原理可知，关键词（Key Words）是一篇学术论文中揭示研究主题的词汇，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精髓，其形成的共词图谱的节点、聚类和色彩随着其特征值（频次、中心性值、突现值等）的变化而变化，能够反映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或某一领域的总体特征与演变趋势。CiteSpace的分析结果可呈现为Timezone View（时区视图）、Cluster View（聚类视图）和Timeline View（时间线视图）三种形式，线条颜色由冷色到暖色表示时间由早及近。本文将搜集到的期刊论文数据进行格式预处理后导入CiteSpace软件，并进行如下参数设置：时间段为1998-2016，时间片为1年，分析信息类型为“Key Words”，阈值选择“top50”，剪裁方式选择“Minimum Spanning tree+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

本文主要运用EXCEL2010等工具统计不同时期著作研究内容的频次，以对研究主题进行内容分析。［33］具体而言，首先，以论文数据的阶段划分为基础，将所搜集的著作进行阶段划分；其次，将著作目录的章节标题作为二级分析类目，合并相同章节标题，得出其各标题的具体频次；再次，结合论文的聚类分析和章节的具体内容，对著作的章节标题进行聚合、归纳与统计，将合并后的内容作为一级分析类目；最后，计算和比较不同阶段一级分析类目所占百分比例的变化。

四、结果

（一）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演变进程

1. Timezone视图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高频关键词

Timezone视图通过将相同时间内的关键词节点集合在相同的时区能够得出研究主题的变化情况。本文首先以此讨论1986-2016年期刊论文的高频关键词。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反映研究主题的阶段性，将阈值设为大于40。根据软件得出关键词的阶段性，并结合学科发展历史发现，可将行政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6-1992、1993-1997、1998-2007、2008年以来（关键词阶段图此处略去）。

在阶段划分基础上，进一步统计了频次大于40的关键词及其词频、突现值和中心性（见表3）。由表3可知：（1）1986-1992年间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民族方面展开，例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且各关键词的突现值和中心性值都比较高；（2）1993-1997年间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政府机构或行政改革等方面，例如“社会管理”“行政改革”等，个别高频关键词的突现值高，但中心性值却没有那么高；（3）1998-2007年间的研究内容有所扩大，突现值和中心性值都进一步降低，例如“绩效评估”“危机管理”“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4）2008年以来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社会组织和治理问题，突现值有很大提高，是四个阶段中最高的，但中心性值都较小。可以看出，随着行政学的发展，各阶段的中心性值逐渐下降，表明我国行政学研究逐步多元化和多样化；而各阶段突现值的波动则显示了各阶段的不同研究前沿及其突现程度的高低。例如，1998-2007年间的低突现值说明该阶段的研究较分散，这也与该时期的行政学在“公共管理”的名义过度扩大了研究范围相关；2008年以来的高突现值则说明该阶段的研究由于大都围绕着“治理”展开，使得学科研究前沿进一步聚焦。

需说明的是，在“频次大于40”的条件限制下，表3中1987-1993年出现研究空档，难以反映学科发展的主脉络及其连续性。为此，降低频次的条件限制（降为“频次大于5”），进一步统计了1987-1993年主要关键词及其频次。其结果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包括“民族问题”“华人华侨”“东南亚”等研究，也包括“公务员”“体制改革”“政党问题”“决策问题”“第三产业”“地方政府”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内容。

2. Cluster视图的聚类分析及各阶段研究主题

为进一步分析各阶段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本文接着采用CiteSpace软件Cluster视图形式，对1986-2016年期刊论文的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并选择按照关键词命名各个聚类的方法，最终共形成了39个聚类。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CiteSpace自动生成的聚类信息列表Summarization of Clusters列出了行政学各阶段的研究主题（见表4）。由表4可知：（1）1986-1992年间的聚类只有一个聚类10，共26个成员，平均年份为1989，轮廓值为0.538，主要围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内容；（2）1993-1997年的聚类主要为聚类6和7，分别为“社会保障”和“地方政府”等；（3）1998-2007年的聚类较多，主要为聚类14、11、5、16、23和4，主要内容为“危机管理”“行政伦理”“公共服务”“公务员制度”和“绩效管理”等；（4）2008年以来的聚类主要为聚类1、0和2，主要内容为“国家治理”“电子政务”“公众参与”等。

3. Timeline视图的时间跨度及其重要性

由于Timeline View是将相同聚类文献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能够反映各聚类研究的时间跨度和重要性，因此对1986-2016年期刊论文的关键词采用Timeline视图予以研究。由软件输出结果，行政学各个时期均存在多个不同的聚类或研究主题，但各个聚类发展的时间跨度各有不同，有些聚类的时间跨度很长，如聚类10等研究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同时，各个聚类的研究数量不同，因此其重要性也有所不同，例如聚类1、2、3等的研究数量较多，因此这些聚类的研究主题较重要。由此可看出，行政学在各个发展时期呈现以某一（些）研究主题为主，多种研究主题并存的现象。

（二）著作数据的补充

为补充行政学各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各阶段著作的研究主题，并计算了其百分比。由表5可知：（1）1986-1992年间的研究主题以“行政管理”占比最高，且其他研究主题也是“行政”的各个方面，如“行政领导”“行政机构”“行政职能”等；（2）1993-1997年间的研究主题以“公共行政”占比最高，其他研究主题多为“公务员制度”“公共关系”“行政伦理”等注重“公共性”的内容；（3）1998-2007年间的研究主题以“公共管理”占比最高，其他研究主题多为“电子政务”“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等与管理学相关的内容；（4）2008年以来的研究主题以“公共治理”占比最高，其他内容也多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协同治理”等治理方面的内容。

五、讨论

（一）我国行政学30年的范式变迁：阶段划分及主题特征

我国行政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其阶段发展与西方行政学有类似之处；但我国行政学也是建立在我国政府改革实践基础上的，［34］且我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领域和主题，［35］因此，我国行政学的发展阶段或范式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36］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美国行政学范式进行了划分。例如，欧文·休斯划分为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治理三大类型；［37］尼古拉斯·亨利划分为政治-行政二分范式、行政原则范式、作为政治学的范式、作为管理学的范式、作为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和治理范式等六大类型。［38］我国学者马骏划分为古典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学和公共选择学四个阶段；［39］薛澜、陈振明等划分为（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三个时期；［40］［41］顾建光划分为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三个阶段。［42］综合已有学者的划分方法，本文将美国行政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或古典公共行政、管理学、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图1左）。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由著作数据的内容分析和不同阶段论文的研究主题可看出，我国行政学发展或范式大致可划分为四阶段：1986-1992年的行政管理、1993-1997年的公共行政、1998-2007年的公共管理和2008年以来的公共治理（图1右）。这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前期学者们对我国行政学的一些概括的合理性，为其提供了数据支持；而且也将学者们的一些早期和后期的概括整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对1986-2016年30年间我国行政学发展的总体看法。需指出的是，各时期实际上并不仅仅存在一种范式，一个范式产生后也并不会只在一个阶段存在，此处仅以主导范式对其进行命名。

1.行政管理（1986-1992）：侧重于研究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行政改革面临行政效率低和现代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与此相适应，1986年恢复后的行政学，强调行政效率，并以“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阶段类似于美国的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教材类等著作主要针对一般行政原则和组织机构进行静态分析，以对行政学基础知识进行介绍；期刊论文则强调了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这可能是因为：其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又主要与政府机构相关，使得民族问题研究成了我国行政学初期研究的主要特色；其二，行政学刚刚恢复，很多人还不怎么了解行政学，少数了解行政学的学者又将重点放在了教材介绍，故在这时期归入行政学研究的很多论文其实也较缺乏真正行政学的视野。由于这一时期普遍将行政学叫做行政管理学，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且周世逑和夏书章等先生先后出版的教科书也均以《行政管理学》命名，并出现了将行政机关和科学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热”，［43］所以本文采取周世逑教授等的译法，将1986-1992年的行政学范式命名为“行政管理”。

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一般行政管理”主要研究了行政领导、行政机构、法制建设、行政职能、行政原则、行政环境、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等。例如，加强了对行政领导集体班子的合理结构、领导者的能力与素质等问题的研究；同时，加强了对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能、行政原则、行政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此外，还加强了对行政改革、法制建设、行政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以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实现祖国统一为目标，加强了对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探讨。

2.公共行政（1993-1997）：侧重于研究强调公平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管理

1993年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方向，在机构改革领域则主要以降低贫富差距和建立公务员制度为目标。同时，这一时期的学科研究与西方行政学的交流增多，西方行政学译著增多，且以“公共行政”（包括地方政府和机构改革）和“社会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加强了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特别地，与上一时期的“行政管理”不同，这一时期的学科研究突出了“公共”二字，强调了“社会公平”等规范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这一时期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不仅具有强调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的特点，［44］而且在事实上学习了很多“新公共行政”的做法，因此本文将1993-1998年的行政学范式命名为“公共行政”。

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公务员制度、行政改革、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和行政伦理等。例如，加强了对一般公务员的研究，主张通过行政伦理等精神层面和法制监督等法律手段，提高公务员任务执行过程中的行为规范，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体系，维护政府公共关系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了对经济和政治等体制改革的研究，探讨了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同时，重视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基本职能、府际关系、管理方式等的研究。“社会管理”研究则主要关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例如系统研究了社会保障体系、对象、标准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以追求社会公平。

3.公共管理（1998-2007）：侧重于研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这一时期，政府进行了针对公务员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的机构改革（1998和2003年）；同时，随着1997年首次在研究生教育中增设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科进入了以“公共管理”为名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为主，研究对象主体也有所增加，由政府机构扩大到非营利组织、公共部门等，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方法和市场机制等引进公共管理领域。此外，该时期的著作名称也出现了“公共管理学”热，因此本文将1998-2007年的行政学范式命名为“公共管理”。

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电子政务、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危机管理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例如，随着政府管理工具和手段的更新，加强了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研究；同时，由于该时期我国出现了“非典”“雪灾”等众多社会问题，因此加强了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和危机管理的研究。“公共服务”研究则主要关注服务型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例如，围绕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目标，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和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评估体系等的研究；同时，较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4.公共治理（2008以来）：侧重于研究多主体参与的国家和社会治理

这一时期，政府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2008和2013年），以加强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大了机构整合力度。同时，随着治理概念的引入，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开始更多地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强调了不同社会组织（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等）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同时开始关注运用政务微博等先进技术手段和工具进行治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行政学在强调“公共”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治理”，因此本文将2008-2016年的行政学范式命名为“公共治理”。

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公共治理”研究以推进公共治理体系和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加强了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协同治理、电子治理、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应急管理的研究。“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各种社会组织和公共组织的权责范围、参与方式、与其他主体间的关系、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等，将公共治理和更广泛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统一了起来。

（二）问题与反思：从效仿西方范式的追赶式发展到构建“中国范式”的迫切任务

我国行政学从1986年恢复后，用30余年的时间，通过学习和追赶，走完了西方行政学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研究范式而言，我国行政学的发展还主要是学习、效仿和追赶西方行政学范式，还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并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范式，这是我国行政学今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例如，就是2008年以来的具有高突现值的“公共治理”范式，也只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治理范式的追随，反映了我国行政学独创性、本土性、独立性、国际影响力和引领性的严重不足。

1.对西方行政学范式的效仿及其问题

整体来说，过去30年我国行政学范式主要是对西方行政学范式的学习和效仿，这就使我国行政学最起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对我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挖掘较少。我国从西方引进了大量行政学理论，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治理、网络化、绩效管理等，这大大丰富了我国行政学理论，加速了其恢复与发展，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是，缺乏对传统的挖掘和与传统的联系，使中国行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游离于中国核心价值和文化之外，不仅缺乏对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实际贡献，缺乏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而且缺乏国际独特性和竞争力。

（2）对我国社会现实问题和政府改革具体实践的研究较浅。过去30年（甚至包括当下）我国很多研究主要表现为“机械性”地介绍西方理论，缺乏对这些理论在中国特定情境下的具体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往往比较宏观笼统，缺乏必要的聚焦、深度和具体性。例如，对“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行政伦理”“和谐社会”“治理体系”等概念或内涵的研究较多，而对其具体操作性问题研究较少。对于在中国现实情形下，到底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等问题都没有详细清楚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45］

（3）对西方行政学的影响不足。从西方行政学范式变迁的研究主题来看，中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反映了我国行政学本土知识输出不足的问题。我国行政学研究已经恢复30年，虽然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初步达到了能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阶段，但其理论基础还都是西方行政学理论，即使偶尔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也很难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未能形成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2.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范式”

我国行政学研究必须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范式”，建构既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又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包容性话语体系，［46］这可从以下三点着手。

（1）挖掘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文化。正如达尔所说，“人们不能认为公共行政学能够摆脱这些条件作用（每个民族国家特殊的习惯习俗、制度化和行为方式、世界观甚至民族心理）的影响，或者认为它能以某种方式独立于和隔离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47］我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实践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行政资源，为发展中国特色的行政思想和构建系统的行政学研究“中国范式”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我国是具有较强集权传统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我国也是一个有着丰富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国家，如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老子提出的“无为之治”、韩非子的“依法治国”、隋唐创建的选官体制及历朝历代的丰富行政实践和经验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行政学历史遗产。

（2）回应中国重大政治和公共管理现实问题。中国行政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那些百姓关心、执政者棘手的问题。［48］我国正处于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之中，国家转型和变革为学科研究提供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和经验素材。［49］我国行政学者应立足于我国行政改革实践，运用多种方法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和公共治理各方面的问题，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提升我国行政学的学术自信和理论自信。

（3）提高“中国范式”的普适性。中国行政学应该树立大国行政学应有的学术抱负，用中国经验去丰富世界和国际行政学理论。一方面，基于中国国家转型经验，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概念，构建中国本土化概念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以检验和提高中国行政理论在其他国家、地区和文化的适应性和普遍性，提高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为世界行政学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蓝志勇教授对本研究的宝贵意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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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机制研究”（编号：14ZDB1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编号：18VZL001）；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基金“雾霾防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编号：2017CSOARJJKT014）

作者：杨立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100871；常多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