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清教授的论文集《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与大家见面了。本书从民族与国家、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与改革、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城市民族工作、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治理、西藏与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其他问题等八个方面对民族地区的治理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民族问题治理的力作，也是本领域亟需但不可多得的认真、客观和公正的思考。全书力求从现代国家构建的逻辑视角审视族群关系，寻求和谐治理的理念和有效途径，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对现实治理问题翔实的分析、经验的总结和政策建议。

李俊清教授素有“填补了我国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研究空白的学者”的美誉，是公共管理学界在民族地区治理问题方面的开拓者。在内地公共管理学科的同仁中，鲜有学人去过他所去过的那么多的民族地区访问和调研，像他那样教过那么多的少数民族的学生，或者像他那样在少数民族问题和民族地区治理研究方面孜孜地追求。李教授对民族问题的深刻了解、细致的研究和执着的关注，是他在民族地区公共管理领域有如此多的成果的原因。

一

本书首先探讨的“民族与国家的张力”问题深藏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之中。用李教授的话来说，“现代化起源于“思想怯魅”运动”。这一运动“使得个人从传统社会中信仰的、被动的、服从的客体，变成了怀疑的、积极的、主动的主体。”现代国家的逻辑认为，“国家应该是在个人主义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订立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而组建的。国家的统治者和统治方式应该与个人通过平等协商来确定。国家的权力应该服从个人契约，服务于个人目的。因此，理论逻辑上的现代国家基本都是民主国家，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有限和受到监督的权力，以帮助个人实现其福利为主要目标，不能侵犯个体的正当利益。”（第５页）

然而，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践中，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是：在“被思想怯魅”了的社会中，传统的社会整合纽带（如血缘、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断裂或者弱化了，而新的社会整合纽带（如法律、新文化、新制衡）却未能及时形成，留下一些社会治理的真空。另外，“主权、领土和人民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三大核心要素”，但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和军事征战造成的人口迁徙、政治意识认同、历史传承等，使得现代国家的疆域边界并不按种群、宗教、民族文化的特点来划分，文化、族群、宗教跨国界存在的现象十分普遍，种下了价值冲突的种子。

对于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运动，李教授提到，“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问题的出现，是现代性价值的成熟超前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结果（第９页）。李教授的这个观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直指当前全球性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矛盾的本质：“不同民族嵌入在国家的体系中，是国家领土内的文化、思想和族群冲突的根源，也抑或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书中这一部分的讨论，核心点就在于指出“现代国家的逻辑和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之间是有内在矛盾的。”现代国家强调个人权利，而传统的民族价值观侧重族群的群体利益和共识；现代国家强调以政治主权为边界，而族群则往往以民族、文化认同、宗教和传统为边界。在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出了传统民族国家的形态，连民族、宗教信仰最集中的国家中也有外来移民和少数不同文化、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

二

哪里有个人，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人群，哪里更有矛盾。宗教、文化、血缘、社团以及后来的国家，都是为了解决矛盾冲突，追求和平生存发明的管理方法。现代的理念将社会的基本管理单元简化到个人，是一种进步。但因此带来的复杂性、挑战性、多元性其实更大，更需要好的治理方法。民族、文化、宗教等都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有数千年的传承，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历史上也有大民族大文化压迫小民族小文化，追求稳定和平的现象；也有大文化吸纳小文化，丰富自己的内涵和软实力的现象。现代国家虽然希望突破和解决压迫，让个人和群体都达到最大程度的平等和自由，但也常常做得不够，或是思考不周，或是力不从心。

总结来说，就是民族问题不应该以传统为借口阻碍进步，而现代国家也不应该以现代是进步，忽略传统。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有一段名言：“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深渊。”同样的道理，过去的传统就是一道美丽的幻光，但谁把幻光真当成了幻光，只注重了美丽的外表，不了解它的缥缈和不完整，谁就会跌入无底的深渊。同样，美丽的“现代”也是一道幻光，如果不对它进行脚踏实地的创新提升和实施，它也只能仅仅是一道美丽的幻光。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和中华大地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磨合、大国疆域的形成，给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合则兴、裂则衰。爱护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善、和谐礼让的美好理想，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本书以“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命名，实是神来之笔。

三

李教授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国家逻辑建构的进程，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神学体系高压的反弹，因而难免充满了积极色彩与理想主义。近代早期思想家们对传统社会的各类共同体，以及维系这些共同体凝聚力的或多或少具有魅化色彩的社会纽带，也难免过度批判与否定。”笔者读来，这一段似有对传统现象和现代国家逻辑各打五十大板之嫌。传统社会中其实也有宗主国、宗教国和大封建主主导的国家，国家与民族种群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同时，现代国家的理念虽然充满理想主义，并非没有与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存的可能。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多元共存、包容式发展的理念，更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和理想。

事实上，李教授在后来的篇幅中也提到，“西方现代国家构建，公民导向的价值取向整体上清晰而坚定，相关理论积累以臻成熟，现实的利益纽带也已经牢牢将公民捆绑为一体，公共服务的普及与均等化使公民与国家企业关系日趋紧密……为公民导向的国家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第13页）。这一段，说出了西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成功的关键所在，有画龙点睛之妙。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的构建基础是政治理念的认同和对法律原则的共识，并不都基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地理国家或者宗教文化国家。它以个体、而不是族群、文化和宗教板块为基本单元。它努力要防患的就是族群、文化、宗教板块和大封建主对个体的压制和盘剥。成熟的现代国家，以成熟的政治理念、法理和法律，良好的社会治理协调个体、组织、群体之间的关系。文化、宗教的多元只是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要素，并不是挑战法理权威的基础。我国在早年学习苏俄的民族政策过程中没有高度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不足，也反映在我们当时民族认定的努力和八十年代中期处理民族矛盾问题的一些细节中，留下了后遗症，李教授在书中对此都有细致的描述。

近年来全球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抬头确实是对高速全球化的一个反弹，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动”。当然，从反面来说，就是全球化推进的速度和现代国家构建的努力超越了社会承载力的“激进，”或者说现代治理推进太快，理念和制度构建不完美、不充分，留下了相当的治理空档，没有很好解决新环境条件下涌现出来的族群、宗教和文化冲突问题。它们给现代公共管理者或者说国家治理者的挑战是：如何理解这样的“反动”或者“激进？”如何妥善解决这类反动和激进引起的社会矛盾？怎样有更好更完美的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方法，解决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四

该书第一部分认真讨论了民族问题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其余的篇章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在大量的调查、访谈、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李教授提出了许多有益解决民族地区问题和现有矛盾的政策建议。这些方案，都是解决和治理民族问题的良方。按照他给民族问题治理开的“药方，”推行现代国家的逻辑，理念基本清晰，理论还需要完善，但更多的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和复杂多变的思想潮流中，坚定信仰、坚定信念，以现代国家治理的先进思想为基础和中流砥柱，既有坚实的地盘，也有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以此构建和引领世界文明，就可以解决现代民族问题。

该书丰富翔实的数据和案例、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分析讨论、尖锐和深刻的问题剖析、实时应景的政策建议，反映的是李教授多年来不辞劳苦、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辛勤奔波于我国疆域辽阔的民族地区，深入调查研究、辛勤笔耕不辍的努力；反映的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位卑不敢忘国，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奉献情怀，十分可敬可佩。李俊清教授的文集，回答了我国边疆治理相关的重大问题，解释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本缘由，也给我国未来民族政策的走向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性研究的依据。作为同行，我们为有这样的公共管理学人感到兴奋和骄傲。我认真地向大家推荐此书，以增进我们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的理解，期待李教授在探讨民族问题的学术道路上继续精进，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我国建设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国家、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