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优良传统和发展历程三个层面，习近平对论断作出系统论证。论断要求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以利于客观稳健决策;论断要求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以利于高效正确决策;论断要求在“四个下功夫”上优化调查研究，以利于科学合理决策。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不但在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为全党所广泛认同。

[关键词]?习近平;决策;调查研究

【文献引用】冷兆松：习近平“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论断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8（12）：6-10.

2004年至2017年，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探索，习近平关于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思想日臻成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论断的提出

2004年4月，在浙江省富阳市调研时，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制定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观点。“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无论是制定决策、还是实施决策，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总结基层经验，为作出正确决策创造条件，为检查决策的偏差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1]2004年6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调查研究多了，情况了然于胸，才能作出正确决策。[2]

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3]

这段讲话非常重要，是习近平关于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思想，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里，习近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党的优良传统和发展历程三个层面，系统论述和准确揭示了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论断，[4]标志着这一思想不但在理论表达形式上已经成熟，而且为全党所广泛认同。

二、对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论断的论证

习近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优良传统和发展历程三个层面，对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论断，作出了系统论述。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论述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5]

现在，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呢?习近平的回答是：“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应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因为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6]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既然制定政策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客观实际呢?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才能准确把握客观实际。[7]

(二)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层面论述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8]

2015年6月，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9]

(三)从党的优良传统和发展历程层面论述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10]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不少见。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19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也存在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的严重作风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认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和政策措施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展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运动，及时终止和纠正了脱离实际的政策措施，制订出《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11]

三、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以利于客观稳健决策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该通过什么调研程序决策的事项，就要严格执行相关调研程序，不能嫌麻烦、图省事。对本地区、本部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问题，应坚持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提交讨论的重要决策方案，应该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决策方案作比较。”[12]

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陈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又说：‘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说到底，根子还是在于调查研究少了一点儿，‘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作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它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际中才能产生。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之前，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同真正明了实情的各方面人士沟通讨论，通过‘交换、比较、反复’，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研成果，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13]

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习近平的这个观点，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4]“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5]

四、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以利于高效正确决策

习近平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

(一)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下去做调查，更容易作出决策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拿出对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研报告。为什么要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呢?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16]

(二)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的宝贵经验

201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同志就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调研，结果很快就形成了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使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那次全党大调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17]

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带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抓住主要矛盾，带着同样的问题亲自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有利于迅速形成共识，果断作出正确决策。无论是针对农业问题还是针对工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率领的调查组，都是带着同样的问题下去，集中一段时间，深入不同的地区做调查，再将各地的情况进行汇总。在分别调查的基础上集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最后达成共识并作出正确决策。[18]

(三)习近平在浙江省主持工作时的成功经验

2005年1月，习近平在《今日浙江》上发表文章指出：浙江省委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和各项工作落实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新一届省委以调查研究开局，每年确定一批重大调研课题，由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主持，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省委提出的实施“八八战略”和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就是在调查研究和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基层实践经验和创造精神的总结、归纳和升华，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也是对历届省委工作决策思路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特别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正确的决策思路，使我们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切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体现群众意愿。[19]

五、根据信息化时代、多样化社会、转型期阶段的新特点，在“四个下功夫”上优化调查研究，以利于科学合理决策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处于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开放的多样化社会、各方面转型的新阶段，“与过去相比，影响决策的因素增多，决策的时效性增强，决策的风险增大”，我们作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决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在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上下功夫”。“调查研究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纽带”，是“决策之要”。只有在这“四个下功夫”上努力优化新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才有助于领导机关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20]

(一)在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使决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005年11月，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日益突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重点各自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党委、政府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局部和个体所具有的代表性有所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善于从大量的个体情况中找到一般规律，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事物，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21]

过去有在下面蹲点一周半月的做法，“解剖麻雀”等典型调查的方法曾被广泛运用，这种精神要学习、要弘扬，但现在工作节奏这么快，信息渠道那么宽，通讯工具那么发达，又要照顾面上的情况，改进方法和手段也是应该的。我们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同时也要注重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很重视典型调查，是进行典型调查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审慎地看到典型调查成果适用范围有限，告诫我们“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使决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22]

2006年1月，在浙江省委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的广泛性，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3]

(二)在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

2005年11月，习近平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必须把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放在重要位置”。实践表明，我们的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富有成效。[24]

如果脱离中心工作，远离决策需要，调研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前的经济社会生活极其复杂，政策研究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能笼统含糊和空发议论，务必做到符合实际、思路正确、措施具体。“对多数调研成果而言，提高针对性也就意味着时效性”，对热点问题以及领导关注的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快速反应，及时调查，积极为领导谋思路、出点子、想对策、拿建议、解难题，以满足领导的决策之需。[25]

(三)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翔实、可靠的信息和数据

2005年11月，习近平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我们党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我们要在新时期加以继承和完善。[26]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善于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多学科理论，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翔实、可靠的信息和数据。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起来，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27]

(四)在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上下功夫，必须强调“研以致用”

2005年11月，习近平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一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基层的实情，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但政策研究部门要求要更高一点，“不仅要重调查，更要重研究，我曾经说过‘关键是调查后要善于研究，抓点时要善于管窥全豹，跑面中要能够见微知著，综合提炼’。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就是要有抓住重点、找准典型的敏感性，发扬锲而不舍、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同时，政策研究部门的调查研究，既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也有别于具体的工作部署，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策性应用研究，必须强调‘研以致用’。”[28]

怎样才能做到“研以致用”呢?习近平从调研的选题、视野、过程、建议四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论述。他指出：(1)调研的选题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委、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2)调研的视野必须宽广开阔，既要预见潮流所在和大势所趋，又能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3)调研的过程必须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心分析和研究的过程，要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特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切忌浮光掠影，主观臆断，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观察事物、研究问题;(4)调研形成的建议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有些对策建议看似正确，却因难以实际操作，只能束之高阁。[29]

2006年1月，在浙江省委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注重调查研究的有效性，不仅要重调查，更要重分析研究，能够综合提炼、见微知著、管窥全豹。办公厅的同志担负着为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起草文稿的重要职能，更要注重实践，注重调研。”[30]

六、坚持和发展党的调查研究理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科学地实施调查研究工作的勤奋的实践者和强力的倡导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确的政策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这样两个重要的思想观点。第一个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快被全党同志所熟知;第二个观点(正确的政策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却没有得到普遍性认知。30年之后，第二个观点还是不为全党同志所熟知，为此，1961年毛泽东特别提请全党同志要引起注意和重视。[31]

1961年，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大家都熟悉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32]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和1961年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策略和政策指的都是重大决策。通过简要回顾，我们认识到，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观点，最早是由毛泽东于1930年提出来的，1961年毛泽东再次提请全党同志引以注意和重视，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要强调“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于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列举了“四个有的”。(1)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下去调查研究;(2)有的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实际生活;(3)有的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情况，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应对不得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4)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对此，习近平尖锐地指出，类似于“四个有的”的种种作法，既严重影响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又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33]

2004年至2017年，通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的思想，不但在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为全党所广泛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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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8][10][12][16][17][33]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N].学习时报，2011-11-21.

[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1).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EB/OL]. http://news.12371.cn/2015/01/24/ARTI1422089386231547.shtml，2015-01-24.

[9]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党的文献，2015(4).

[11][18]闻言实.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J].党的文献，2013(3).

[14][15]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111，115.

[19]习近平.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J].今日浙江，2005(1).

[31][32]毛泽东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0，262.


作者：冷兆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