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社会政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深圳518060

随着人们生活进入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融合的时代，城市的构成要素、结构形态、功能体系、运行逻辑以及发展取向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同时城市中人的交往方式、物的流动方式、权力的流变方式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要求探索城市治理的新形态。然而，人是城市的灵魂，保证人的生存、生产与生活是城市的使命。这决定了城市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不在城市本身。只有适合于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城市才是好的城市，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永续发展，保持繁荣。因此，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发展，城市治理都必须把保障和实现人的发展置于城市治理的中心地位，把最大限度地激发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所在。本文将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变革时代的城市治理创新方向。

一、城市革命：新形态与新治理

城市虽不是与人类一起诞生的，但城市出现后，却始终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空间和推动力量。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与发展都会通过城市的变化而得到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从古代迈入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城市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成为推动国家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平台。于是，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主题，城市化水平成为测度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1]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轨道中展开的。城市化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赶上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然而，中国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而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所以，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城市文明的基础是有限的，城市体系都是在短期内急速发展起来的。例如因举办G20而再度为世人所瞩目的历史名城杭州，虽然在古代是繁华的商贾之地，也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作为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始于近代，至今不过百余年。所以，对于中国发展来说，全面提高城市治理质量是中国深化城市化进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关键路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城市治理水平有很大进步，许多大中型城市的治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共设施完备、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创新活力强劲、城市运营有序、城际互动顺畅。但是，在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前沿城市都在悄悄地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治理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及时赶上这种变化，迎接新的城市革命。这一轮革命性变化，取向就是从现代的国内城市向未来的国际性城市发展，这种变化之深刻不亚于人类城市文明发展从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革命性转型的历史贡献就是：为人的自由与独立提供了决定性空间，从而激发出人的无限创造力和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与发展。[2]今天，一国内部的现代城市向未来的国际城市转型和发展，会使城市本身获得相对的自主和独立，拥有超越一国范畴的发展空间，成为全球发展中的先锋力量，带动着所在国家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新的城市革命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从资本性向人本性发展。从古至今，不论中西，城市都是以“市”为基础的，而“市场”是以资本为动力驱动的。到了现代，在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也是以资本为前提的，有了资本，有了企业，才有了城市工人，进而有了现代城市发展的一切。然而，今天的城市正逐渐摆脱从古延续至今的资本性城市特征，转向人本性城市，其标志就是决定城市发展的不是货币资本，而是人力资本。这其中包括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人才结构以及人文环境。只有那些既符合人的生存与生活，又符合人的发展与创新的城市，才是最有活力的城市;只有那些能够集聚人力与人才的城市，才是最有生命力与发展力的城市。因而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是资本决定城市，而是人本决定城市。①

第二，从地域性向全球性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是全球化和网络化带来的。今天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城市，可以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但其客观的存在却随着市场、生产和人的交往的全球化而趋向国际化。与此同时，在城市日益成为人类交往和互动的主要单位和空间的今天，任何地域性的城市如果要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其显著标志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但是，全球性的发展不是对其传统地域性的否定，只有拥有鲜明地域性的城市，才可能在全球体系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只有在全球性的舞台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其地域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

第三，从聚合性向平台性发展。传统城市主要依靠在自己空间中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来发展的，所以，最大限度地聚合优质资源，提高城市自我生产和发展的能力，就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但在今天，全球化、网络化使得城市不仅要满足城市居民生产与生活的要求，而且要满足全球市场体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组成的生产网络和信息网络对城市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当今城市的基础与实力，不仅仅体现为拥有多少资源，更体现为有多少资源通过这个城市流向四方。城市能够承载的流动资源越多，城市在市场网络、生产网络以及信息网络中所占据的结点也就越重要。可以说，今天的城市日益向平台性城市发展，城市的平台性功能越丰富、越强大，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地位也就越高。

第四，从割据性向联通性发展。传统的城市都天然地具有自我割据性，所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门”，都有自己的城市“钥匙”，但在全球化、网络化使得城市之间人口、资源、信息的流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城市天生具有的割据性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所以，今天的城市发展都强调其联通性，不仅在交通上联通，还要在公共服务上联通;不仅在治理上联通，还要在发展上联通。基于这种联通性，过去那种以中心城市辐射周边的城市网络，将转变为互为腹地、合作联动、共同发展的联动性城市网络体系，不论城市大小，都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共进的局面。

第五，从平面性向立体性发展。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城市的内在结构从体现为实在的生产、生活和治理的一维性城市平台，迅速发展为线上与线下二维、甚至三维空间的城市体系。伴随着立体化城市体系的出现，城市的结构与内在关系发生了几何级数的膨胀，以至于今天的城市关系、城市组织以及城市治理全面进入到一个犹如神经交叉网络般复杂的体系之中，每个城市单位，不论是市民，还是企业、社区，都能够与无数的城市单位链接，形成自己的网络。所以，城市立体化的背后，就是城市内涵和容量的无限膨胀，要把不断膨胀的城市维持在秩序的范围内，就需要有新的体制、机制与手段。

第六，从人工性向智能性发展。在网络信息时代，城市治理必然要逐步从单纯的人工治理向智能化治理发展。然而，网络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把今天的城市治理推向网络化、智能化，开启智慧城市时代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因为，在网络化、智能化中，每个城市居民和城市单位都拥有过去无法想象的能力和能量，进而提醒人们，城市智能化的发展，不是用网络和智能来驾驭网络和智能的发展逻辑，而是从弘扬人性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来驾驭和运用网络智能资源的逻辑。所以，城市的运营和治理可以从人工化向智能化发展，但是，城市的本性还是要守住其人本的趋势。[3]

城市革命的上述六大特性，共同构成未来全球性城市的新形态。城市形态的革命性变化，是城市中人与人关系变化、人与物关系变化以及人与整个城市关系变化的综合体现，在带来城市发展新空间、新取向、新境界的同时，也对城市现行的组织方式、运营方式、发展方式以及治理方式提出一系列新挑战。这就要求今天的城市发展必须在观念、战略、制度、组织和治理上都有所创新，其中，城市治理创新最为关键。

二、城市治理：从公共性治理向共同体化治理深化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秩序与发展的统一，其原则是：所有的发展主体，既是秩序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秩序的维护者。在这个意义上，治理往往体现为发展主体合作共治的形态。对于城市来说，其最基本的主体就是生活其中的市民，城市治理离不开市民的主动参与，市民与政府的互动与合作是城市治理的内在形态。

协商共议是人类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最基本的治理形态，合作共治的城市治理基因早在古代城市就已存在。追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不论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还是中国古代社会村落治理，都出现过基于市民或村民参与，共谋共议，商议治理的局面。到了现代，随着市场经济使得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成为在法律上能够主宰自己的主人，这种合作共治就逐渐成为普遍和成熟的城市治理形态，以至于人们往往以此为标准或模板来思考和安排城市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也是沿着这个轨迹发展的，大中型城市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创造了不少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新机制、新平台和新活动，如市民圆桌对话会、重大决策问计市民、政策听证会等等。

这种城市治理形态的立足点就是：城市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公共空间，所以，城市治理应该基于其公共性来展开。首先，城市治理必须提供必要的公共平台，供市民活动：如广场、公园以及今天网络上的共同平台;其次，城市治理必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来供给市民、服务市民，如交通、住房、教育、卫生、福利保障等等;再次，城市治理必须保证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不涉及国防、外交等重大问题，主要涉及城市市民以及城市自身的发展，天然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理应最大限度地吸纳市民参与，既保证城市治理能够符合市民的愿望与要求，又保证城市市民在城市治理上的服从与合作。最后，城市治理必须不断提高市民的公共意识，让每个人既认同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同时也共同遵守城市的公约、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维护城市的公共资源。

实践证明，这种基于城市公共性而形成的城市治理形态是有效的，不但不能停止和放弃，还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在不少城市，这种治理应该有的基本要素尚未发育。但是，对于那些城市基础设施良好、城市治理先进，经济实力较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来说，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治理的开发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种要求不仅仅来自于城市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达城市正在孕育着更为深刻的城市革命。面对城市地域不断拓展、人口不断积聚、实在空间与虚拟空间不断交错、地域性与全球性交融不断深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城市居民对生产、生活的新要求不断涌现，这些发达的大中型城市的治理应该在既有的公共性基础上，加强城市治理的共同体化，让城市中包括市民在内的每个城市单位体，不仅仅在与政府合作中创造公共治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自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创造公共治理。所以，应对立体化、复杂化、信息化的城市结构形态，城市治理应该是城市公共性治理与城市共同体化治理结合而形成的立体化城市治理。

所谓立体化城市治理，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多元公共治理，即城市治理除了既有的政府与市民合作所形成的公共治理之外，还应该包括市民与市民之间、市民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所形成的公共治理。其二是多维网络治理，即城市治理除了实在社会空间的治理之外，还有虚拟的网络空间的治理;除了借助实在的制度、组织和人员实现治理之外，还有借助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所实现的治理。其三是多层共同体治理，即城市治理分解为多个层次、多个单元，并都以共同体化的原则建构每个单元、每个层次的治理体系，并由此叠加构成完整的城市治理体系。这种立体化城市治理模式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莲蓬式”治理模式。这里，借用中国人喜欢的莲花中“莲蓬”生长机理及其结构形态，来形象地说明由多层共同体所构成的立体化城市治理形态。

莲蓬，又称莲房，埋藏荷花雌蕊的倒圆锥状海绵质花托。花托表面具有多数散生蜂窝状孔洞，每一孔洞内生有一枚小坚果即为莲子。每个莲子的底部与海绵质花托有一个结点，从中获得成长的养料。花托的海绵体，既呵护着莲子发育，同时保证莲子有自由的发展空间。花托的海绵体及其呵护的莲子构成一个完整莲蓬生长体，莲子借花托海绵体而发育，花托海绵体借莲子发育而胀开，从而推动整个莲蓬的发育和成长。立体化城市治理形态完全可以仿照莲蓬生长原理和结构形态来建构，具体形态如下：

我们首先应该把每个家庭作为一个“莲子”，把每一个社区作为“花托海绵体”，由此构成一个社区共同体;其次，以每个“社区共同体”为一个“莲子”，每个街道(街区、大社区)作为“花托海绵体”，由此构成一个街道(街区、大社区)共同体。由此类推，小的共同体可以小到一个楼宇，大的共同体可以大到一个大城市。对于整个大城市来说，每个行政区就是一个“莲子”，整个城市体系就是一个“花托海绵体”，由此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共同体。按照这个逻辑，“莲蓬式”立体化城市治理，就是从作为城市基本单位的家庭开始，逐级构筑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都是一个莲蓬，整个城市共同体就是一个大莲蓬。

依据莲蓬发育和成长原理，任何层次的共同体发育和成长，不是共同体组成单位的机械聚合，就像莲蓬不是莲子的聚合一样，而是基于一定的共同体网络体系而形成的对共同体组成单位的保护和联合，犹如花托海绵体对莲子的呵护和联合一样。从这个角度讲，共同体建构中，共同体中成员单位的参与是前提，而构建一定的共同体网络体系是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失去存在的价值;没有后者，前者难以在共同体中成长，只有两者共生，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必须明确的是，从莲蓬的植物生长原理来看，花托海绵体，不是人造的，而是基于莲蓬内在基因自然生长出来的。这意味着，共同体网络体系，固然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建构，但其生命力不是来自外部的资源和权力，还是要来自其内生的机理和力量。只要做到以人为本，以共同体为取向，尊重每个人，每个家庭，遵循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原理和发展要求，任何共同体网络体系都会找到自己的根，获得发展的生命力。

与城市公共性治理相比，城市共同体化治理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机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各个层面的有机化发展与有机化治理，来整合、包容各层次的城市单位体，如个体市民、家庭、社区、街区、城区等等，使得各城市单位体，既是有机化共同体服务的对象，同时又是有机化共同体形成和发育的重要基础与节点。共同体有机化离不开共同体网络体系的发育和成长，其关键就是共同体内部的交往与沟通。这些交往和沟通就像莲蓬的花托海绵体中的经络一样，既能促成花托海绵体的发育，也能为莲子发育成长提供养分和保护。

三、可沟通的城市：迈向共同体化治理

共同体化的内生基础与力量，来自城市单位体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在英文中，交往与沟通是同一个词，即communication，但在中文里，这两个词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交往强调的是相互接触、往来，沟通强调的是对话、信息交换、思想交流。交往是沟通的基础;而沟通是交往的深化。德国学者滕尼斯认为，现代化使有机的共同体变成了无机的社会。他用“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来区分古代人与现代人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形成的两种组织状态。共同体基于人的结合而形成，而社会则是基于人的聚合而形成。所以，在“共同体中，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4]依据滕尼斯的逻辑，现代社会把交往和沟通之间的关联逐渐拉开，出现了有交往、无沟通的现象;但进入网络化时代后，情况则完全颠倒过来，出现了有沟通、无交往的现象。今天，这两大趋势同时存在，并共同改变着交往和沟通的性质，最大的变化就是：基于生产和生活而形成的交往逐渐淡化为一般人际交往，与此同时，基于生命成长和生活过程所形成的沟通逐渐淡化为一种信息与利益的交换。这样的变化，尽管使个人摆脱了许多社会羁绊，但同时也使个人的社会性发生扭曲，陷入“独自打保龄球”的窘境。现代城市基于公共性所形成的治理形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治理需要强大的行政资源支撑，如果不能有效提高社会的内在有机性，其治理的效能就会随着城市拓展和膨胀而逐渐降低，其成本也会越来越大，因为，在“独自打保龄球”的状态下，人们往往是共同资源的消费者，而难以成为共同资源的供给者和维护者。

包括滕尼斯、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从共同体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力量，就是人的发展，即人的现实存在走向个体化的独立存在。现代社会是独立个体的聚合，不像传统社会基于共同体网络所形成的有机结合。现代城市和现代国家要维系这种社会，就需要强大的行政系统和有效的行政集权，从而孕育出现代城市或现代国家的强大暴力力量。[5]马克思认为，国家暴力和国家行政集权的纠缠使现代社会失去了应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此，现代社会应借助现代化大生产所形成的全方位的交往和联合，重新获得对国家的自主地位，建立起属于社会的共和国，这种“社会共和国”的组织取向，既不是原来的结合体，也不是现在的集合体，而是自由个体的“联合体”。[6]相对于“结合体”来说，“联合体”的结构不是既定的，而是基于人们的互动而形成的;“相对于”集合体来说，“联合体”的联合不是无机的，而是有机的，是基于人们之间平等的交往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共同体化治理”，不是要否定个体的自由与自主，而是强调自主的个体应该重建有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交往和沟通网络，并在这种交往和沟通中展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这种交往和沟通最终形成的不是“结合体”，而是“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犹如莲蓬所联合的每个“莲子”，每个个体在共同体中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与此同时，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根基与空间。

然而，不论是以“结合体”为基础的共同体，还是以“联合体”为基础的共同体，都是以有机体的组织网络为基础的。在前者，这种有机性源于共同体内在的自然和社会规定性，如血缘、地缘、业缘;在后者，这种有机性则来自个体自由互动所织成的有机网络，如自组织、朋友圈、互助会、自治体、联谊会等等。必须指出的，这种有机性，不仅要体现为组织结构的有机性，而且要体现为功能体系的有机性，即共同体中各要素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共同实现共同体的治理与发展。需明确的是，不论是有机的组织结构形成，还是有机的功能体系形成，都离不开其构成要素之间沟通以及由沟通所带来的协调、合作。所以，对于未来城市治理与发展来说，创造可沟通、能沟通、善于沟通的组织与运行体系将成为关键。这直接关系到未来城市治理的基础、战略、路径与方式，进而关系到未来城市本身发展的结构、精神与形态。

创造可沟通、能沟通、善于沟通的城市组织与运行体系，首先不是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是文化与观念问题。沟通需要的文化与观念基础是：平等、责任、开放、包容与合作。这种观念和文化不完全来自个体自觉，更多地是来自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共同体生活过程。所以，这种文化与观念和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是相伴相生的。其次才是体制问题，这其中涉及四大体制：一是过程与信息公开体制;二是参与与诉求表达体制;三是自治与民主协商体制;四是责任与包容共享体制。最后才是技术问题。技术服务于体制机制需要、服务于共同体组织和功能的发育、服务于整个共同体的运行与发展，这其中有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上的智慧城市，不是城市治理的本，也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根。真正的智慧城市应该是能够用文化、体制和技术凝聚全体市民的智慧、凝聚各种城市主体的力量，实现有机共存、合作共治、包容共享的共同体化城市治理。

四、共同成长：可沟通城市治理的内在使命

人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根本力量，人集聚于城市，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随着城市日益从资本性向人本性发展，城市能否为市民创造发展条件，能否集聚到有活力的人力资源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与关键。美国学者格莱泽认为，要建设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城市，就必须重视城市的“人力资本”建设。[7]所以，可沟通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为强化沟通而强化沟通，交往也好、沟通也好，都仅仅是手段，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创造人与城市的共同成长。如果所谓的沟通仅仅解决了城市面上的发展问题，而没有解决人的发展问题，那么这种沟通就不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正面力量，例如发达的城市信息沟通网络，服务了城市户籍居民，而不能有效帮助外来的非户籍居民，那么这种信息沟通网络所带来的不是社会整合，而是社会层次化、分裂化或对立化。可见，城市治理应该把沟通作为实现市民与城市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战略路径。

基于此，建设可沟通城市的真正切入点不是信息的可沟通化，而是社会的可交往化，即市民、社区、社会组织、政府都是相互之间可接触和可交往的。这既需要一定的交往平台，同时也需要开放的组织、体制和信息形态。交往是沟通的基础，有交往就必然有信息沟通的需求。信息的可沟通化是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因而，可沟通城市的关键点在于创造城市内部的交往和联合，具体来说，就是克服市民的原子化，重建市民的交往与沟通体系;克服城市家庭的自闭化，重建家庭可沟通的社区共同体;克服社区的行政化取向，重建社区自助和自治体系;克服城区治理的单向化，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重建城区(或街区)多元力量交往与合作治理体系。

之所以把交往置于沟通的前提，是因为日益信息化、智能化的城市常常给人一种假象：有了发达的信息沟通网络，可沟通的城市就形成了。就像金钱资本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一样，信息资本也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无所不在的信息联通关系，人们制造和接收信息，与此同时，人们也完全被信息网络所困惑。在这样的情势下，城市治理所安排的秩序和发展，不是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而是在网络中存在与表达的人们。对于结构和关系日益立体化的未来城市发展来说，这种城市治理仅仅治理了城市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并没有解决城市治理的基础与根本问题。这样的城市看起来是可沟通的，但绝对不是共同体化的联合体。因为，信息化在给城市治理中的沟通创造了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可能从根本上限制了城市治理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与合作。一旦城市发展陷入这样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是联通了，但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将难以形成真正的联合。

总之，要建立共同体化的可沟通城市，必须始终以促进交往为根本，以全方位的信息沟通为途径，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第一，民心融通。对于流动性越来越大、多样性越来越强的城市发展来说，如何避免城市因人口结构、族群结构、信仰结构、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陷入割裂化、碎片化状态将变得愈发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内在交往，创造各种条件促进社会融合，实现民心融通。民心融通的基础平台在社区，成长的生态环境在整个城市，既需要社区平台的支撑，也需要城市体系的呵护。

第二，诉求沟通。解决民心联通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人们的诉求能够得到表达，并获得及时有效的沟通。表达是单向的，沟通是双向的或多维的，能够直接起到回应的效果。为此，不论社区，还是城区，都应该开放政府平台以吸纳百姓诉求，并形成一套系统的沟通协商机制。既需要政府网站上的百姓意见表达、咨询和反馈平台，还需要不断推进的协商民主，关键是要真正发挥其表达诉求、沟通意见、协商共议、科学决策的作用。

第三，治理联通。要在城市中形成治理的合力，创造合作共治的局面，就必须实现各种治理的联通。治理联通的目的不是用一种治理统帅所有的治理，相反，而是通过联通来保障各种治理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例如，社区自治与政府治理之间的联通，不是用政府治理替代社区治理，而是发挥各自的治理功能。除此之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都需要市场的力量。社区、政府、市场所形成的治理体系一旦协调起来，相互联通，共同发挥作用，一定大大强于政府的单一治理。

第四，服务互通。城市治理既要建构最佳的公共服务体系，也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服务体系服务社会和市民的作用。要创造这样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要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服务本身的质量，而且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服务的内在整合和优势资源共享。为此，应该努力推进公共服务的互通性，例如城乡学校教学资源的互通、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互通、医疗与养老之间的互通。这些互通所创造的共享，能使有效资源产生放大效应。

第五，数据连通。信息化必然使城市各单位体或治理体形成许多有价值的数据，与此同时在数字化时代，各城市单位体或治理体的行动也需要有效数据的支撑。因而，数据连通，既能实现数据的众筹，又能实现数据的分享，对整个城市的建设与治理，都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从打破政府内部的“信息孤岛”做起，其次是打破社区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孤岛”局面，进而消除整个城市内部人为制造的各种不必要的“信息孤岛”。

上述五大沟通体系是相互促进与提携的关系，在实践中，共同构成不同层面的莲蓬式共同体的花托海绵体，滋养相关的城市单位体，既保证各城市单位体能够沟通与联合一体，又保障各城市单位体在共同体中自由成长。

五、结束语

在网络技术尚未根本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之前，许多人就在反思现代城市的发展与治理，形成了各种“后现代”的城市观念，其核心就是强调城市要回归人的本性，要更加靠近自然。虽然关于城市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至今依然有意义，但如果将城市社会全面网络化、信息化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这种争论就必须有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标准，否则意义有限。

本文力图使更加技术化、虚拟化的现代城市重新获得生命体有机性的主张，多少还是暗合了后现代的价值取向，但本文的具体内容和主张在于强调的生命体有机性，不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勾连和弥合而形成，而是将生命有机体的原理运用到城市的组织与运行之中，再次突出天地之间人为大、城市之中人为本的根本理念。从人本出发，构建基于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逻辑所形成的城市，让城市真正成为人能够表达、能够交流、能够合作共治、能够共有共享的现代生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35-236.

[2]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M].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4-106.

[3] [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70-107.

[4]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

[5]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4.

[6] [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115.

[7] [美]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M].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3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