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教授作为新中国行政学的开拓者而被每一位公共管理学人所熟知与敬仰。对于初涉公共管理的莘莘学子来说，先生的学术著作更是快速了解这一学科之概貌的必读经典。专业上半道始行的我是通过研究生备考才开始接触到先生的理论观点和知识体系，在学习过程中，先生精深广博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不仅使我领略了一位学界泰斗的思想魅力，亦令我感受到一位耄耋长者的奉献精神。其后，我顺利进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虽在多个场合亲聆了先生对于我们晚辈后学的教诲和勉励，更进一步地体会了名宿巨匠的风范;然而，并不曾敢想过的是，在我的博士生阶段竟能够有幸拜入先生门下，得其直接的指导与点拨。

　　时至今日，笔者跟随先生学习深造已近三年。这一阶段中，除了研读公共管理学的前沿进展，我仍不时温习着当初引领自己与公共管理学结缘的那些经典之作，并向先生求教其中的困惑之处。在交谈互动中，先生的深邃智慧和耳提面命让我产生了常读常新的修习体悟，更提升了我对公共管理的理解认知。因此，即便研习三年，笔者远谈不上对先生学说的真谛能有本质认识。再加之先生的学术耕耘遍及行政学、市政学、人事学、高校管理等诸多分支领域，这使得要在短时期内把握先生公共管理思想的全貌异常困难。不过，若是退而求之，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先生的诸多作品都是围绕着“中国公共管理的应用取向及其实现”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此中既蕴含了先生“上医医国”的理想和热情，又关切着公共管理本土化建设的使命和路径，理应是夏书章公共管理思想研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

　　一、“学以致用”：夏书章公共管理思想中的“大问题”

　　在一个学科之中，需要无数具体研究工作累进解答的那些终极问题往往被称之为“大问题”。作为一种建构性知识的“大问题”自身亦是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因此，学者们的思维脉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其本人对于这些“大问题”的探索理解，而学者的“大问题”认知则成为了我们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抽丝剥茧、概括提炼的关键依据。由此观之，先生虽素少参与这类新范式下的学术争鸣，但在此重要议题上却也并不缺少相应的观点表达。然而，与聚集于学科内一些抽象问题的理论诠释(如“政治—行政”关系等)所不同的是，先生的“大问题”意识是超然于知识生产活动这一局部系统，并转而与真实世界中的治理实践相互联通的。具体说来，凡是知晓先生思想学说，甚或只是偶听先生妙语传学的有识之士，都会对先生关于将个人学业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紧密结合的呼吁有着深刻印象。这一美好设想的实现，一方面要求公共管理学科及学者本身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和雄心，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一条可通达的路径，以上两者可转换为三个具体问题即为：(1)公共管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2)公共管理的研究形式是怎样的;(3)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与公共管理实践如何结合;这些内容正是先生终生都立志追寻并致力传承的“应用型公共管理”的根本所在。

　　作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与政府管理实践从旧到新发展的见证人，先生所倡导的“应用型公共管理”有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反映了其本人在那个国家混乱、衰败的时局背景下对公共管理发展状况的深入反思。诚如先生所回忆的“……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即理论几乎完全脱离实际，或换句话说是未能学以致用。应用学科学而不用与不学何异?具体表现为：‘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课堂上，没有也无法落到实处。‘思想’虽有‘发展’，行动仍旧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应当认为，这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教训”，[1]在那个年代，学者或是只热衷于介绍国外理论，而对中国现实问题三缄其口;[2]或是缺乏从理论知识转为实际效用的议政条件，[3]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先生尽管选择了实务性更强的行政学作为钻研目标，但当时的学术环境却使得像先生一样志在以知识学问改变国家命运的学者难有真正作为。正因如此，先生在推动新中国公共管理重建的历程中，就不厌其烦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4][5][6]并身体力行地对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在里程碑式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中，先生就曾鞭辟入里地指出了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工作方法、机关运作几个方面最为突出、迫切的管理弊病。[7]此后，先生还专注于在《中国行政管理》开设的“夏老漫谈”栏目中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界的一些新动态、新现象作出评论与寄语。而今，先生也仍然坚持着对公共管理应用取向的重视，他不仅告诫大家必须掌握中国公共管理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更是反复要求我们做公共管理研究应当能够反映实际、服务实际。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这一对范畴在先生的公共管理思想中有着一以贯之的基础地位。而在先生看来，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兴盛的时代，也正是吾辈学人回答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这一“大问题”的最佳时机!

　　二、“古今中外”：夏书章“应用型公共管理”的思想渊源

　　任何的思想都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者的思维世界总是其一生之中所见、所知、所思的综合建构体。从旧时烽火连天到今日繁荣昌盛，先生平生可谓世事历尽、波折起伏;从传统思想智慧到现代学术话语，先生学识当是博众所长、兼收并蓄。正是这近百年来的知识积累和思想沉淀，构成了先生“应用型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框架，也铸就了其对“应用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坚定信念。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公共管理思想既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又吸收了西学实用主义的精神，还包括了辩证唯物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洗礼。

　　在先生求学之初的旧中国，作为舶来品和新生儿的公共管理学远谈不上有如今日这般种类繁多的研究盛况与声势浩大的显学地位。此种环境之中，促使先生走上公共管理修行之路的是“修齐治平”与“上医医国”这些儒家经典观念，[8]作为先生自幼接收并深有认同的正统思想，这套将至高成就与天下善治结合起来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是学者关注并投身国事的道德源泉，更可被视为“把个人学术修为贯穿到国家政治实践”的“应用型管理思想”的理论雏形。就此而论，儒家的个人伦理观和“天下”责任观从根本上形塑了先生关于“学问研习何为”的认知。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先生的另一影响是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治国策”。与今日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学科研究所不同的是，这门在中国两千年多年国家治理中盛行的智慧以具体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的，是众多良臣贤士在国家管理实践中发展出的宝贵经验，其本质便是理论(治道思想)与实践(统治政策)的结合物。“治国策”一度在封建时代造就了强盛的中华帝国，如今则演化为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传奇继续流传，此类文化资源在国家治理史中的重要功能进一步说明了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性，而且也充分展示了两者相结合的可行性。秉承此思路，先生曾别出心裁地讨论了庄子、孙子及三国时期的一些管理思想并阐述了其在组织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古为今用”的意义，[9][10][11]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深入发掘起到了有力的示范作用。

　　除了浸淫传统文化、涉猎国学经典之外，先生还曾在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接受近现代的西式科学教育，成为中国赴美攻获MPA学位的第一人。此间正处于美国公共行政学的正统时期：在威尔逊、古德诺的思想奠基工作之后，怀特、威洛比、古里克与厄威克等一批行政学家通过编写课程教材、设定理论原则、建立学会组织的一系列工作推动了学科制度化的实现。先生最早便是仰慕怀特的行政学说，不畏战时艰险毅然前往芝加哥，后未能成行而改留哈佛。[12]虽因故与求学一代大师的机会失之交臂，但毋庸置疑的是，怀特等人对公共行政学中实践向度的发展以及当时公共行政学科与公共行政事务密不可分的普遍趋势对先生的行政学思考有着重要影响。就行政学界的初期景象而言，“公共行政学家和公共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当接近，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3]这不光体现为行政学家们大多兼具着实践者的身份，更表现在其对行政学的推动倡导是以服务实践为根本目的的。[14]可以看出，在理论上，早期学术议题内容往往针对政府运作中的特定问题进行;[15]而在现实中，行政学则通过专业人员培养等活动对实践界产生着深刻影响。[16]理论与实践所呈现出的水乳交融使得当时的学术训练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现实回应。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先生才有便利进入(麻省)州政府实习访问以及与同班进修的城市经理探讨请教，并深切感到此种学习体验较之传统教育模式的不可或缺性，对消化之前触及的书本知识和案例素材是大有裨益的。[17]此阶段与西方经典行政学交汇碰撞的思想结晶体现在了先生归国之初的一些研究中;例如，在《官僚制度与民主政治》一文里，先生就借助西方官僚理论将“官僚制”与“官僚风气”区分开来，并着眼从现实中指出两者的转换机制。[18]而在《宪政实施后之市政机关将否产生分赃制度》中，先生又以“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这一理论现象为焦点，对“宪政”阶段后的城市政治格局进行了展望。[19]总的来看，这些文章既聚焦前沿理论，又导向现实问题，是先生意图将两者结合的初步尝试。不过，纵然学来了原本渴求的“强国之术”，在那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割裂、知识与国情相去甚远的时代，这一切自然是无用武之地的。[20]

　　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学正式执起教鞭。然而，没过多久，其所授课程便随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而宣告取消，并由此改授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在内的马列主义基础课。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段既当老师又做“学生”的教学经历让先生开始接触这种与众不同、重视实践的学说。先生在此阶段的学术思考(如“阶级斗争”、“伦理道德”、“霸权主义”)也由此深受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一批伟大无产阶级领袖在社会革命、国家管理等实践活动中对马列经典理论的发展和升华，以及对中国积贫积弱之旧貌的切实改善，更令先生大为赞叹，并在政治学与行政学得以恢复后多次撰文剖析其中的思想精华。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等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知(理论)”与“行(实践)”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为真理之尺度”的行动准则。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活动中同样有着指导意义，在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时，先生就号召应当注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提出的“政治实践(革命策略)”的研究必要，指明了政治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现象之间的密切相关性。[21]在此大方向上，先生通过对周恩来这样一位行政奇才是如何“行国家之大政，治天下之大事”的细致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诸如人事、组织等方面的理论与政府管理工作实践相辅相成的可行路径。[22]另外，结合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职能日益俱增、行政效率亟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与世纪伟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韬伟略，先生还探讨了领导素质、行政法、机构精简、行政效率等方面的问题，而后，先生更是在对邓小平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评述中点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强大生命力。[23]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干兴邦”又再次申明了共产党人注重实践的传统。有感于此，先生也专门著书对这一精神进行解读;在该书中，先生旁征博引地以公共管理、人力资源以及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多方面内容讨论了“实干兴邦”的理论体系，即“要兴的是怎样的邦”;“实干的条件、方法是什么”;“怎样才算干对、干好”。[24]一言以蔽之，从经典马列主义理论中的“实践观”，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成就，先生寻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希望，这是先生以九十余岁高龄仍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而摇旗呐喊的原因，也是我们后继学人在研究中不应当忽视的宝贵财富。

　　三、“目的、形式与方法”：夏书章“应用型公共管理”的知识范式

　　如前所述，先生毕生都在致力于推动理论与实践在公共管理问题中的有机结合。经过长年累月的耕耘，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的“应用型公共管理”已是雏形初现。而其在研究目的、问题形式、方法运用三个知识维度上的独特性使之与当前在公共管理中盛行的“解释型研究”区隔开来，并由此填补了“解释型研究”在从经验发现转换为实用对策方面的短板。回顾并细品先生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学术研究，再结合“解释型研究”这一知识传统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先生所倡导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之实质。

　　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型研究”以因果机制为中心，是一种通过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描述和推论等程序来探索事物之间普遍规律的活动。尽管“理解问题”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依据，但其更主要是为了在完善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共同体的积累和增进。[25][26]与之不同的是，先生就曾指出“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学习、研究，也不能只满足于寻章摘句、引经据典、舞文弄墨、坐而论道，或徒托空言，发空议论，而总要要求对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有所裨益。如果不是这样，这门学科即顿失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基础，失去其生命力”。[27]“应用型公共管理”更强调其理论研究对行政实践所产生的反馈作用。可见，此两者虽然都注重从现实问题着手研究，但在“解释型研究”中，现实问题大多只是作为理论检验、构建中所必要的“观察值”加以呈现;而“应用型公共管理”则将这些鲜活的现实问题当作研究目的本身进行回应。究其原因，这样的差异是不同研究传统中的学者角色规范所导致的：在“解释型研究”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必须遵循如韦伯所言的“价值中立”，才能避免诸多外部干涉，不偏不倚地从经验现象中抽取出客观真理来;而“应用型公共管理”恰要求研究者带入“价值立场”，特别是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使命相连，投身于公共治理的实践情境并通过科学研究推动问题的解决。从先生历年来为《行政管理学》一书所著序言来看，这正是“应用型公共管理”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

　　其次，就问题形式而言，追寻因果机制的解释型研究大多以“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方式入题来描绘社会事实的发生过程，并在定量或定性的比较分析中控制环境背景中的干扰因素，从而揭示出研究对象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与之不同的是，从先生过往的研究来看，其主要聚焦于现实问题的发展趋势与解决对策。即是说，“应用型公共管理”至少包括了“是否会”和“怎么办”两个问题形式，通过对此研究作答，可对公共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产生实质改善效果。以先生的一些具体研究为例：前文所提及的《宪政实施后之市政机关将否产生分赃制度》一文就是对真实政治之发展轨迹进行预测的尝试，结合现实情境中的政局状况以及三种理论判断，先生对当时的变革趋势起到了警示作用。[28]而在改革开放后对公共部门人事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先生围绕当时“机构臃肿、人员冗余”的组织背景，对公务人员的数量控制、选拔晋升以及学习培训等工作难题应当“怎么办”进行了论述。例如，机构雇员的数量如何控制?人员选拔应该采用何种方式……针对这些人事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或提升效率的实务问题，先生根据职务、年龄等结构变量依次作出分析，为组织人事管理提供了理论启示。[29]不难看出，“应用型公共管理”并不只就事论事而摒弃理论知识，与“解释型研究”一样，其对问题的解答也需要相应的理论分析作为支撑。同时，“解释型研究”也要求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预测能力。但是，两者提问的形式差异却表现了其各自对理论与实践进行衔接的不同逻辑：“解释型研究”是一种从经验现象到理论规律的归纳;而“应用型公共管理”着重于从已有知识到问题情境的演绎。因此，学术理论如何有效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是“应用型公共管理”研究设问的基本出发点。

　　最后，就方法运用而言，“解释型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历史比较等方法来进行，每一种方法在资料收集、信息归纳、模型建构等方面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操作程式，而且，其研究策略主要是建基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解释型研究”特别强调的是研究者本人进入经验世界并按照一定的方法规范去求证、探索相关的因果规律。而“应用型公共管理”在方法上则以“辩证式汲取”为中心。这一方法原则包括了广泛地汲取古今中外的各类智慧：例如，先生就多次强调过《孙子兵法》、儒家经典中的管理元素，同时，还积极地介绍、提炼西班牙、香港、新加坡各地的先进管理模式，体现了先生在将这些跨时代、跨文化的公共管理资源转化为可被当下实践界所借鉴的经验之中的辛勤努力。更重要的是，先生认为，公共管理，无论是作为中国自古有之的实践活动，还是现代西方引进的外来学科，都存在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30]可见，“应用型公共管理”的方法原则除了在知识储备和经验学习上的要求之外，还需要研究者能对所吸收知识进行辩证式运用，即是说，“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31]归结而言，“解释型研究”与“应用型公共管理”虽然在方法上都极为注重那些来自经验世界中的知识，并且两者在研究过程中都有着强烈的“本土化”意识，但是，“解释型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及相应的方法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研究资料的来源、类型、结构，而“应用型公共管理”在方法运用上则不拘一格，凡是对管理实践具有启示的现有经验乃至传统寓言、文化精粹都可成为其研究对象来加以提炼。实际上，“应用型公共管理”在开放方法边界上进行研究较之于被高度理想化的解释模型更能适应问题情境的复杂性。通过对已有知识、经验进行辩证式、具体化的转换，也是“应用型公共管理”能够融入并指导公共实践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先生所提倡的“应用型公共管理”在研究目的、问题形式与方法运用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并在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总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而“解释型研究”与先生所提倡的“应用型公共管理”各有其范式特征，亦存在相通之处，在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两者可以说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

　　四、“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夏书章“应用型公共管理”的思想启示

　　“体—用”、“知—行”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两对重要范畴，学者们在此两者上的观念形态是其求学问道、处世行事的基本法门。而从现代科学使命的角度来说，将理论成果投入实践运用来增进人类福祉则是每一门学科的应有责任，对于公共管理这样“关于治理的实践性极强的学问”更当如此。[32]总的来看，先生倾尽心血探索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不仅强调了理论结合、服务实践的必要性，更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之法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模式。这既警示了学术研究不应出现过分着重理论生产，忽略实际需要的“体用分离”现象;也否定了离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当前最大的实践行动来空谈理论问题的“知行割裂”行为。可以看出，“应用型公共管理”所重申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哲学观也与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相吻合的，从而也是极具生命力的。

　　先生反复强调，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然而，理论与实践的联结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困难。[33]其后续发展仍需要公共管理学人更多的辛勤、智慧方可实现。值得庆幸的是，先生通过跨世纪的学术思考、实践参与已为“应用型公共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引导和激励我们后辈学人在此问题上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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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Pro fessor Xia Shuzhang’s Appli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Zhang Jian

　　[Abstract]Pro fessor Xia Shuzhang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is academic ideas，“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the core thought, and the Appli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resulted from his problem-solving logic. According to Pro fessor Xia’s life experience, opinions and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dea content，forming reasons and knowledge forms of Applied Public Administration，which indicates the feature of the“syncretism of essence and appearanc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in Appli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 fessor Xia’s lifelong exploration will be an academic spirit and research principal that could be inherited by all scholar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Xia Shuzhang, applied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fration

　　[Author] Zhang Jia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