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南京 210023

 　

　　学术研究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活动，但并非所有知识生产都会导向学科化的产出。如果说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向前看”的过程，学科的形成则更多具有“向后看”的特征，它不仅表现为知识的累积，而应被看成知识的反思性重构。作为一种“反思”，它是回溯性的，在回溯中思考自身发展阶段上的每一次得失，并通过这种回溯形成了某种历史意识。作为一种“重构”，它是内省性的，在不断地内省中把握自身与所有“他者”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内省形成了某种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学科就表现为一种具有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知识。

　　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门类，公共行政自诞生起就表现出了极强的生产性，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生产出了极为庞杂的知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行政的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一开始，公共行政的知识就不是由一群学者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造出来的。回顾历史，公共行政的早期研究者大都是行政职业的从业者，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是合一的，使用者对于知识的需求催生了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生产则帮助使用者不断改进公共行政的实践。于是，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让公共行政的知识得以在远离不必要的纷争的前提下迅速增长。但是，与实践关系的紧密也给早期公共行政研究造成了先天不足，使其缺乏关于自身在解决具体问题之外的功能的反思，更没有动力在与其他知识的参照中认识自我。结果，早期公共行政研究就表现出了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双重匮乏。沃尔多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行政国家》中，他试图通过对美国公共行政研究历史渊源的文本梳理来寻求蕴藏于历史脉动之中的公共行政的自我意识，由此激发了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知识是否构成了一个独立学科的集体性反思。

　　张乾友所著《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准确地捕捉到了公共行政知识的这一缺陷，据此前提，该著作全面呈现了公共行政研究在寻求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上的各种努力。与沃尔多将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称作“正统学说”相似，作者也归纳出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正典”。不同的是，沃尔多关注的是正统学说的形成，本书关注的则是对正典的偏离。对正统学说的厘定是寻找公共行政自我意识的过程，但由此得出的则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沃尔多虽反对正统学说，但由他所领导的重构运动则意在建立另一种正统学说，结果，公共行政知识总是无法突破现代自我的束缚。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只有实现了历史意识的启蒙之后，公共行政知识才能真正获得它的自我意识。这种启蒙让我们认识到了公共行政的历史性，认识到现代公共行政只是在历史地生成的政治—行政关系中获得了边缘性的存在，因而，公共行政知识也只能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屈居“二等公民”的地位。这种启蒙还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开放性，即公共行政本身也在书写历史，它书写历史的方式就是主动投身于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将自己从现代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更彻底地拥抱“他者”。通过服务他者，公共行政更明确地认识到也更充分地实践了自身的价值，由此公共行政所获得的就不再是一种封闭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得到他者承认的自我意识。作为其结果，公共行政知识则完成了它的反思性重构，成为一种学科化的知识。

　　在跨界研究日益普遍化的今天，关于公共行政知识是否一门学科，是否应当追求成为一门学科等问题，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我们从本书中读出的结论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蕴藏在历史之中，如果我们把历史视作静止的，认为现有治理模式不会发生根本变革，那么，公共行政知识承担好帮助实践者解决具体问题的功能就足够了。反之，如果我们把历史视作运动的，并判断我们正处于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之中，那么，公共行政知识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实践价值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变革一定需要某种学科化的知识来提供指导，而建立这种学科化的知识就成了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使命。当然，这样的公共行政学必然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封闭学科，而是一种充分开放的新型学科。如果以上分析是合理的话，那么，《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就可以被视为在新的历史转型中寻求公共行政知识之反思性重构的一部开拓性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