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编号：15BZZ046)
作者：果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海玥，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6.06.13
一、引言
社会影响力投资奠基于社会变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anges)，认可人为干预对社会问题解决的正面影响。[1]其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公益性投资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之余，可以获得一定财务回报。[2]社会影响力投资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可以比捐赠更为有效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并形成长效激励机制;并且在许多情境下，财务和社会回报之间并非完全互斥。社会影响力投资已经在世界各国被逐步实践，在减少再犯罪率、老人与幼儿照顾、社区重建、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3]新型治理工具催生新型评估方法，作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重要内容——社会影响力评估亦已正式进入学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议程。
二、社会影响力评估述评
(一)社会组织评估
社会组织评估最早来源于企业和政府的评估理论与实践，[4]3E、平衡计分卡和3D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E评估理论是流行一时的组织评估理论。它的优势非常鲜明：经济、效率、效果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受众都非常关心或部分关心的问题。直至今日，对社会组织绩效的评价，仍然是财务数据占据主导。[5]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某些社会指标很难简单量化衡量，对经济绩效这一单一向度变量的过度关注难以真实反映和描述社会组织的社会目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扭曲社会组织的发展。
平衡计分卡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盛行，因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传统绩效评估过于关注财务指标的问题与弊端，因此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中也得到了推广。如2004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与17家社会组织合作，聘请管理顾问公司以平衡计分卡为蓝本制定了一套《服务表现评估及管理工具》供各参与机构使用以评估其工作成效。[6]但平衡计分卡的局限也很突出——实施成本较高;且更多关注的是组织自身的学习与成长，而对组织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衡量尚不充分。
针对3E理论和平衡计分卡的不足，3D(诊断、设计、发展)评估理论得以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公共组织的相关利益群体是多元的，各自目标不同;社会组织与私人组织不同，其目标较为模糊与宏观;其结果受政策、计划影响大，因果关系不明确。[7]3D评估理论的优势在于它特别注重通过评估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通过评估帮助社会组织不断学习与完善。然而,这一评估理论的局限在于它难以通过定量指标体系体现效果，评估容易成为“讲故事”。
随着国际社会对社会组织评估的重视和发展，中国学界也在借鉴国外评估方法的同时，致力于评估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创新。邓国胜构建了APC理论(APC分别代表问责Accountability 、绩效Performance和组织能力Capacity)以对社会组织进行综合评估。[8]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交叉学科的重视，诸多新型评估工具也逐渐被应用于社会组织评估，如GIS在实践中的应用，从空间分析观点剖析社会服务方案的评估方法等。[9]
这些评估方法虽然力求从更为综合的视角重新解读社会组织评估，但其框架所蕴含的基本思想仍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如APC理论中绩效指标对项目适当性、效率、效果、满意度、社会影响和持续性的重视与选择等，均未超出以往研究的框架和范畴，仍然呈现出单一向度(经济或社会)或依靠“讲故事”进行评估的特征。
(二)社会影响力评估历史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影响力评估运动开始时，评估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履行或遵守合同的情况——证明补助金是合法的，而不是告知正在进行的工作，更不用说提供一个关于预测未来绩效的报告。[10]这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项目评估有本质上的区别。此后出现了一系列评估机构，如社会投资回报评估网络(SROI network)和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网(GIIN)等，上述机构基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力评估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一定共识：同样的社会目标要有相同的衡量指标;指标不应给被评估者带来过多负担，最好的评估方法要对社会组织的运营有所帮助。[11]
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IRIS)是于2009年推出的一个影响力指标库。它开发了一种通用语言来表述干预所产生的影响力。[12]这是评估标准化取得的重要成果。全球影响力投资报告标准(GIIRS)则是在IRIS数据库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建立的影响力评级系统。除此之外，社会投资回报评估工具(SROI)是另一项经常被各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用来进行社会影响力评估的工具。
三、社会投资回报
(一)内涵、对象与测量
社会投资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是由REDF(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出的一个评估工具，主要用来对投资产生的社会投资回报率进行测量。[13]
SROI有着鲜明的“义利并举”的特性，旨在将社会、环境、经济成本和收益进行整合，以提升社会整体福利。[14]从社会会计的理论视角出发，SROI基于利益相关者原则，能够通过建立量化指标体系，综合评估社会干预行为所产生的经济(财务)回报与社会、环境回报，更好地体现出社会治理主体与目标诉求的多重性和复杂性。SROI测量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果并用货币价值将成果呈现。因此，SROI的评估最终呈现为一种比例关系：分母部分为所有投入的总和，分子部分为所有回报的总和，因此SROI值为3:1意味着1元钱的投入可以产生3元钱的社会价值。(下式为SROI的计算公式)[15]
SROI=Net Persent Value of Benefit/Net Persent Value of Investment
资料来源：Ross Millar etc. , 2013
SROI的对象涉及到综合价值(Blended Value也有译作混合价值)、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和社会影响力三个概念，三者有所关联又有所区别，在不同的文献、著作中经常混淆与混用，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别。
社会价值是《社会投资回报评估指南》中明确指出的评估对象。社会价值是用来描述干预活动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的概念。[16]与之相关的概念是综合价值。美国学者安东尼(Antony Bugg-Levine)指出：所有的营利与社会组织，均能创造包含经济、社会、环境成分的价值。SROI所测量的社会价值应为广义的社会价值，而此处的社会价值是指狭义的社会价值，两者不同。综合价值不是三种价值的简单相加，而应是三个元素的核心元素的重新组合——资本、社会和商业可以创造出的超出其总量的价值。[17]由此可见，虽然名称一样，但两者内涵不同：SROI测量的社会价值属于广义的社会价值，而综合价值中包含的社会价值，是狭义的社会价值。广义的社会价值与综合价值包含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在经营过程中对于经济、社会、环境产生的综合的有益的成果并换算成货币的直观表现。但综合价值实际包含的范围比社会价值要广。
在具体的SROI值的计算中，社会投资回报率的分母部分为项目产生的影响力的现值。[18]这里存在社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混用的情况。影响力的本意不限于投资行为所能产生的社会(包括环境)正效应和效益，更意指投资行为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高效，从而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19]社会影响力经常与“投资”一词联合使用，与其他类型投资有所侧重。
表1依次展现了不同投资方式对于社会效用和财务回报的不同需求。慈善捐助是完全不期望财务回报的投资类型;与其相对的是传统投资，以市场收益为目的，而不关注其产生的影响力;公益创投就投资理念来讲更偏向于慈善捐助，旨在催生社会影响力进而造福社会。但是与慈善捐助相比，公益创投把影响力的持续产生作为投资与否的条件之一，其更关注的是投资对于机构组织能力建设的影响。公益创投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相比，两者区别在于公益创投在财务回报方面的诉求明显低于影响力投资;[20]社会责任投资以避免投资可能对社会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企业为首要投资决策标准，如避免投资烟草、酒类、博彩等，这与影响力投资有深层的区别。影响力投资又细分为两种——侧重社会价值与侧重财务回报。之所以将其区分，是鉴于目前投资界不同机构对于影响力投资这一新兴投资类别的认识存在细微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影响力投资所蕴含的来自慈善公益和金融投资的双重构成要素。[21]表1不仅介绍了不同投资类型的区别，还特别表现了影响力投资对于社会价值的关注，以及影响力与社会价值间广泛的联系。
资料来源：引自社会企业研究中心(http://www.serc-china.org/)
除此以外，三者可以通过测量方式的细微差别进行区别：
社会价值(广义)等于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狭义)之和;[22]对于综合价值的衡量，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综合价值应大于社会、经济、环境价值之和。[23]第二种观点是综合价值等于财务价值和狭义社会价值的相加。[24]这是因为，在传统组织中，财务上的投入看重更多的财务回报和较少的社会回报，而对传统的社会投资也一样，目的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回报和较少的财务回报(如图1左侧所示)，而社会企业这种介于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其投入所产生的价值应该包括了财务回报和社会回报两方面，因此，综合价值是两者的综合，也就是综合价值(如图1右侧所示)。[25]但第二种方法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和社会回报会出现动态影响并发生变化，有一部分的价值无法在财务报表或其社会表现中体现，至少是一段时间内无法测量，因此这部分价值是隐性的，这同时也为真实综合价值的确定增加了困难。综上，虽然“综合价值大于三个价值之和”更符合现实社会价值产生和影响的规律，但是要实际测量到综合价值并不容易，正如安东尼所言：“我们可以描述用肉眼看到的红光、蓝光、绿光，但大多数光都在可见光谱之外”。[26]对于社会影响力的测量，社会影响力通过对综合价值的衡量反映企业或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大小，因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是围绕综合价值进行定位的，投资者试图创造出正面的影响以及多样化的经济回报，[27]
因此，将这些概念用公式表示，即：
社会影响力≈综合价值≈社会价值(广义)﹥社会价值(狭义)
在实践中，我们通常采取第一种方法，分别测量之后进行合计，但这并不是其真正的综合价值，而是我们能算出来的近似值。
资料来源：Andrew Flockhart : 2005
SROI评估系统的核心是给成果定价，让成果可视化可测量化。[28]其操作流程主要建立在7条原则基础之上，它们分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理解发生了何种变化;仅纳入重要信息;为关键成果定价;不过分夸大成果;保持公开透明;审核成果。[29]这七条原则作为对SROI模型构建时信息纳入和排除的标准，以保证模型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二)SROI的国内外发展实践
SROI的雏形源自美国，随后在英国、日本等地得到广泛实践，并逐渐被验证和认可。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将SROI应用于一系列社会企业评估中。[30]在此之后，英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也积极鼓励社会企业应用SROI分析其社会经济价值。英国卫生部还专门设立社会企业基金会鼓励申请资助的社会企业应用SROI。[31]SROI在英国的使用和普及，得益于三个主体的帮助：(1)内阁办公室的“引导社会投资回报”项目(Guide to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2)SROI英国工作网络;(3)新经济基金会、新慈善资本和慈善机构评估服务提供的培训、咨询和讲座。[32]SROI在英国的社会医疗卫生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3]亚洲的日本、韩国等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不同程度的应用了SROI这一工具。
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2010年后SROI才进入中国，目前对其研究仍停留在外国工具本土化的阶段。在理念层面，我国学者孙世敏对社会企业价值计量模型进行了研究，并针对SROI的不足提出了“四重底线”概念框架，将LM3模型(local multiplier 3)融入SROI模型，[34]对SROI工具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并计算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SROI值，检验模型的效果。
在实践层面，社会资源研究所对SROI进行过较为系统地研究，翻译了《社会投资回报评估指南》中文版，并接受南都公益基金会委托利用SROI评估“为中国而教”等项目。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委托光华基金会运用SROI工具对公益教育项目进行了测评，[35]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应用SROI进行实证研究的有益尝试。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SROI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以翻译介绍为主要手段，目前可以找到的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少;对于工具仍处于理解、试用的阶段。在公共管理领域，还未对其作为外部评估工具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SROI在我国应用的前景、挑战与建议
(一)SROI应用的前景
SROI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广阔，可以为社会组织自我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公益性投资行为进行第三方测评，并构建社会问题创新性解决的长效激励机制，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效率;其货币化评估结果还可作为政府公共政策“循证决策”的依据。
1.社会组织自我监测
首先，SROI可以对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起到监测与指导作用。SROI通过货币回报使社会价值和影响得以量化展现，[36]这一特性能够让组织直观的评估自身在某一阶段内开展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查找不足并进行组织流程优化。这种数字表现还能充分证明在政府机构无法提供服务的领域，提供这样一种服务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影响，[37] 从而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与合法性;[38]客观的数字还能够帮助社会组织吸引外部资助与支持。
2.社会投资者评估
其次，SROI能够直观体现社会投资的回报率，为社会投资者(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其他社会主体)明确社会服务的财务价值，[39]从而成为投资者参考与评估的重要依据。 特别对于政府而言，SROI通过提供量化数据的方式，能够达到合理分配资源的效果，以减轻政府的负担，[40]降低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此外，良好的社会投资回报率还可以吸引潜在投资者，有利于激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治理领域，与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为社会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提供更多支持。
3.政府“循证决策”的依据
SROI针对社会问题多元主体、多重目标的货币化评估(预测评估与事后评估)，可以为合理制定公共政策和行业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与经验借鉴，[41]是政府“循证决策”的重要来源。[42] SROI可以有效预测不同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同结果，因此政府部门可以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一种工具;也可以作为同类政策议题的有益参照。
(二)SROI应用的挑战
与其诱人前景相对应，SROI在我国应用也存在一定挑战。一项调查显示，尽管SROI的优势被广泛认可，但是SROI作为一种评估工具的使用率只有30%(调查样本为115家社会企业)。[43]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成本的局限性
和其他评估工具一样，SROI的应用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和资金，而由于一些社会组织存在时间和资源的限制,[44]这种高昂成本付出往往使得其不得不放弃对社会价值的评估。
2.社会组织的盲目自信
一些社会组织过于自信，沉迷于主观价值的判断。有些组织视评估工具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竞争优势或有益的活动。[45]
3. 数据质量的限制
此外，在SROI使用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的财务数据，但由于数据的不可靠性，造成SROI评估的质量相对较低，甚至一些与事实相反的数据会导致计算结果错误。[46]而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需要建立在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基础上，这也对SROI的使用造成了限制，影响了其应用与推广。
(三)SROI应用的建议
1.提高整体数据质量
真实、充足的数据，是SROI评估的基础。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资源来整合与提高现有数据库、指标库的数据质量，特别是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口径数据的一致性，否则SROI计算值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很难保障。
2. 加大评估投入和评估者培养力度
SROI对评估成本的要求非常高。在实际应用中，评估成本往往被忽略，特别是在一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因此需要政府强化评估投入的意识和行动，专门设立评估经费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工作的顺利展开。而SROI对评估者的能力也有严格要求，要求评估人员既具备一定的财务知识基础，又对调查的领域具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根据自身的职业判断，确定核心计算指标。而当前针对评估者的培训机构与课程严重不足，需要相关科研和实践机构在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方面加以考虑。
3.重视本土化研究
由于SROI引入我国时间相对较短，因此目前国内对其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尽管SROI的研究思路、框架、指导原则等很完整，但是涉及符合国情的具体指标的选择、过滤等细节问题，并没有标准化的步骤和流程。此外，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纳入情况，不同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也是SROI结果容易让人产生质疑的地方。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针对本国情况，让SROI评估方法更加精细化。只有真正将SROI投入使用，才能发挥其价值，因而SROI的本土化和精细化是一个既需要理论支持，又需要实践验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两者都需要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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