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人际关系框架主要涵括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以及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其在时空格局中相互交错、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人际生态。和谐公务员人际生态的建构，不仅是公务员工作开展的依托和事业成功的关键，还与组织公共服务和管理目标的达成息息相关。因而，审视公务员人际网络的运行逻辑，在公共精神与和谐理念的引导下，调适人际生态中的张力与平衡，是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 构建和谐公务员人际生态的重要价值
传统东方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人际思想。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正是对和谐意旨的深度阐释。和谐观念也一直为西方哲人所推崇。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认为人们在交往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提出“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2]东西方时空整合视阈下的和谐人际生态涵括功能、时间、空间三个维度的意涵，与公务员个人素养、政府行政效能和社会公信度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耦合关系与共振效应。
(一)有利于改善公务员个人素养
从功能维度来看，公务员人际生态意味着政治需求与情感供给的统一。公务员在人际交往中如何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用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彼此相处，决定性因素在于公务员自身的素养。和谐的人际生态有助于公务员个人素养的培育与提升，道德文化素养也直接作用于公务员人际生态的衔洽与协调，这样一种良性耦合形成了极具动能的倒逼态势。首先，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公务员具备较高的能力素养。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视各种关系的沟通与协调，在这种关系网络的社会形态中，人际关系处理的价值日益凸显，这种特殊性在公务员群体中显得尤为突出。伴随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现实行政环境跃迁对公务员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人际关系处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所形成的能力倒逼促使公务员与时俱进地完善与提升自身素养。其次，公务员人际交往的情感体验有助于自身素养的提升。人际交往过程中，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所形成各自的情感体验，直接作用于参加交往的每一个人。和谐的人际生态促成了积极情感体验与融洽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供给了一个稳定的情感运转轨道，有利于推动交往双方的道德修养与文化素养的持续发展与稳步提高。
(二)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行政效能
从空间维度来看，公务员人际生态意味着空间格局与联接结构的衔合。“和”是良好人际生态的体现，而组织中的“和”则是组织凝聚力增强、行政效能提升的重要基础，和谐融洽的状态最适合于组织目标的实现。首先，和谐人际生态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公务员能够专注于工作，自身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获得“解放生产力”的良好成效。同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组织之间信息交互的方式、频率和畅通程度，都能对公务员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和谐造成深刻的影响。宽松而专注的工作氛围，能够极力促成组织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内在驱动与信息支撑。其次，“人和”的环境强化了公务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认同感是公务员自主意识与工作热情的集成，有助于型构公务员与组织间的良性互动，增强组织内聚力，系公务员和谐人际生态的灵魂所在，对人际生态联接结构具备质的规定性和前提意义。归属感则作用于公务员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强化，使公务员自发地承担起更多的推动组织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建构一个积极有为的责任型与服务型政府巩筑基石。
(三)有利于强化政府社会公信度
从时间维度来看，公务员人际生态意味着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共鸣。公务员是政府开展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交流的中间媒介。虽然公务员个体行为不能完全代表政府形象，但公众是通过一个个公务员的认知积累来看待和评价政府形象的。“这种印象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故意和非刻意的集合”[3]，最终汇聚成政府形象。一方面，历史积淀奠定了人际生态的基调。社会公信渊源于公务员行政理念与公共精神契合度的趋同，既是政府良好精神风貌的外在显现，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规约。公务员承担着政府行政机关中的基础性工作，其所代表的政府权威的根本体现在于履行好服务职责，建构公众高度认同的政府，提升社会公信度。另一方面，时代发展掌控了人际生态的律动。和谐理念作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能够有力地调节组织气候，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在政府内建构起责任导向、服务导向的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如果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则会呈现出一种病态式的组织气候，工作上相互推诿、争功好利，缺乏团队与协作精神，势必会迫使公务员行政行为乃至人际交往陷入行政失范的泥淖，继而破坏政府的社会公信度。
二、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的现实表现
社会关系是形塑人际网络的基础，而人际生态是社会关系的凝结框架与叙事模式，具备自身规范有序的运作图式。由于转型时期多元因素交互杂糅，原有关系网络的运行逻辑遭受侵越，从人际关系的生成基础、联接结构和互动机制三个层面溢出负面效应，呈现出诸种失谐状况。
(一)人际交往功利化
“人情交往”是中国语境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它是贯穿于人们社会交往活动始终的一种社会情感和精神共鸣，被视为传统亲缘逻辑下凝结不确定性与碎片化经济社会的根本路径，规范了人际交往的生成基础，是人际关系的纽带。然而，这种基于伦理与情感的联结，正逐渐蜕化成一种利益导向的交换关系。
首先，情感异化。官僚制作为现代政府组织体系的主要架构和鲜明特征，其所要求的政府公务员必须是理性化、规范化和非人格化的。[4]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公务员正常人情交往受到压抑，情感驱动不足，缺乏应有理解和关心。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活动都会受到奖励或报酬等利益因素的影响。公务员自发形成的“锦标赛”式的行动逻辑异化了原先以情感维系的人际交往模式，人际关系的维护与发展不再以相互间的情感为前提，而更多的是以具体化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为出发点，“人情交往”蜕变成一场实质意义上的资源互换。
其次，关系物化。“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马克思关于人性著名的论断之一。随着公务员人际关系精神层面的情感纽带愈发物化，人际交往的工具倾向渐趋显化。维护和谐人际生态所必需遵循的公平、平等原则被自我利益原则所侵越，资源交换嬗变为人们日常人际交往的重要准则，伦理元素被淡化甚至漠视，致使联接情感和精神的关系纽带功利化色彩浓重，人际关系混杂着庸俗的利益交换关系。公务员人际关系的功利化趋向使得以情感维系的关系模式中人际行为愈发缺少真诚的衔接与啮合，而理性主义提供了“恰到好处”的解释框架与行动路径，进一步侵蚀了公务员人际生态的基础构造性。
(二)人际关系表面化
人际生态结构的形成与稳定，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随着人际网络的不断拓展，人际交往的需求和契机日益勃发，交往所需的时间却在不断压缩，趋现交往格局重新建构与关系网络巨大解构并存的态势，人际生态的作用场域与联接结构遭受巨大冲击，致使交往深度和稳定性不足，趋于浅尝辄止，人际关系流于表面。
首先，“作秀”式交往。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使得人际网络的稳定性逐渐流失，原本社会结构遭受挤压，让渡于现实的交往需求与交往心态，并生长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关系网络。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聚焦于人际交往间的符号互动现象，即人们在交往中通过预设好的一系列符号工具展现出“戏剧性”的表演行为，试图据此获取良好的人际资本收益。在官僚制伦理中，传统公务员人际生态的困境隐含于固有资源的有限供给和人伦道德的神圣崇显这对二律背反的矛盾中，客观上为公务员人际交往中“作秀”现象的延展供给了价值规定与行动指南。微信朋友圈的“点赞之交”来往频繁热切，然而单位同事之间尽管居住在一个社区、一个相同的院落内却来往甚少。
其次，应付式交往。“交”与“往”的两个向度共同标的了人际生态联接结构的强度。交往之“往”实质上承载着动态化人际过程的内涵，而非静止化、结构化的结果与效度。健康的人际生态不仅需要观照“交”之构造性与稳定性，更涵括了“往”之互动性与协调性的考量，动静相谐，方能全面把握和谐人际生态的意旨。公务员人际关系联接强度的衰减直接引发诸如“节日问候言不由衷，假日小聚情非得已”等尴尬现状，驱使公务员分剥出大量精力维系这种“点头之交”式的平衡。正常、健康的人际发展被压抑，交往热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主动性偏低，疲于应付。
(三)人际冲突常态化
随着三十多年的变革与发展，在市场核心的经济战略、民主导向的行政理念、多元联动的利益格局、动态复杂的公共治理需求以及日臻成熟的公民意识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下，公务员人际互动的支撑机制与约束机制渐趋衰糜，公务员群体间的张力不断增大，演绎出诸般紧张态势。
首先，信任式微。信任是内嵌于人际互动过程的一种行动支撑机制，体现了人际交往中人们相互的心理预期及认同程度。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伴随而来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困窘处境，极大程度地延展到了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领域，公务员人际生态中的信任式微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处理准则瓦解了伦理或是情感取向的“伦理社会”和“熟人社会”。在这种影响下，公务员普遍呈现出对职位权力的过分期待、对生存空间的相对焦虑以及对个人发展的患得患失等心理状态。“官僚，像其他人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7]遵循本位主义的工具理性指导，公务员人际生态的信任基础动摇，抽离了作为人际“粘合剂”的信赖感与认同感，同事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大，显示出相当的猜忌与戒备，信任价值贬损。
其次，竞争激化。一方面，约束机制的内在消解唤醒了竞争意识。和谐是传统中国社会伦理中最为推崇的境界，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张就是“克己复礼”，倡导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当礼让相敬，这一观念深刻内嵌于传统人际交往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际关系建构在高度协调与稳定的基础上，均衡状态下的人际关系也是以伦理和情感为叙事内核的。但在当代的政治经济环境跃迁的影响下，竞争意识逐渐觉醒、侵蚀并渗透到人们的交往活动中来，公务员群体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制度规范的相对缺位激化了人际冲突。功利取向的理性主义供给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人们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公务员队伍中，只有积极表现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占据人际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争取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协调机制的相对缺位悬置了制度“应然”的刚性约束，本位主义“理所当然”地约化为行动者合理自洽的依据，当涉及职务晋升或其他利益相关事件时，缺乏一条为群体所共识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化解决渠道，公务员人际之间的冲突将无法避免且趋于常态化。
三、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的成因分析
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其现状主要呈现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厘析人际生态的结构要素，从个体心理、组织体制与社会文化三个价值落点起底当前公务员和谐人际生态建设中的阻滞因素，明晰认知性失谐、制度性失谐与环境性失谐的演化机理。
(一)心理障碍引发认知性关系失谐
马克思指出，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因而，社会发展和社会存在所触发的意识层面的心理障碍，诱发了公务员人际生态中个体认知偏差以及角色定位迷失。
首先，认知偏差引发的心理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变伴随而来的是经济主体的增多与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民众的收入分配方式亦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复杂利益关系的博弈使得民众心理的非同质化趋势愈发明显。社会意识基础性的“祛魅”引发的是关系介质的迭变，碎片化的人际网络与原子化的个体被重新赋予了利益偏好与价值取向，诱使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各类社会群体产生心理失衡，进而对公务员的交往方式乃至人际生态产生深层的影响。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优越和富足的生活状态，致使一些政府公务员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心理。[7]市场经济的天性，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公务员的“经济人”属性，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角色之间不可自解地相互角力，这为公务员人际生态中表面化和功利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发酵的温床。
其次，角色迷失内生的利益冲突。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角色对于个体的行为模式有着深刻的影响，规范和约束着个体的行为。每一个社会角色均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期望，代表着一定的角色利益。作为政府组织成员，公务员既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一面向上，其行为代表着政府。但除此之外，公务员也是社会个体的一员，面向着社会角色的利益和责任。公务员往往面临着职业身份和社会个体之间角色定位迷失的窘境，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现象僭生渐长。现实交往中，公务员必须长期保持高度理性、谨慎，借以掩饰自己作为其他社会角色所固有的情感、需求和动机等，绷张着脆弱的平衡，人际生态联接结构强度的衰减，人际关系变得极不稳定。而当他们扮演两种以上利益或需求相左角色时，积聚的压力缺乏有效输出路径，矛盾冲突和角色混淆就难以避免，本位主义的行动策略占据上风，致使公务员非正常人际交往乃至人际冲突等问题的发生。
(二)体制障碍造成制度性关系失谐
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引介为制度结构分析提供了统合框架，囊括制度结构因素和非制度结构因素两方面。在对人际生态的作用上，制度结构因素发挥其保健和维护功能，而非制度结构因素则着力于激励与发展功能，组织体制障碍集中症结于作为保健因素的职能运行机制与作为激励因素的资源配置机制两个方面。
首先，运行机制受滞增大人际张力。一是职务分工不合理。传统官僚制伦理在当前的权威体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刻地贯穿于政府部门职能运行的始终。虽然每个公务员岗位应当承担的工作职责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的工作分担上并非是规范的。级别低、资历新的公务员往往会遭遇工作任务分派不均、内容变化性大、任务量过重而难以适应或者无法驾驭等困扰，类似“三个闲成猪，两个累成狗”等畸形办公室生态圈的衍生，加速了人际网络中纵横方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势能积累，人际张力增大，人际矛盾激化。二是绩效考核不完善。公正、科学的绩效考核应当建立在对工作实绩精准量化与多元主体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主观因素对考核结果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传统官僚制伦理与现代化考核原则之间的博弈胶着，“看关系、论年资、凭主观”的行动逻辑仍保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绩效考核难保公正科学，考核结果难以充分运用，加剧了人际生态的紧张态势。
其次，资源配置失衡破坏人际和谐。一是职位管理不规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特点。差序格局的维系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方式实现的，这与公务员人际互动机制中的路径依赖与行动策略存在深层的共振效应。升迁压力是公务员遭受巨大心理压力的终极来源，然而职位晋升的现状与《公务员法》中规定的选人用人原则仍有一段现实差距，职位晋升与任免过程中上级领导意志过重，掌控着资源调配的“生杀”大权。一些传统糟粕思想伺机作祟，诸如裙带关系、论资排辈、溜须拍马等潜规则仍然深刻地侵蚀着公务员职位价值序列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二是薪酬待遇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薪酬待遇差距，严重地刺激了广大政府公务员的不平衡心理，增大了群体间、区域间的隔阂，阻碍了公务员健康人际关系的交流和拓展。此外，公务员收入水平不仅在群体内部有着明显的差异，更难以与其他社会成员保持均衡，急速膨胀的国民消费水平与相对滞后的薪资待遇增长之间的逼仄渐趋于不可调和。这给本就脆弱的公务员人际生态创造了一个危机四伏、暗涌迭起的工作氛围，滋长了非正常的人际交往。
(三)文化障碍导致环境性关系失谐
制度经济学派大师诺思曾经说道:“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8]研究人际关系失谐绝不可以忽视文化障碍的阻滞影响，它从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环境两方面为失谐行为提供了滋生沃土与路径依赖。
首先，文化堕距留滞的惯性影响。一是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庸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生态的骨髓之中，“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等具有中和色彩的工作方式俨然成为人际评价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准绳。在这一面向上，中庸思想正嬗变为现代化进程中稀释人们进取精神的窠臼，公务员既要忍受中庸环境对自身个性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压抑，又要面对恪持中庸之道的同事更受领导赏识的现实，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与适应文化堕距所留滞的中庸逻辑，极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而这样一种合群行动策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正深度冲击了人际生态的均衡。二是小农意识的影响。小农意识作为最为典型的民族性格, 深刻地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知足常乐”“宗派亲族”这样源自血脉的民族认同感，更是民族情感与民族信仰的集中显现。怀有小农意识的人给自己预设很低的发展目标，思想上保守僵化，行动上固步自封，处事上随和不争。这种传统思想对于现代行政活动亦有潜移默化的迁变作用，影响政府部门的行政风格和行政行为，内化为公务员人际交往的重要心理特征，契合于人际关系表面化的演化逻辑，“点赞之交”与“点头之交”横生衍盛，成为型构公务员和谐人际生态的一个重要阻滞因素。
其次，社会误解焦聚的舆论压力。一是过高的社会预期。公务员身处的工作环境与岗位承载着重要职能，因而受到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公务员作为社会精英群体，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代表着稳定的经济收入、可观的社会福利以及良好的退休保障。然而对于绝大部分公务员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而言，这种社会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公众因评价过高而产生了误读，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的行为预期和道德要求。处在焦灼关注中的公务员行为常被放大，“熬年资”成为部分公务员的默认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态度，严重压缩了人际交往的纵深与幅围，致使人际互动不足，人际生态活力受到压制。二是固化的公众误解。绝大多数公务员服务在基层一线，不仅需要直面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还可能经受民众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过激行为。很多民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群体已经产生了“脸谱化”的印象，面对公务员时，脑中自然浮现出固有的偏见，容易忽视公务员工作的辛苦和可能存在难处。在这种阵营式对立思维的影响下，大多数一线公务员枷负着较重的思想包袱和精神压力，损害了工作热情与积极性，人际交往主动性受挫，甚至衍生出官僚式的冷漠与迟钝，进而深化误解，陷入人际生态的恶性循环。
四、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的调适路径
通过分析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的成因，探寻符合中国语境下人际均衡的新视角与新思路，从微观理念、中观制度与宏观环境三个层面着手，致力于发掘人际关系维护与发展的有效调适路径，实现公务员人际生态健康化、规范化、和谐化运转，正是公务员职业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乃至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题中之义。
(一)培育公务员和谐交往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培育公务员和谐交往的理念，必须提高对复杂环境的准确认知能力，明确自身在人际网络中的定位，调整行动策略，使之适应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有利于从根本上调适由个体心理障碍所引发的人际生态失谐状况。
首先，提高公务员环境认知能力。一是提高公务员心理调适能力。新的社会问题、新的社会环境、新的关系网络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公务员利益胶结场域中的辨别力与反应力。强化多元情境中公务员的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实现实时的知觉调整和自我调适，对于公务员在复杂环境中寻求自洽途径与实现人际均衡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强化公务员能力素质锻造。公务员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以应对日趋多元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需求，政府部门也应当积极组织针对性、实效性的培训与学习，提高公务员综合素养，缩短彼此之间的知识、能力差异，增加公务员相互之间的能力信赖，进一步增强彼此发生人际交往的内在吸引力。尤其要对公务员人际交往技能进行培训，很多公务员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是无意识的不恰当人际交往行为所致，而非刻意破坏人际交往或不愿往来。
其次，理顺公务员各类人际关系。一是构建契约化的上下级关系。契约作为关系双方所认可并承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它是人际之间信任建立的法律化手段。实现公务员上下级关系由以传统差序格局型为纽带的联结向以契约型为轴心的相互信赖关系转变，引导人际生态中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人情社会”命题下突破发展梗阻的深切需要。二是营造良性竞合的同事关系。激烈的竞争离不开人们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合作是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础。营造公务员同事之间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不仅能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使其各尽其职，各显其能，还能优化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协调运作，整体效能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实现 “共赢”之道。三是保持与民众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构建公务员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坚守民众的利益，通过走进基层倾听民声，反映民众的呼声和意愿，落实政策福利惠及于民，赢得群众认同，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同命运。
(二)健全公务员职务管理制度
制度是秩序的保障。职务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是致使公务员囿于人际关系困境的重要成因。作为当前职务管理制度中的主要软肋，必须在人际生态的维护与发展，即权责位对等和监督约束上多做努力。
首先，建立健全公务员能本管理制度。一是建立能力本位的晋升考核制度。公务员能本管理的叙事逻辑要求协调好职位、职责和职权的关系，确保能力与职位、薪酬、等级相协调，提供公平情境下公务员自我实现的渠道与保障。必须完善现行公务员晋升考核制度，立足于个体工作实绩与能力素养，深入分析公务员对新岗位的匹配度与适应力，实现对公务员精准化、立体化的“能本管理”。二是健全互补型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能本管理的理念是以能力为本，最大化地实现人的价值，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种“各尽其能”的运作机制，在保障原子化个体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实现人际生态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通过调整公务员人力资源科学、互补的配置方案，实现同区域、同部门公务员间的能力互补、知识互补和优缺点互补，保证工作中能形成合力，促进公务员自我价值实现与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增劲公务员和谐人际生态的建构。
其次，完善职务晋升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完善职务晋升中领导意志的制约机制。现行公务员任用制度中，行政首长可以直接决定下级的职务升迁与任免，却并未为这种任命权配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必须加强对上级行政领导用人责任追究的力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完善公务员职务晋升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不仅要强调升职前的充分监督，更要重点保障公务员获得晋升后的有效监督。前置监督可以确保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合法性与公正性，而事后监管则可以维护公务员晋升机制的长期性与有效性。在整个职务晋升程序的监督过程中，有效结合法律监督、人事监督以及工作监督等多种方式，构建全覆盖的监督体系，提升监督实效，强化约束作用，为构建一个公正平等的人际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三)优化公务员人际生态环境
环境是发展的支撑。公务员人际生态的调适与发展，依托于更坚实的信任基础、更便捷的交流工具以及更友好的人文环境。优化人际交往环境必须有赖于公务员交往态度和能力的提升、组织服务理念与文化的内在认同以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良性互动。
首先，完善人际交流的软硬件设施。一是培育人际生态的信任基质。一方面，创造公务员人际交流条件。鼓励人际交流范围的拓展，促进人际互动频次提升;倡导与发展无障碍沟通，促使更多的人际交互行为的发生，加深彼此的认识与认同，构筑信任基础。另一方面，重塑人际网络的情感联结。积极探索部门间、区域间的多元互动形式，重塑和睦、融洽的组织氛围;鼓励公务员打破传统人际格局的僵滞，将人际交往中庸俗化的工具图式回归到感情联结的轨道上来。二是优化公务员人际生态的结构设计。一方面，创新人际生态的运营载体。人际关系的拓展依赖于功用适当的工具形式，推进公务员贴吧论坛、主题网站、微信QQ群等官方或自发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丰富信息交互的多元载体，以信息输入、输出的可及性与便捷性，促发公务员间深度、泛度的交流与共享。另一方面，优化人际网络的组织架构。在日趋激烈的环境跃迁面前，传统科层制组织架构因其固有的条块与割裂，在应对公务员人际交往需求方面的调适能力愈显不足，因而打破部门间、人际间的桎梏与隔阂，建立起畅通、便捷的交流通道，实现组织架构的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运转，是调适公务员人际生态的必由路径。
其次，营建积极友好的人文环境。一是消弭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以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为孢子，消除传统行政文化中负面观念的侵蚀，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文化“菌落”;另一方面以服务理念为营养质，强化公务员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认同，使公务员真正认识到服务于公共利益是其行政信念的根本要求，通过行政文化和行政理念的“发酵”反应，促进公务员人际生态中“微生物”观念上的代谢与均衡。二是争取社会公众认同。当前公务员人际生态失谐的外力很多时候源自公众对公务员工作情况的误读。一方面，必须增加政府工作的开放度与透明度，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以积极有为的良性互动消释公众误解，同时，公正明晰的宣传和解读能够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识与认同，有利于促进公务员工作的开展以及与群众关系的融洽。另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也是提升公众满意度的有力举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有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客观上能够为公务员和谐人际生态营造一个友好的社会环境。
结语
当前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公务员人际关系作为各类思想观念和固化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新常态下不可忽视的且亟需重构的一种政治生态。因此，分析公务员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失谐现状，建构一个多元价值、多层分析、多方协同、多重举措相互支撑的适调方案，引导公务员协调好人际关系以减少内耗及减轻心理困扰，从而形成合力服务社会极其重要。
项目基金：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发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政务微博建设的视角”(编号：12K055)
作者：梁丽芝，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毅，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湘潭41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