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之两岸共同事务治理平台”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地区科技政策及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编号：L1624036)

作者：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张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6.12.10

一、导论

博士教育最基本的要义是学科或专业自我繁殖的方式，博士教育的质量以及其所传授研究途径的质量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1]公共行政学的教育是大学为公共事务领域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博士教育对公共部门的发展和学科的知识累积有着重要贡献。但现实中，相对其他层面的教育来看，对博士教育的关注是不够的;[2]博士教育并没有在公共行政学科发展中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学科发展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撰写学位论文是博士教育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博士生展示其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3]30年前，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博士论文质量这一现实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论文质量、学术期刊、学术社群评估的量化研究。【注：国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1)既关注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又关注研究主题的论文：McCurdy& Cleary(1984);Cleary(1992、2000);Stallings(1986);Newbold & Rosenbloom(2015)。(2)仅关注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文献：White(1986a、1986b);Adams & White(1994);Rethemeyer & Helbig(2005);Cepiku(2011)。(3)聚焦于博士教育质量的研究：Overman et al.(1993);Adams & White(1996);Brewer et al.(1999);Kelly & Lloyd(2013)。】中国大陆地区的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招收博士研究生源于1999年，而台湾地区则始于1989年，比大陆早十年。尽管两岸博士教育相对于美国起步较晚，但是对该领域的研究则紧随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注：大陆地区的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敬乂嘉(2009)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大陆地区博士论文质量的评估研究，王奎明和谭新雨(2013)在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对2008-2011年间产出的论文进行了评估。台湾地区的文献主要有：谢俊义和王俊元(2003)对台湾地区1989-2003年间所产生的部分论文进行质量评估;Kuo & Kuo(2014)对台湾公共政策学科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评析。】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都鲜有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研究，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科比较研究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本文对两岸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比较，探讨两岸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质量，看看其核心议题是否反映了当前研究的重点或前沿领域?是否运用了合适的、规范的研究方法?在论文质量、核心议题以及研究方法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本研究以大陆最早产出博士论文的2002年为研究起点，以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McCurdy & 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来对两岸自2002年以来产出的部分博士论文质量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分析两岸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中，大陆地区的样本来自于较早开展公共行政学博士教育的五所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台湾地区的样本来自于暨南国际大学、台北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大学和世新大学，具体样本分布如表1 所示。


休斯顿和德里文(Houston & Delevan)在《公共行政研究：对期刊的评估》一文中指出，公共行政研究性质的争论有两个焦点：一是对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持的基本社会科学假定的质疑，同时关注构成有效研究的因素。这个争论的焦点从研究传统着手，属于方法论的辩证，是研究规范性问题;二是学者们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们当前对理论上合理和有用的知识体系发展的贡献，这些研究也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在内。[4]依据不同焦点关注内容的差异，本研究设计了核心议题、研究方法、研究质量评估三大类指标，每个样本都根据两大类特征15个变量进行编码，运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变量信息见编码表(如表2所示)。



　　二、核心议题和方法论

公共行政研究性质的争论早已有之，可以说伴随着学科发展的始终，以至于身份危机一直困扰本学科的进步。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从博士教育质量为切入点，对整个学科研究性质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大致围绕着两个重要问题——该领域的核心议题和研究方法的选取来展开。[5]

(一)核心议题

公共行政学科边界和身份危机争议的一个焦点是理论的匮乏，但理论仅仅是解释实务的观点的集合，理论可以通过借鉴或别的方式实现，在需要理论之前，更重要的是说明理论要解释什么。[6]因此，为明确该领域的核心议题，本研究沿用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McCurdy & Cleary)关于核心议题界定的编码方案。而随着公共行政新领域——新公共治理时代的到来，以公共治理为主题开展的研究日趋增多，因此我们将公共治理也纳入到核心议题的范围中，选取的样本按其研究主题编入11大类，通过样本分析得出的数据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表明，两岸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议题有着较大差异，也表明两岸公共行政学在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不同特点。首先，当前公共行政实践领域的两个热点“政策分析”和“公共治理”，构成台湾地区学位论文产出的重点研究领域，而大陆地区对这两个领域的关注度不及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学位论文关注的次领域集中在“行政理论”、“政策分析”和“组织理论及行为”三个方面，而台湾地区博士论文关注的次领域前三甲则分别是“政策分析”、“公共治理”和“行政理论”，且此三项次领域的论文数量合计达到55.1%，这也凸显了当前台湾地区公共行政学术界的研究取向。其次，关于“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大陆地区要远高于台湾地区，这与两岸的地域范围和行政层级划分的差异有紧密联系。此外，将其他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或借鉴对象的论文中，大陆地区这类文章中有78.9%的文章聚焦于美国，而台湾地区产出的博士论文中关注最多的则是大陆地区，占比53.3%，其次才是美国33.3%。尽管台湾地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有美国教育援建的背景，但是随着学科不断发展，其已经从理论引进逐渐转向本土化研究，而大陆地区则还对美国偏爱有加。作为应用导向的学科，公共行政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本土化特征，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和旨趣必然是美国化的，以满足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实践为己任的，所以中国公共行政学迫切需要结合自身的需求拓宽研究的领域、研究“大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小圈圈”。[7]最后，根据研究领域的分类，大陆地区有28.3%的文章无法进行归类，这些文章多为针对某一特定行业或者部门的实践者论文，这一类型文章缺乏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明确的研究方法，对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发展贡献不大。相比而言，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则要小的多，只有7.8%。

(二)方法论

马丁﹒兰道(M.Laudau)认为尽管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但他必须坚持经验的、严谨的和系统的研究方法，[8]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该学科的特性和发展方向，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根据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设计了针对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估指标，但他们忽略了可以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传统合法替代的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因此这一指标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遗憾的是，在替代性研究方法中，美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并没有表现出更好。[10]那么，两岸产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情况又如何?表4是根据两岸产出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统计结果。



数据表明，在两岸产出的博士论文中，均以解释性研究为主导，而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占比均不高，这可以视为该学科在全球发展中的一个缩影，重视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而忽视了规范研究对知识积累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大陆地区还有将近半数(44.2%)的论文无法归入以上三类研究方法中，这类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设计，研究缺乏规范性，多数属于以对策分析为主导的描述性文章。这些作者多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定性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定性研究，无论在形成问题，还是在理论化和数据收集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逻辑，而这些自视为定性研究的论文并没有运用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这使得很难对这类介于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是似而非研究进行归类。[11]台湾地区这类没有明确研究方法的文章相对较少，占比10.9%，而且多集中于实践者论文中。

两岸产出的博士论文中运用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方法的文章合计均在11%左右，且差异并不大。但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解释性研究而言，台湾地区要远高于大陆地区，有78.3%的文章运用了解释性研究方法，而且这些实证研究论文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涵盖了相关性分析、准实验方法、实验方法等。大陆产出的博士论文在实证研究中多采用的是案例研究和相关性分析，仅有1篇文章运用了实验性研究设计。

　　三、基于六项评估标准的比较

当前国内外关于博士论文质量评估的指标主要有两大类，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的六项评估标准和怀特在他们基础上构建的六项评估标准，这两个模型中被运用最多的模型当属前者(如表5所示)。


注：+表示具有该项指标的信息，——表示没有该项指标信息。

根据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六项评估指标，对两岸样本进行分析，并与科利尔里对1990年和1998年美国产出的博士论文质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除了研究重要性之外，其他几项标准大陆地区均低于台湾地区和美国，而台湾地区有多项指标高于美国(如表6所示)。



(一)研究目的

明确界定研究问题是开展研究的逻辑起点。一项 研究要进行有目的的探索，而不是文字的堆砌，要明确论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样做。大陆地区产出的学位论文有79.7%有明确的研究目的，这与美国1990年(80.0%)的比例接近;而台湾地区超过90%的论文清晰界定了研究问题，这一水平比美国1998年(89.3%)略高一些。就研究的切入点来看，大陆地区的文章偏宏观机制体制设计，台湾地区的文章偏微观层面，尤其是跨心理学学科，对研究对象进行行为分析的文章日益增多，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在探索行为因素分析中占据优势的结构方程(SEM)方法为什么会在台湾地区有较多的应用。

(二)有效性

论文是否有严谨的研究设计，作者开展的这项研究能否让读者清楚该研究的发现，并将这些研究发现的一般规律运用到其他相似问题之中，这是研究设计中最基本的问题。任何一个认真设计的研究通常都要符合这个标准，这样的研究设计包括实验性研究、准实验性研究、或者运用统计技术的研究设计，但是案例研究不包括在内。此外，研究数据要是一手收集到数据，而不是历史数据或二手材料的研究。[12]从这一标准出发，将两岸产出的博士论文分别与美国1990年和1998年的产出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大陆地区论文研究的有效性不及美国1990年的水平，而台湾地区的则高于美国1998年的水平。

(三)理论检验

研究是否明确的证明了现有理论，或对现有理论提出了质疑，或明确了某个理论成立的条件，或得出了一个新结论，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论检验标准的要求。[13]纵观美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产出的论文在这个标准上占比都是最低的，都在20%左右徘徊。相比而言，台湾地区的高于大陆地区的，均高于美国1998年产出的水平。研究还发现，两岸产出的论文多数是将国外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检验和发展现有理论，促进国外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大陆地区的一篇论文以中国气候变化为例扩展并验证了议题注意力的动力学模型，对于政策过程理论和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都具有创新意义。台湾地区的一篇论文提出了“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改造行为模式”，经过验证发现该模式在解释居民参与环境改造行为的配适度与解释能力略优于现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式”。

(四)因果关系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否由因果关系而得出?在通常情况下，理论检验与因果关系是同步的，都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14]为便于分析，论文中凡是出现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与识别因果关系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的文章，均可视为具有因果关系。在这方面，大陆地区产出的论文得分最低，仅有28.3%。台湾地区产出的论文质量也不理想，虽然比大陆地区的要高些，但还不及美国1990年的水平。大陆地区的一篇论文运用供需理论框架，分别从各省的需求和公共部门供给两个层面来揭示行政成本省际差异的原因，并在此框架下发展了9个理论假设，通过对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台湾地区的一篇论文研究发现“政治信任感”与地方政府门户网站是否具有问责机制及其问责成效具有高度相关性，民众对政府信任的程度也会反向影响电子化政府的问责机制与成效，这使得电子化政府不再局限于传统资讯透明化领域。

(五)重要性

关于研究论题重要性，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1984年认为判断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在主流教科书中有所体现，但是科利尔里在针对1998年产出论文进行质量评估时，指出这个标准还要继续研究，须重新界定能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域。[15]论题的重要性的评判标准主观性极强，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登哈特认为如果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核心，那么，理论与实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为公共行政教育的核心，究其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属于应用学科，理论知识的发展不能脱离实际问题的解决。[16]因此，本研究在科利尔里界定的基础上，将两岸共同事务治理以及两岸本土化研究视为重要议题。从这一标准的测度来看，大陆地区是六项指标里面唯一得分最高的一项，略高于台湾地区，两岸产出的博士论文对重要议题的关注均高于美国地区1990年和1998年的水平。科利尔里认为大量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博士论文在研究议题重要性方面表现不佳，可归因于对研究有效性和因果关系等研究方法方面的过于强调，这使得学生为了研究的便利，而放弃对重要议题的追求，转而寻找便于自己研究的议题。[17]关于两岸议题的研究，大陆地区产出的论文从数量、质量以及议题范围等方面都不及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有6.2%的文章将大陆或者两岸作为研究对象，而大陆地区这一类型的文章不足1%。

(六)前沿性

研究是否产生了新问题或者总结了新的经验?这个标准的测量与议题重要性的标准完全不同，因为一项研究如果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产生新的经验，往往不会是传统公共行政领域关注的领域，反之亦然。同时，要特别注意那些令人混淆的文章，比如记录过去的经验或者报道了去年的新闻的文章，只是“后缘”，不能算是前沿。[18]大陆地区只有31.2%的论文符合这一标准，台湾地区符合这一标准的论文占到44.2%，虽然比大陆地区高，却远低于美国1998年的标准。大陆地区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回应了团体特征与公共池塘资源自组织治理关系的理论争论，提出以道德问责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集体行动模式。台湾地区的一篇论文以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库进行统计分析，透过量表的转换，计算各年度的后物质价值分数，发现2000年以后，台湾面临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的困境，导致价值观朝向物质价值变动，这也使得地方治理对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支出的减少。

(七)基于六项指标的综合比较

将六项指标综合起来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岸博士论文质量之间，以及与美国不同时期的论文质量均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如表7所示)。数据表明，大陆地区六项指标的平均值为2.44，不及美国1990年的水平，而台湾地区六项指标的平均值为3.03，高于美国1990年的水平，但是与美国1998年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大陆地区只符合0-2项标准的论文占到58%，有42%的文章达不到3项的平均水平;而台湾地区有61.2%的文章满足3项指标。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核心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三个维度，分别检验了2002-2014年间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产生的公共行政学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发现，在核心议题方面，大陆地区有28.3%文章无法分类，而这类文章六项标准的平均值仅为1.67，远低于大陆地区的整体平均值2.44;台湾地区仅有7.8%的文章无法分类，这些文章六项标准的平均值也只有1.70，比台湾地区整体平均值(3.03)低了1.33。这类论文多为描述性或对策建议类论文，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研究设计，难以对学科的知识累积有所贡献。在跨学科研究中，大陆地区产出的博士论文联系最多的是经济学，其次是政治学;而台湾地区则有大量文章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知识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大陆地区有将近一半(44.2%)的论文无法归入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中的任何一类，而且这类文章的六项指标均值只有1.27。在明确使用了三种研究方法其中一种的论文中，有78%的文章运用的是主流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于公共行政学这样一门应用性学科应当重要的规范研究方法运用的却很少，而且这类文章均值只有2.64。不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均值则有3.56，远高于大陆地区2.44的整体均值。台湾地区运用各类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各项指标的均值方面与大陆地区相当，但是台湾地区无法归入三类研究方法的文章仅有10.9%，这是两岸公共行政博士论文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未来大陆地区该专业的博士培养及课程体系改革的一个着眼点。在论文质量的六项指标评估方面，大陆地区的结果与台湾地区、与美国相比较也存在差距，在各项指标上都有待提高，尤其是在研究设计、发展新知识和创造新理论等方面亟待加强。

教学和研究是学科发展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它们共同推动学科的繁荣。就大陆地区的公共行政博士教育而言，要提高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在重视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不论研究机构的性质是什么，研究方向是什么，或者学位的性质有何不同，研究方法论的课程都应当作为博士教育必修的核心课程。[19]研究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博士论文采用解释性研究方法，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相当薄弱，这深受美国经验研究范式的影响。但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内部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判也日益增多，布鲁尔等人(Brewer et al.)通过对研究人员进行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学界过于狭隘的关注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20]鲁顿(Luton)批判了经验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认为经验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其能否定量测量复杂的公共行政领域的现实也是充满质疑的。[21]因此，在研究方法论课程的设计上，应当处理好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诠释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类课程的建设。

提高博士教育质量还应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鼓励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在达尔看来“如果不进行公共行政学的比较研究，创立‘一门公共行政科学’的主张听起来就相当空洞”。[22]本文发现，大陆地区仅有7.2%的文章属于比较研究领域的范畴，而这一点不仅是大陆地区的特有问题，台湾地区这一比例也只有3.9%，而美国的情况也不甚理想，科利尔里曾指出美国博士教育缺乏对学生开展比较研究的必要支持，联邦政府应该为学者和学生提供比较研究的资助。[23]吉瑞赛特(Jreisat)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比较公共政学这一研究路径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中处于边缘地带，并在不断衰落。[24]事实上，比较研究不仅是分析和行动的向导，而且也是增进理解、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手段。通过观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实践，可以增强不同区域间的理解和交流合作，探索普遍适用的行政原则，推动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丰富公共行政学的知识。[25]

本文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还发现，当前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都没有一个完整收录所有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这无疑为学术交流和知识扩散增加了难度。成立于1938年的国际大学缩微拍摄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提供的在线数据库，允许通过网络访问《国际学位论文摘要》(DAI)中的摘要，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国家公共事务与行政系所联合会(NASPAA)还成立了“博士教育委员会”，这对指导和推动全美博士教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经验分析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比较了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博士论文质量。大陆地区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博士生教育时间比较短，还不到20年，台湾地区公共行政博士教育的开展也比大陆早了10年。总的来说，无论是对于核心议题的把握，还是研究方法使用以及论文写作规范性等方面，台湾地区都略优于大陆地区，这也为大陆地区未来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参照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还存在局限性：一是在样本选取方面，为了确保两岸论文产出年份的连贯性，本文仅以大陆较早产生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五所院校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K值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这可能导致数据中出现一定的系统偏差。二是本文以论文摘要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仅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博士论文质量，还应当对博士培养方案、培养单位的师资、博士论文作者的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也是未来要拓展的研究方向。三是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对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是建立在美国本土情况下的，这些标准是否符合两岸博士论文的评判，亦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本文作者期望引起两岸公共事务学术界对公共行政学博士培养质量比较研究的关注，推动两岸学界在博士教育层面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对话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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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nd Comparison of Cross-Strai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en Zhenming   Zhang Min

　　[Abstract]Doctoral dissertations reveal not only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path of accumulating and distributing knowledge. Based on McCurdy and Cleary’s research framework, we assess and compare the abstrac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Cross-Strait by core issues, methods and six evaluative criterion produced from 2002 to 2014. Doctoral educ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Mainland was 10 years later than Taiwan and there were gaps in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e dissertations produced in Mainland need to be improved by regulating methods, localizing and advancing issues, therefore, we suggest enhancing the train of methods, expanding the approach of comparative study and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Keywords]Public administr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Quality Assessment, Cross-Strait

[Authors]Chen Zhenming is Dean and Professor of Public Affairs School, Public Policy School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Zhang Min is Doctoral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