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雪，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常务副秘书长，管理学博士，北京100871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谚语叫“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优越性的凸显，当是在危急困顿之时，而非于闲适静好之日。当危机和灾害降临，最感同身受的莫过于处在一个屋檐下的社区成员，他们或者有共同的单位归属、或者居于相当的收入水平、或者处于相近的社会阶层，在社区脆弱性指数一定的情况下，同一社区居民对危机的感受度和承载力大致居于同一个量级范畴，于是，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同御灾害，这既是自保互救的选择，也是感情支撑的需要。

　　俸锡金和王东明的最新专著《社区减灾政策分析》，恰是从这一普适的逻辑和独到的角度出发，研究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在社区层面上怎样的政策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破坏程度、减少灾害损失。作者依托公共政策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紧紧围绕中国社区减灾政策生命周期的几个关键环节，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中国社区减灾政策全景图。

　　毋庸置疑，减灾工作的很多层面都值得研究和探讨：国家宏观层面、地区中观层面、社区微观层面，甚至还可以从个体的行为主义层面展开。不同的研究层面，体现了研究者各自的关注视角，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国在减灾领域的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亨廷顿认为，文化的世俗化和结构的分化，是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基本指征。同样，能够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从社区微观层面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减灾政策，说明中国的减灾政策开始迈向关注细节、尊重差异、追求精致的新阶段。

　　当然，从《社区减灾政策分析》的研究也不难看出，我国仍旧处于这一阶段的初始状态，亦即全社会虽然普遍认同社区减灾政策的重要性，找到了政策动力的来源和政策评估的模式，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理想方案往往无法实现其预期效果。现实的政策环境并没有为社区减灾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定和执行条件——政策资源稀缺，政策理解迥异，所有基层政策执行困难的表征都无一幸免地体现在社区减灾政策的执行上，甚至其“淋漓尽致”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同类基层政策的执行。作为一项在关键时刻可以挽救千百人生命的制度安排，减灾政策缘何在基层层面屡遭梗阻，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在城镇化浪潮席卷下的中国，社区无疑处在一个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相邻守望的亲情式合作关系已经无法粘合加速流动和情感疏离的社区成员。只有依靠主动而理性的公共政策，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的风险抵御能力。社区减灾政策，相比其他基于社区的管理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学区升学政策等)，更具根本性和关键性，但往往由于其强制性不足，在一些扭曲的政绩观的影响下，社区减灾政策的执行被不断弱化和形式化，甚至有时决策者宁肯承担灾害的风险和重建的成本，也不愿在相对低廉的灾害预警和危机教育上投资。灾害发生的小概率特征激发了部分决策者的赌徒心理，对社区减灾政策从口头重视到心理认同再到实际行动，其间所需跨越的障碍困难，呈几何级数增加。《社区减灾政策分析》的作者不但在书中揭示了上述困境，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亦即要进行综合的政策创新。

　　本书作者始终冷静地以经济人或行政人的假设考察社区减灾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研究中更加相信理性的制度设计和有力的政策执行，而对流于形式、空洞抽象、疲于应付的社区减灾政策表示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对“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社区基层管理者的无奈充满同情。因此，本书作者更注重如何通过精心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保证社区减灾这一基础性政策的有效贯彻和执行。

　　我个人对公共危机治理比较关注，而社区减灾恰是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具体形式。我曾对危机治理与文明建设有如下比喻，读罢俸锡金先生的研究，觉得似乎该比喻也同样适用于社区减灾与社区建设这一对关系：

　　有人将财富、名誉、地位等比喻为“0”，而将健康比喻为“1”，以说明人生无论有多少“0”，一旦前面的“1”没有了，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可将该比喻拓展：社区减灾也具有“1”的特性，若缺乏减灾意识和应对能力，同样可能导致各种文明形态和建设成果这些“0”在巨大灾害面前变得苍白脆弱和不堪一击。

　　《社区减灾政策分析》尝试从政策分析的逻辑和理论出发，构建中国相邻守望的制度基础，其研究的开拓意义不言而喻，也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减灾系统中学人的严谨、求实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