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01.10

　　[摘要]本文针对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在研究方法问题上的一些讨论，系统梳理了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定义和概念。作者认为，研究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对自然和对自我的认知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认知工具，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客观真实地认识我们的物理、心理和伦理世界。方法使用得当，会帮助我们更完整和准确地认识世界，并不会排斥人们对世界丰富性的认知。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对本专业范式的了解。 公共管理学科要得到好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方法的学习、使用和创新。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认知工具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1-0059-06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中国有句古话，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就难以做出好的工作来，在我们当今的科学时代尤其如是。我童年时经常会诧异木匠怎么能把直直的树干做成各种精美多纹花边、雕花的图案，或是圆桶、大梁等等。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刨子、凿子和打磨的工具。木匠还分大木和小木，各有专攻。现代的计算机中的芯片上能包容百万千万条肉眼看不到的集成电路，医生动手术有各种复杂的医疗器具， 航天器能够靠喷气火箭升入太空， 靠的都是工具。而研究方法，就是我们研究过程中帮助我们更准确客观地认识自然世界、伦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探索真理的工具。

　　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对于方法问题开始有些讨论和争议。笔者自己就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老先生批评年轻学者，“不要崇尚什么实证研究那一套西方的东西，要注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大家并没有多说，互相看看，但都很同情那位受到抢白的青年学者。

　　老先生的话不是全无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肯定是学者研究的核心，同时，一个方法被崇拜了，不问场景地滥用了，就会出问题。笔者本人也在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奖获得者会议上批评过用网络方法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文章。文章用“引用频率”来甄别国外文献中哪些作者从事新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但作者并没有认真阅读所有文献的内容来了解为什么他们被引用，将不少因批评新公共管理学派而被引用的学者归结为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支持者，南辕北辙，得出啼笑皆非的结论。但我批评的内容不是说方法不行，而是说方法使用不当。如果加上具体的内容分析编码——一个合适的方法，结论就清楚了。目前有些学者的批评却是对一种方法的否定，反映出的是国内一些人批评方法时出现的典型问题：就是情绪性大于逻辑性、感性强于理性、将个别性与一般性混淆、以片面否定全部、将本土性与普遍性对立。这正是现代方法中极力要避免的逻辑混淆问题。实证研究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有极大的贡献。至于西方的东西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佐证。马克思是注重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引领中国革命的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再者，20世纪以来的实证科学与18世纪的实证科学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克服了当年为反对形而上学而过度强调狭隘实证经验的束缚，已经有了重要的进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强调的就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本土经验的重要性，最需要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证明其合理性和探求变化改进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方法的批评也要讲究批评的方法。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只强调武器的批判，而忽略批判的武器，对学术研究来说，就会贻笑大方;对国家发展和建设来说，就会贻害百年。

　　事实上，方法的道理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各自存在的原因。农民种地有铁锹、锄头、镰刀、打麦风车等不同的工具。锄头除草功能好，不能说明铁锹和镰刀无用。在一定的场合下，粮食少、天有风时，有人能够不用风车，靠自然风扬场，将粮食、沙子和谷壳分离开来， 说明他能干，但这并不能代表风车没有用。无风，工作量大时，还是风车有效。 机械化大农具在小农田没有用，但给了广袤的土地它们就能大面积高效耕作。再看，西方人的厨房用具从果汁机、揉面机、量杯等非常之多，中国厨师凭经验做菜，不用这些器皿也能做出可口的饭菜。那这些工具还要不要呢，有用吗?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方法是否有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使用方法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熟练厨师，一切都靠手腕功夫配菜和佐料，只要有油盐酱醋等素材(相当于研究的数据)，不用工具辅助可以， 自然禀赋的手脑眼鼻就够了。但如果是让技术不太好，又想要吃可口食物的人来做，那就最好用辅助工具。如果是商业化操作，在大饭馆里流程化，又不能用高薪聘请众多高级厨师，那就成为带来效率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必须。所以说，要不要方法，要什么方法，如何用方法，基本原则是看在特定的场景下方法有用与否。如果大农业机械在小农田不好用，那就先平整土地，建设大田，然后使用机械;在这以前，选择合适小农田耕作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讨论问题的焦点就不是要不要方法，而是如何用方法、用什么方法合适。

　　还有一类争论，讨论的是数量方法与传统的思维辨析方法的区别。提倡重价值理念的是非和辨析思考，不重数据，这是出于对数量方法了解不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好的定量研究的基础必定是价值思考，用定量工具的目的也是论证价值思考不易厘清的问题和对答案不清楚的问题提出判断的佐证。大多数的批评，其实应该针对的是方法使用不当，缺乏理论依据、缺乏合适数据、缺乏合适的方法和必要的变量，证明强度不够等等，而不是讨论数量的方法和思维辨析的方法孰强孰弱。它们是互补的，左手右手各自有用，一起配合就更加强大。至于理念灌输，那就不属科学研究的范畴，而是意识形态的打造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迅速变化的国家，处于全球市场、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大环境中，正在进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的现代化革命;中国还是有深厚传统文化基因的国家。要收集分析数据、积累和运用知识，克服狭隘、偏见而进行客观的科学决策，是出于信息和大数据时代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决策需要方法，需要好方法、各种方法，需要能够妥善使用方法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大批优秀人才。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大批能够正确使用方法辅助公共决策的人才。

　　二、什么是科学的方法

　　在谈论方法时，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包括实证方法、辩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解释主义的方法;也有人尝试将方法归类为定量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形式理论的方法等等;还有人认为方法可以分为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制度分析、历史分析法等方法。[1][2]

　　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互间的交叉之处非常多，达不到逻辑规则的要求: 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和充分理由律。比如说，实证的过程中就充满了辩证，零假设和替代假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分析法中也要寻求实证、进行辨析、批判和解释;解释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ethnography)，基础就是实证调研和历史分析。我们常讨论的定性、定量方法，虽然可以定义为“靠数量方法定结论的是定量法，靠案例和思辨定结论的是定性法”，但以数据定结论的前提是要有理论和假设，这正是定性框架下的结论。定性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没有数字的支持，否则在个案的基础上就不能推导出普遍的真理。还有，人们常把案例法和内容分析法归为定性研究，殊不知，案例法中也可以大量引用数据甚至模型，而内容分析法的本质就是用数量的方法来给内容定性(比如说，用计算出来的词频或内容的频率来确定作者或文献的涵义)。所以说，大多数关于方法的归类，比较粗线条，并不科学严谨，只能被用来作为一个工具的标识和名称，真正要归类，是另有一番讲究的。

　　从过去到现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对方法的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一个进步和深化的过程，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和现代科学阶段。早期人类在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和无法控制的时候，为自己创造了神。 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古文明中，都各自有自己的神谱、神庙和神的故事。这就是科学史上所说的神学阶段。当人们对大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就设想这是由于有神的努力。如盘古开天地，风婆婆放风，雷神打雷，龙王布雨，月下老人管爱情，阎罗王管生死。西方也有战神赫丘利斯、坏神赫拉、爱神丘比特等。这是早期认识论中的神学阶段。

　　当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感觉到物质世界的力量和强大时，就发展到以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一切，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这是科学史上所谈到的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形而上学阶段。中国的易经、八卦，包括中医，可以说是形而上学阶段的极品——高级发展阶段。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人类突破了黑色世纪的禁锢，解放了思想和精神，学会了客观地观察和认识论世界，重拾了对自己的理性能力的信心，科学时代的到来，推动了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又反过来推动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想开始进入研究的主流。人们不再靠巫师神灵、形而上学来解释世界和解决问题，而是用理性、实证、实验的方法来寻求对问题的解答。这就是科学史上的实证主义阶段。当然，实证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初期、中期和近代几个阶段。从初期由于反形而上学的需要提出唯物质、唯经验论，到近代对方法和经验局限性的认识以及对理性推理的更包容性，中间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培根的经验主义、到大卫·休谟的简单经验和实证主义、嘎斯金的存在主义，到波普的证伪法，米尔的因果排它法，坎波尔的宏观世界的因果辨析与微观世界因果辨析的区别的讨论，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3] 比如说，培根的经验主义强调直观经验的重要性，实证主义开山大师休谟则强调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有三：因果的邻庇性 (所处地域相邻)、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和因果出现的相连性。他强调的是因果关系的可见性。 但自然界复杂纷繁，有的原因人们一时并看不到，是原因背后的原因。波普的证伪法提供了一个简便的路径：看能否证明因果关系的谬误。到米尔时，他就提出，凭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因果出现的相连性和排除其它原因几个标准就可以判定因果。因果的邻庇性就不要了。如月球离地球很远，但它的运动会引起海潮的变化。坎波尔将因果关系分成宏观和微观，强调微观世界中因果关系必须可以甄别，而宏观世界的因果关系，即使一时观察不到，也不能简单断然否定其存在。这个实证思想的发展过程反映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的提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接受了用理性和经验两种方法的互补性来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能力。

　　20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有以下特点：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产品，有一套相关的语言或数字对因果关系进行描述，有公理性的逻辑结构和相关性，认为这些因果关系的描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可被经验性的观察来检测、证实或证伪;认为科学是累积性的、跨文化的，独立于研究者个性和地位的客体;理论和研究传统有共性和相通性;科学的进步常常包涵与旧体系不同的断代性飞跃。过去，实证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认为所有真的知识都是科学的学派，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测量。在近现代，实证主义也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自己新的认知。比如说， 后实证主义的对传统实证主义有所修正，重实证，又不唯实证，是认知过程的一个进步。

　　这个进步，是多维度的，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大理论的进步。 本体论 (ontology) 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认识论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也就是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是通过经验来感知的，还是通过灵感和上帝的启示来感知的;是直接经验就足够了还是要通过我们主观意识来诠释。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核心区别就在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方法论的讨论。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如果想想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所共用的方法是什么，答案也就有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哈维、牛顿、瓦特、法拉第、达尔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这些科学史上如雷贯耳的科学家，各自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用不同的工具进行研究，但他们认知世界的方法，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1.观察，假设，实验;2.记录规律性事件;3.遵从真理和事实;4.总结和提炼理论。[4]这个“四步过程”就是一个科学方法的过程，它的目的是发现或验证理论——一套系统解释世界的陈述，有定义、有条件、有因果关系的解释，有预测。杜威曾经说过，知识的价值在于它对于事物发展未来的预知。而理论就是建立在理性和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事物某一方面提出的系统解释。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许多问题归纳为几条记得住、能理解的基本原理，再用来指导实践，举一反三。当然，也有人批评科学理论为简化主义的学问。但他们的误区是，科学方法提纲挈领，强调因果，但并不排除描述和内容的丰富，用其一攻其全，本身就是一个简化主义的方法。

　　由于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贡献，社会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科学，并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最开始是社会学家用实证调研的方式来考察工人的疾苦， 比如恩格斯、美国的共产党领袖杜波伊斯等，力图证明社会和资本家对社会的剥夺。1853年左右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后来成立政治系，就开始强调用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后来的心理学科，更是开创了实验心理学，用实验的方式，对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实验法、准实验法就是这样诞生的。1936年美国大选，盖洛普用统计抽样的1500个样本，胜出读者文摘杂志25万(杂志有100万读者) 的样本，成功预测出大选的结果，使抽样调查名声大噪，数量调查研究机构因此大增，许多高校成立调查研究中心，美国的统计局也开始用抽样统计的方法进行全国的统计调查。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量经济学开始兴盛，以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为基础，研究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和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 Data)。新兴计量经济学研究开始切入同时具有横截面及时间序列的资料，每个横截面都同时具有时间序列的观测值，成为面板数据分析 (Panel data)。实证和计量的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应用，很快扩展到别的学科。[5][6]

　　三、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6年中，笔者每年都与国家自然基金委合作，邀请海内外相关学者共同举办暑期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青年教师培训班，后几届有全国MPA教指委的参与。陆续涵盖的专题有研究设计、抽样调查、一般数理统计、高级数理统计与分析 (因素分析，罗杰斯特分析，结构方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分析，存活分析)、定性研究 (民族志、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网络分析、博弈论、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拟仿真介绍、国际论文写作、基金申请，等等。有不少知名学者和公共管理学人参与，也不断有人提问“什么是方法”，尤其是“什么是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7][8]

　　记得有一次笔者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的学科发展。他说，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和成熟。我就请教他什么是经济学的方法。他说，文献综述、研究假设，逻辑和数学推导，统计，因果关系，问卷调查和实证调研，实验，计算机使用，等等。我说，我们公共管理和政策学者也用这些方法。不但我们，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少学科都这样。从内容上说，逻辑推导在古希腊的辩论中就有，著名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几千年以来的神学、宗教包括形而上学等就是最大的假设;问卷调查，社会学很早就做;实验在社会科学里最早得到应用的是在心理学科;数学当然是数学家发明的工具，大家借来使用;概率统计学是法国的赌场上玩出名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基础;实证方法最早的提倡人是社会政治学家孔德，培根就注重经验主义，美国最早引进调研方法的是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就是江村调查，里面也用过数据……这样一分析，经济学的方法也基本上就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正如它们在其它学科，比如说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之中的应用一样。当人们将科学研究的方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工具就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用在经济学领域，就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理，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就是公共管理的方法。只要是科学的方法，就会注重观察、假设、论证，遵从真理和事实，总结和提炼理论，也就是将假想和猜测变为经过验证和提炼的知识系统。

　　当然， 各类学科可能还有自己的独门工具，或解决学科内特定的某些问题而设计的工具。这类工具，就是问题导向的方法，而不是学科导向的方法了。问题导向的方法，并不是不能在别的学科使用。比如说基于地理分析和展示的“地理信息系统”，用来解决绘地图和空间分析的问题，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到管理、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学科;发射炮弹的原理，也被扩展后用来发射卫星;计算机的软件和仿真系统，可被用来做管理模型。所以说，方法的使用，用问题导向来归类或许比按学科导向来分类更加方便和有用。法律学关注法典的原理、法典和判例;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从而提高使用效率的问题;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和保障群体利益;历史学注重考证、回复历史的真实、学习历史的经验;而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群体的关系来达到管理目标的问题。在管理的领域，企业管理关注企业行为和目标，公共管理则关注公共领域的管理和人们在工作领域的行为。逻辑，理论范式，假设，文献综述，实证研究，数学统计，网络、计算机技术等都是方法工具。而大家在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的是学科范式的讨论。研究范式是界定学科领域、范畴、研究问题的一种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观。它在本领域学者们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方面起到凝聚焦点、彰显特点、突出贡献点的作用，是方法的方法。

　　当然，学界对什么是公共管理的范式并不是没有争论。经典公共管理认为以韦伯的纯官僚理论为模板建立的官僚体系的特点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标;沃尔多、奥斯特罗姆等学者认为官僚的理念和结构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不匹配，应该以民主治理为主线;后现代的公共管理学者则强调权威表述、协作治理。笔者在数年前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美国公共管理几大核心期刊，对其进行研究范式的经验性分析，在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级范式的思考。第一级将公共性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大范式，所有的公共管理文献据以研究公共性为主题，第二级的范式则是方法导向，有政治分析、管理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伦理分析等;第三级范式则关注研究问题。这一归类被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不失为是跳出一般性、永无休止、没有结论的争论的一种办法。这个三级范式的模型见表1所示。[9]

　　在对这些范式内问题的研究之中，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也是我们所说的规范研究 (normative research)。可以用假设和数学模型，也可以不用数字和模型，而是伦理推导和价值论证。规范研究从过去的经验或理论出发，用逻辑思维的路径推导出结论，制定出真理或行为的标准。过去的经验或理论可以是个案事实，也可以是通过缜密思考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可以完全基于“前置设定”(assumption)的基础上。从研究结果来说，当然是缜密思考后的理论模型更有理论效度和信度。比如说，为什么理论上认定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在现实之中，有人生于富贵，有人生于贫寒，有人生下来身体强健、体重超人，有人竟是试管婴儿，要靠特护才能存活。但从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来审视、从现代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思考来评判，从国家长治久安、权力平等转让等视角来考察，就应该是人人平等。在行为准则上，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和康德，东西方时隔千年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著名的原则。数学里面的求导、函数、极值等概念，帮助推导，是形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帝王时代谋臣们做的天下策论，儒学中的君臣之理的重要性，现代理论中主观意味很强的情景解释主义，也可算为形式理论。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测量指标为是否言之有“理”。这个“理”，就有特定场景的理，不同人的理，以及具有普遍价值的理。现代科学方法有三个任务：一是找出这不同的“理”以及它们的内在逻辑，二是找出这些“理”中有共性和普遍意义的客观之“理”，三是考察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在不同场景、时空和条件下的符合科学原理的解释。

　　表1  公共管理的三级范式

　　另一类是实证研究，其中可以分为定性或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注重案例、思辨，而定量研究注重调研和众数。但他们都讲道理、摆事实、重证据。习惯上，人们将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访谈、案例研究、根基理论等(有人译为扎根理论，是倡导型社会学者用方法推动特定的理论价值的倾向性研究)归纳为定性研究;将问卷调查、数学或统计分析等归纳为定量研究。两种研究的核心点都是事实是否对、效度信度如何、问题能否被解决。实证的定性(又叫质化研究)研究实际上比定量 (量化研究)更需要经验、思考、价值判断力等，更加难以把握。18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们，包括法国作家萨克雷、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中国作家曹雪芹、罗贯中等，都以写实的笔触，描述了他们时代的社会现实——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底层社会的贫困和挣扎、没落贵族的心路历程、天下纷争的战争风云。他们的作品，就是对现实的一个仿真——源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就连吴承恩的《西游记》、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迷幻的笔法，描述的都是现实的精髓。另一些知识精英，则用数据的方法来发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对工人阶级贫困状况进行实证调查的先驱者，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杜波伊斯，使他也用这样的方法调查美国黑人的贫困状况并向社会公布。[10][11]

　　对于什么是好的合适的方法，西方学术界有一些持续的争论，是基于西方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定场景出现的。但有一条是比较清楚的，努力争论什么是最好方法的人往往是青年学者，他们还在学术天地之间倘佯探索，希望知道方法的优劣，少走弯路，以尽快达到学术研究的顶峰。优秀的科学家和学问家一般都不会去强调哪一种方法比哪一种更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使用的方法能否帮助他们完成科学的探索，他们能否使用好所采用的方法。他们也会不断探索，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寻求最好的答案。在学术竞争的环境中，有好方法愿意拿出来分享是一个优秀的姿态和博大的胸襟，你不愿意采纳就不值得继续争论了，孰优孰劣，做出活来看。方法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学术研究任务，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真谛。不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研究场景，不同的数据获得能力，研究者不同的方法训练、理论和经验积累，都是决定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关于方法的争论往往是出于学术政治的考虑，是有人希望在没有获得公认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就得到一定的承认，或者是学术指导过程中前辈学者希望后人走(或避免)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但是，当有人谈方法而不注重方法的研究功效，却只是关注“方法的使用”(自己能做的、做得好的就是最好的方法)给自己带来的学术地位时，这种对方法的讨论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成为混淆学术视听的学术政治，是反科学的行为。事实上，在懂了这样的道理以后，再看一些西方关于方法的辩论，就会认识到参与辩论的除了学习中的青年学者，还有两类人：一类是懂得方法、感觉到方法被滥用的学者，对滥用方法提出的批评;另一类是不懂方法、用不好方法却还不愿意学习方法的人，对方法进行抨击，以捍卫自己不懂方法的学术地位。很多辩论，以偏概全，实是无事生非。

　　方法是寻求真理的工具，但也有一些其它的学术沟通、交流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宗教里就有说教和意识形态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做研究，是将一套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通过灌输的方法强加给个人。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应该这样，而是说必须这样。有些人将这样的说教行为与求真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同和混淆，这使得方法论的讨论越论越不清楚。

　　管理学科的常用方法工具中，包括实验、调查、数理统计、未来值计算、排队分析、马科夫链、运筹学、线性方程、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仿真模拟等。应该提及的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程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始冲击统计学在方法中的使用。抽样和推断统计学可能会慢慢淡出，而描述统计和全息仿真可能会得到更大发展。

　　上穷碧落下黄泉，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科学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科学的方法也会因为研究和探索的需要被不断发明和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的比喻，这十八般武艺是我们对武器种类及其使用方法的规范性理解;冷兵器时代后，有枪炮、轰炸机、激光武器、化学武器和电子武器。方法的创新，使得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不断占领先机，在科学研究和发现的领域有所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方法的创造、学习和使用，是科学研究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总是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欢迎和拥抱新的方法，因为，它们可能给你一片科学研究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Earl R.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http://www.cengagebrain.co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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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Bonai, Lan Zhiyong.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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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Warren Eller, Brian J. Gerber, Scott E. Robin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s: Tools for Evaluation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2013.

　　[8]Elizabethann O’Sullivan, Gary R. Rassel, Maureen Berner.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5th Edi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2007.

　　[9]Lan Zhiyong, Kathleen Anders. A Paradigmatic View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0(2):138-165.

　　[11]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Los Angeles: Sage,2013.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n Zhiyong

　　[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some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on 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provides clarifications on the defini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ethods，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have a set of univers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which are used to help to us achieve sophistications in objectivity in our efforts to learn about our physical world，psychological world，and the world of ethics. They are in no way hind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ness in social life were they used properly. Research methods as cognitive tools are shared by many disciplines. What are really unique should be the paradigms governing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rather than the tools. The author then advocates our continuous efforts in innovating and refining our methods to advance field develop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 cognitive tools

　　[Author]Lan Zhiy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作者：蓝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