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3.11.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国家能力及其建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BZZ042)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以哲学的视角，在挖掘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后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及对世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特征：务实的社会发展理念、混合的经济模式、强政府的管理体制及渐进的发展方式;指出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而避免后发展国家陷入西方发展模式的误区，使中国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地发展。

　　[关键词]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路径;社会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041-05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社会发展选取怎样的路径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然而，目前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多是从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问题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经济视角，而应从哲学的高度、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探求一种超越左与右的、吸纳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路径。

　　一、社会发展路径理论探源

　　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发展不可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我们应从哲学与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总结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洋为中用”，以探求我国的社会发展路径。

　　探求社会发展路径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在总结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其对发展理论的探究经历了从经济视角到人文视角的转换过程，相应地提出了二种不同的发展观：

　　第一种发展观是把发展等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独立的贫穷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产生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愿望。发达的工业国家面对战后的物资匮乏，也想加速发展经济，此时赋予发展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经济的增长。对发展的理解则是单向度的注重发展经济。这种发展观其背后隐含的哲学基础是“经济人”假设、经济单因素决定论的价值观。这种发展观的最大历史局限在于它是一种片面、畸形的发展观，它只看到了人的经济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它没有揭示社会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没有看到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发展观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问题丛生，最终影响了和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第二种发展观是把发展看作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过程。20世纪70—80年代，时代的浪潮又将西方的发展理论推到一个新阶段，为发展找到了新的主题和基点——人或人类的发展。法国哲学家佩鲁对这种发展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简明扼要的哲学总结和概括：这种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1] 所谓整体的，是指在发展模式上，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在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是指在发展方式上，要充分正确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所谓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则是指从“人”的角度确立研究视野，把人的发展看作是发展的根本主题、目标、前提、核心和坚实的基石，强调人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关键作用。这种发展观的本质在于：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2]

　　可见，上述对“发展”的认识，经过了从经济到人的逐步全面而深入的过程，对发展涵义的规定逐渐非经济化并趋向于人性化，突出了发展的人文主义特征，表征着发展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人们享有的各种权利的过程。发展是人们对发展的涵义由单纯经济发展到以人为核心的综合发展的认识结果。历史经验和教训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了发展不是单向度的，而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

　　上述我们从哲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与学者们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殊途同归。20世纪中期兴起的社会发展理论源于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发展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此时刚刚获得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苏联道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这两条发展道路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分别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80年代末，以苏联社会主义解体为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了社会变革;一些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在70年代左右，“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出现了拉美现象，非洲现象及亚洲现象。拉美现象的特点就是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非洲现象的特点是社会断裂性发展，形成了现代都市社会和部落社会的严重冲突，这个矛盾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亚洲现象是东方的专制主义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充分表现出来。从伊朗到六十年代的韩国，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发生了普遍的社会动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后发展理论，系统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3]

　　后发展理论是关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包括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佩鲁的人文生态学派等。这些学派和理论家的共识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认为，后发展国家应该寻求带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而非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要从单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转向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社会全面、协调、综合发展，从追求急功近利的发展转向可持续的发展。这种从现代化理论的分野到后发展理论的确立，是后发展国家社会发展观的一个重大转折。从现代化理论到后发展理论的过渡，是对世界各国实现社会发展同一过程的不同国家所走的不同道路的总结。两者比较来看，“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的一元性、普遍性，后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的增长性、财富性，后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人本性;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的功利性，后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4]

　　可见，上述哲学视域的关于发展的理解与现代化理论向后发展理论的转向是殊途同归的。因此，依据上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寻找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特性的社会发展道路，则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路径中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社会发展路径

　　依据上述分析发展理论及后发展理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其发展动力不仅是内生的，同时也是外在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吸收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既有与西方早期社会发展路径相同的地方又有与西方社会发展路径不同的特点，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

　　相同的一面表现为，中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路径，国家与政府的主要政策均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制定并执行的，追求以GDP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效益，形成了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上述讲的第一种发展观的理解及西方早期现代化道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强调经济发展与市场化取向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化得以不断地深入，从而释放出巨大地经济活力，促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社会不平等、社会不信任、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正是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以克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单纯的经济发展观带来的弊端，从而使我国的社会发展路径发生了改变，在不断地探索着走出有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路径。

　　不同的一面表现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其发展的路径有着自身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又由于原有苏联发展模式的羁绊，我们不可能走一条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发展道路。特别在这30年来，我们摸索着在走具有我们自身特点的社会发展路径。其特点表现为：

　　(一)务实的社会发展理念。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又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5]”由此，邓小平制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务实主义路线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不纠缠历史的旧帐，一切向前看，发展是硬道理;二是不争论，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允许一部份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方式。邓小平的这种务实主义的理念，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各种羁绊，解放了思想，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从而带来了30年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二)混合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性质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一方面在制度上承认了私有经济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私有经济的积极性，释放了个体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活力，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模式避免了后发展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因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的现象。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起点较低，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如果实行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优先投资的将不会是国家急需的基础性设施和战略性的产业领域，而是实现效益快科技含量低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领域，这样将会影响我国的自主产业、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降低社会发展的水平，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以公有制为基础混合经济模式，使我们避免了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所走的弯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由于我国实行了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所有制形式，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缺点，又释放了个体与民营经济的活力，促使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使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三)强政府的管理体制。我国在采取了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所有制结构，使得土地、能源、国防科技工业等战略性资源与行业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同时，国家采取了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后发展国家在走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时，都遇到了社会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的问题。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同样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我国在改革之初就走西方国家的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道路，当时市场与社会的成熟度低，那么社会底层的公正将无法得到保证。由于我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强政府干预的管理体制，我们没有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扶贫扶弱、抢险救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保证了社会底层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最大限度和有效地缓解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妥善的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渐进的发展方式。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世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道路与方式不同，走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渐进的发展方式。一方面我们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从而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内在发展动机，对社会各主体物质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有序的渐进的调整，积极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和成员的积极性，避免了缺乏经济基础的政治冒进。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渐进的政治改革的方式，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渐进建立与发展，通过法治政府的有序推进，克服与避免了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引发的政治冲突与动乱，从而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渐进的政治改革方式注重的是既搞改革、又求发展，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谋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渐进的改革方式来换取经济的迅速增长，以经济的增长来缓解政治冲突，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总结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我们看到，只有遵循发展理论与后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道路与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是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特征

　　上述社会发展理念、混合经济模式、政府体制及发展方式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中国在走出苏联模式之后，避免了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陷入的西方发展模式的误区，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从理论上回答了后发展理论研究未能回应的发展实践的挑战。然而，我们要克服与避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现象、现代都市社会与落后乡村的社会断裂现象、专制主义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现象，我们还任重道远。本文认为，我们要保证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要选择好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则应处理好如下的几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理念中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不否认“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主义理念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中期，这一理念使我们实事求是的从现实条件出发，把握住了发展机遇，克服了困难，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效。 2008年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学者林毅夫曾经说过，“就中国经验来讲，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6]然而，务实及务实主义只能是发展的方式与手段，不能是目的，尤其是绝不能将手段当作目的。如果我们把务实的手段当作了目的，那就是恶的务实主义，就会更加片面的强调GDP主义，就会将一切都物化，即彻底的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与经济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具有一种精神层面的理想价值追求，各级政府必须将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让全体人民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作为价值目标，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果我们没有理想目标，只是盲目的一味务实，只见物不见人，就会形成政绩至上、GDP 至上的恶的务实主义，就会发生任意践踏和牺牲群众利益的现象，就会出现以物的价值标准取代以人的价值标准而急功近利。我们通过30年的改革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财富，但我们还必须学会公平的分配和使用社会财富。因此，我们要在坚持务实主义发展理念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应有的公平的价值观，处理好务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

　　(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30，可以说都是在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我们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出现的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及社会管理能力弱;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大;社会不信任，政府信任度降低，社会道德信任缺失;社会不稳定、官民关系紧张、群体事件频发，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维稳”等现象，这些都和没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关。因此，在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是举足轻重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们为了更快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强政府的管理体制，社会自身没有形成管理与社会保障的职能，这使得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着“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形态。虽然在改革初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念，但是由于社会刚刚从计划经济中分化出来，力量极其微弱。在改革中后期，虽然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但是远没有达到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具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治力的自治程度，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又在剥夺着社会空间，如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使得民生事业市场化，出现了社会市场化的现象。由于国家和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社会严重依赖于政府，社会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自主自治的能力。同时，由于政府与社会的权力不对等，社会力量薄弱，中国社会没能形成对政府行为的巨大约束力，从而使以社会制约权力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至关重要。本文认为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解决好如下的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基础。如果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纳入到了社会发展的路径，那么，现在我们应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把“社会”带回到社会发展的路径中来。加强社会建设绝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时的手段与工具，而是标志着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路径的转换。加强社会建设首先要建立政府与市场为社会需要服务的理念，不能让市场吞噬社会，坚持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领域 “去商品化”。其次，将社会建设与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不能让政府取代社会。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分权。政府通过职能转变放弃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还权于社会，让社会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够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与机制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利益分化问题，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受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职能转变重塑政府责任，将政府丢弃的一部分民生事业产业化、市场化、私营化的公共物品，重新纳入政府职能中，政府要承担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的公共责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克服“社会领域市场化”、“社会领域行政化”、“行政领域市场化”的弊端。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还给社会建设的空间。

　　加强社会管理不等于强化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不是社会控制与单纯的“维稳”，要转变社会管理就是管制社会的思维方式，要改以“围”“堵”为主的维稳方法转变为以“疏”与“导”为主的维稳方法，要建立通过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来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地思维方式。社会管理要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通过改变政府治理结构来调整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由原来的“国家-市场-个人”的治理结构转变为“社会-政府-个人”的治理结构，凸显社会管理的作用。

　　改变社会政策屈从于经济政策的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以权力配置资源的制度被打破，完全以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的制度还没有形成的转型期，在这期间用政策、法规来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尤为重要。因此，要处理好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改变目前的以经济政策取代社会政策和社会政策屈从经济政策的现象。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要强调社会政策的社会发展功能。政府要形成一个统一、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要打破城乡、地域、行业之间的差别，使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享有平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应包括体现二次分配功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体现保障公民健康的医疗卫生政策、体现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文化教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住房政策、人口政策等。社会政策是调节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社会政策的制定、配套与执行，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界难题。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高效率的重要途径，但却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的公正，而实现社会的公正是政府的本质规定。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建构一种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社会效率，通过政府权力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合作模式。因此，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则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经济崛起，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效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分配不公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是维护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完美的经济制度，它需要其他社会制度与其互补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理论与实践表明，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如何回应社会公平的呼吁则应成为政府的首要责任。现阶段，作为中国政府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分配的公正性问题。正如罗尔斯所言，“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永远是这样的：基本结构的制度作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体系应该如何加以调整，以使一种公平的、有效的和富有生产力的社会合作体系能够得以持续维持、世代相继?”[7] 政府的公平施政要求政府，首先，要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公正在现实生活中优先表现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切实保证。政府必须改变目前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别，使所有国民不分地域、身份和职业均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其次，政府要对社会分配进行公正的再分配。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导致“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致使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因此，政府要通过公正的调剂职责，一方面实现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促使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均衡，推动宏观经济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缩小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差距，使因分配不均而引发的抵触和冲突得到缓解，并能消除一些潜在的抵触与冲突，从而使整个社会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社会不公带来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平是效率前提、动力与保证，效率是公平的体现与结果。 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应该是社会效率与社会公正共同发展的社会。

　　(四)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我们要理性的审视中国模式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漠视。只有承认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认真研究这个模式，才能不断地改进这个模式，重要的是要注重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其次，我们要冷静理性的看待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的经济发展奇迹主要体现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其特点在于政府主导经济，这一点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已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如果将这种模式固化、强化、并用其束缚社会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则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滞力。我们要特别警惕政府职能的固化与泛化，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相结合。从这个意义讲，当前中国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政府职能从以经济职能为中心向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提供社会服务为中心的职能转变。

　　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判定，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这样这个模式才会有活力、才会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以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尺度来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在现实中，中国模式还存在着缺陷，还有很多问题，如官本位、官员腐败、市场混乱、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教育不公平、法治不完善等，这些多是制度性缺陷的结果，有待于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进行制度升级，以弥补和改善制度供给不足。从历史经验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50年代走过了，由于强调政府主导，强调政府垄断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最终导致腐败丛生，效率低下，投入与产出极不相称的发展道路。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我们应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要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视为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不要过度夸大中国道路与世界道路之间的差异，应当立足于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归结为是对世界社会发展道路的丰富，应将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均视为多元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资源，并取长补短，吸取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避免西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洋为中用，为我国的社会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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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Francois Perroux.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Trans by Zhang Ning, Feng Ziyi.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87.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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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Ying. The Explanation and Motiv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Expanding Horizons, 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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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Zheng. Chinese Social Transi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Social Sciences Front, 2009(2).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4.

　　Deng Xiaoping.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p174.

　　[6]徐以升.对话林毅夫:中国最值得推广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N]. 第一财经日报， 2008-02-13.

　　Xu Yisheng. Lin Yifu: The Most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hina is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 First Financial Daily, 2008-02-13.

　　[7]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0.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Trans. by Yao Dazhi.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2. P80.

　　(作者：何颖，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思然，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哈尔滨150080)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Path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e Ying    Li Siran

　　[Abstract]This paper,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s of intrinsic relevance among 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 and post-developmental society, and along with the theoretical summation of global social developmental roads,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al road and other develop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ragmatic ideas of social development, mixed economic patterns, strengthened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step-by-step developmental methods. Moreover,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China's developmental road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reby to avoid the post-developing countries falling into the dilemma of western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to ensure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al path, 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

　　[Authors]He Y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Li Siran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