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文发表后，无论怎么称呼，用什么名称，例如行政管理或者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都在中国迅速地恢复和建立起来。为纪念夏老这篇文章发表三十周年，本文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观察，对中国公共行政学过去三十年的成绩进行总结，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一、成绩
　　随着夏老这篇文章的发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公共行政学逐渐恢复。在这一时期，一些主要大学纷纷开始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并初步开展了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共行政学整体上仍处于学科建设的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公共行政学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硕士的教育体系，同时开始吸收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经典研究，其中包括香港和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公共行政学开始启动博士教育和MPA教育。这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也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首先，1998年国家开始进行行政管理博士教育。随后，其他重点大学也分批获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予权。截至2010年“985”高校自设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之前，共有17家大学在开展行政管理博士教育。目前，所有“985”大学都有公共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博士授予权。此外，有些非“985”高校也获得了这一权力。博士教育的开展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从两方面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一是完善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教育体系。通过这些年的探索，各主要高校基本都建立起自己的博士培养模式，并培养出一批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人才。二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士教育为公共行政学培养了一批批专门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博士教育的开展也对公共行政学学者提出了很高的科研方面的要求，使得他们越来越重视研究，并开始反思自己和整个学科的研究。由此，公共行政学开始变成一门需要专门进行研究，也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
　　其次，2001年国家开始开始创设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最初只有24所大学获得MPA 的授予权，现在一百多所大学都在从事MPA教育。而且，作为一种面向实践者的应用性学位，MPA的招生规模比较大。MPA教育的开展首先标志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此外，MPA教育的推广也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行政学对政府的影响，提高了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声誉。当然，这也对中国公共行政学形成了挑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教育上的挑战，但实质上是一种研究方面的挑战。MPA教育要求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必须了解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否则难以面对众多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实践者。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通过教学互动，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获得了与实践接触的机会。这就在无形之中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走向真实世界，更加贴近真实世界。以MPA教育的经验为基础，最近十余年，一些主要大学的公共行政学专业都已发展成为公务员培训的主要基地。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公共行政学对政府的影响及其社会声誉。最近几年，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在国际化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都开设了“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专业硕士项目”。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公共行政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尽管中国公共行政学的重点是学科重建，然而，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但从整体来讲，在这一时期，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面还比较窄，而且主要停留在概念讨论的层面。在与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关系上，中国公共行政学整体上仍然处于吸收和借鉴阶段，而且主要是吸收西方公共行政学早期和中期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研越来越受重视，同时，国内资深的公共行政学学者在科研上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加之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开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格局。
　　第一，尽管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是，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数量上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最为关键地，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专业化，与政府实践的结合度也越来越密切。在这一时期，中国公共行政学拓展了危机管理、绩效管理、公务员编制研究、公共预算、社会政策、NGO与公民社会、腐败与廉政、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食品与药品监管等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本土研究开始越来越受重视，并涌现出一批以中国公共行政真实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在讨论美国公共行政学的问题，甚至是老问题。这些以中国公共行政真实世界为基础的研究，使得中国公共行政学与以前相比更加贴近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过程，并开始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初步的理论化。
　　第三，公共行政学研究开始产生跨学科影响。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公共行政学大量地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借鉴理论工具。这使得公共行政学充满了“应用的魅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共行政学的学术地位似乎要比这些社会科学低。进入21世纪，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一定的跨学科影响，而且提升了公共行政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地位。
　　第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例如，《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美国公共行政评论》（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澳大利亚公共行政》（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与发展》（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公共行政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国际行政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等。而且，自2007年以来，国际发表量开始出现一个飞跃。这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开始产生国际影响。
　　最后，在这一时期，在《中国行政管理》之外，开始涌现出一批公共行政学方面的学术刊物。这不仅包括正式的学术期刊，例如《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还包括各种以书代刊的集刊，例如《公共管理评论》、《公共政策与管理》、《公共管理研究》、《中国公共政策评论》、《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等。这些专业性学术刊物的出现，对于提高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质量意义深远。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无论在教育和研究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在三十年前发表的那篇倡导性的文章中，夏老这样写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行政工作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是“万金油”式的工种，并没有什么学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相信不会再有人这样“误解”公共行政学。这应该是可以让夏老感到欣慰的。

        二、问题与挑战
　　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批评。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无论在教育和科研上，中国公共行政学仍然存在着问题，面临许多挑战。最近几年，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出于对学科发展的关心，这些反思都对公共行政学整体的研究质量表示了一定的忧虑。此外，也有学者对公共行政教育进行了评估。目前，这些评估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曾经指出的研究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此，根据个人的观察，并结合这些反思与评估，谈谈中国公共行政学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在教育上，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同时既包括科学型学位又包括专业型学位的教育体系，但是，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仍然是公共行政教育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MPA教育方面，存在四个挑战：
一是规模和质量之间的权衡。与国外的MPA教育相比，中国MPA教育招生规模庞大。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对MPA的社会需求就比较大。然而，这其中似乎也有利润的动机。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获得了MPA授予权。这些新获授权的学校能否能很快配备起合格的师资，也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问题。
二是如何真正实现分类培养，将MPA教育办成真正的专业型应用学位。对于MPA教育而言，加强知识教育无疑是重要的。在这方面，面对来自实践部门的学生，我们是否有好的“理论”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反思他们自己的实践。如果我们的理论不是通过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观察和分析而得来的，这种理论是否真的对学生有用。不过，对于MPA教育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力训练。作为一门应用型学位，这主要是涉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管理能力。只有加强能力方面的训练，MPA教育才能真正区别于科学型行政管理硕士，也才能提高MPA教育对在职公务员的吸引力。
三是如何对MPA学生进行行政伦理训练。担任公职是需要美德的。同时，无论法律多么健全，制度多么完善，其运作都需要道德和伦理的支持。在这方面，中国MPA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应该提供何种伦理训练？如何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如何向学生介绍我们的理论，如何帮助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来理解真实世界的行政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案例教学至关重要。目前，尽管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但是，真正的教学案例仍然非常缺乏，掌握案例教学的师资仍然比较缺乏。在许多情况下，案例教学被简单地等同于在教学中穿插一个案例或者故事。此外，模拟教学也未受到重视。
　　在博士教育方面，公共行政学同样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敬乂嘉在2009年对2002-2006年间通过的132篇博士论文进行评估后发现，公共行政学的博士论文在研究问题、合理性、理论相关性、因果性、重要性和创新性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质量问题。过去这几年，一些主要大学的公共行政学专业开始改革博士训练。例如，强化课程训练，加大课程和课时数，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同时，一批年轻学者加入博导队伍。这些都应该有助于提高博士培养质量。然而，从整体上看，公共行政学的博士教育和培养仍然存在令人忧虑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从事博士教育的历史尚短，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学界对于博士教育的质量标准仍然缺乏共识。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大学参与了公共行政学博士教育。这意味着，达成共识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生源质量的竞争越来越剧烈。目前，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家庭、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以及美国乃至香港等地奖学金的吸引之下，纷纷选择海外留学。于是，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源就变成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此外，或许是因为公共行政学博士生中在职人员所占的比重过高，相当多博士生在理论创新方面缺乏抱负。当然，这也与理论功底不够有关。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博士生）都认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应该说，现在的博士生应该比几年前毕业的博士生受过更多更好的研究方法训练。但是，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博士论文仍然极少。
　　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尽管这些年公共行政学拓展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仍有许多领域仍有待开拓，例如行政沟通、官僚代表性、政府与企业、环境管制乃至更大的社会管制，等等。此外，在一些领域，尽管已经在研究，但需要提高研究质量，例如行政法、行政组织、公务员工作满意以及公共服务动机，等等。
        其次，经过前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对真实世界已经更加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方面、许多环节，我们不是很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例如，官员是如何提拔的？五年计划是如何制定的？计划对政策的影响如何？组织内是如何沟通的，不同的沟通模式对信息流动乃至政策制定有何影响？行政组织的规则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政策注意力是如何形成，如何变化的？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现状如何，是何种类型的伦理？公务员的代表性构成是怎样的，这种构成对他们的政策偏好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
        第三，尽管政治与行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政治与行政两分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管理主义甚至工程主义的思维仍然很有市场。
        第四，理论化的努力仍然不多、不够，理论化的层次也不高。在经验性地观察真实世界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理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行政实践，同时也帮助实践者反思他们的行动。过去十多年，已经有一些理论化的努力。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努力仍然很少，已有的理论在理论化层次上仍然不高。此外，即使是比较好的研究，也仍然主要是运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公共行政。基于中国经验，形成概念，构建本土化理论，再与西方公共行政学对话的努力极其罕见。
        第五，在研究方法方面，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主要是以定性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为主，而且绝大部分调研都只局限在某个区域，全国范围的调研比较少。然而，小范围的区域性的调研是无法有效地回应中国问题的。同时，这也制约了我们的理论建构。因为，只有在制度和行为的差异比较中，才能建构起解释力强的理论。与此相联系地，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仍然偏少，全国范围的大型问卷调查以及全国范围的数据分析也比较少。最新的定量研究方法，例如实验研究、模拟研究等，则完全没有得到应用。这就使得我们的经验研究在系统性和科学性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局限。
        第六，尽管规范理论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在规范理论上仍未取得重大的突破，尤其缺乏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改革，那么，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整体性地进行国家建设。这就涉及到一些基本性的问题，例如一个美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谁的美好社会？在这个美好社会里，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建构？在国家体制内部，各种权力关系应该如何分配？遗憾地，中国公共行政学并未充分重视这些问题，也没有给出足以和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媲美的研究。
最后，由于我们在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方面的不足，我们对公共行政实践尤其是政府改革的指导能力仍然有待提高。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公共行政学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在绩效评估、危机管理、社会政策、公共预算等领域，都有许多公共行政学家向各级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一些学者甚至参与了某些改革实践。但是，与国家需求相比，我们所做的贡献仍然是不够的。
        三、未来
　　目前,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之中。在这一大变局中，公共行政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为公共行政学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既体现在教育方面，又体现在研究方面。在教育方面，国家建设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公共部门管理人员，而且中国公共部门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在研究方面，国家转型既向中国公共行政学提出了各种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回答的来自真实世界的“真问题”，有时甚至是“大问题”，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经验素材。学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两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我们应尽的贡献。同时，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的。
　　在公共行政教育方面，需要采取措施，提高MPA和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首先，MPA教育必须真正实现分类培养，建立一套既包括理论培养又包括能力训练并且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区别于科学型硕士的培养模式。在理论课程方面，课程内容应以中国政府的实践为主，并及时吸收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行政和政策的研究成果。同时，要改善教学方法，规范性地开发教学案例和运用案例教学，在某些课程则可尝试引入场景模拟教学。
        其次，要加强能力训练。具体地，应该训练以下能力：（1）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沟通协调能力；（3）领导能力；（4）演讲与辩论能力。当然，这并未穷尽能力训练的全部内容。有些能力训练可以结合理论课程开展。例如，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在政策分析等课程中结合案例教学开展。领导能力训练可以借鉴MBA教育的经验，在领导科学这门课程中开发和使用“领导能力测试”。学生上领导科学这门课之前，先做领导能力测试，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较弱，哪些方面比较强，上完课程后再做一次测试，评估学生通过课程训练后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有些能力方面的训练则可以单独开设学时比较短的选修课程，例如演讲与辩论能力。
        最后，要探索一套中国特色的伦理教育体系，为中国训练出一批不仅知识水平高、管理能力强，而且伦理操守好的公共部门管理人员。
        就博士生的教育而言，要提高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改革博士培养模式，提高博士生的理论创新能力，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在生源竞争趋于激烈的情况下，要采取措施吸引优质生源攻读公共行政学博士，尤其要吸引其他学科的优秀学生攻读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改革博士培养模式，放弃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建立规范、严格的培养模式。首先通过密集、规范的课程训练对博士生进行严格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理论训练方面，要通过课程训练扩大博士生的阅读量、知识面，训练他们的文献评估能力、理论建构能力，尤其是理论触觉。在研究方法训练上，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都要重视。同时，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因此，应鼓励和支持博士生自修更高级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研究、模拟研究等。然后，需要对博士生进行具体专业方向的理论训练。在这方面，除了专业领域的课程外，还可以根据博士生的知识结构以及论文选题，有针对性地开设一到两门“自学课程”，由导师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自学。最后，要加强研究设计方面的训练，指导博士生将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专业领域结合起来，设计一个科学、可行、有创新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在这方面，公共行政学需要向理工科学习。后者在研究中高度重视研究设计。最后，需要改变博士论文指导模式，建立导师指导小组，让博士生能够从更多的教师那里获得学术指导。此外，需要对博士生进行职业发展训练。例如，如何投稿、如何申请基金、如何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等等。当然，进行这些改革，阻力会很大。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提高我们博士培养质量，为中国公共行政学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
　　在研究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要树立大国学术的学术抱负。
        未来三十年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关键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以我们的研究服务于国家需要，促进社会进步，是中国公共行政学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转型，中国经验的复杂性绝非西方公共行政学所能涵盖和解释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必须认识到，西方公共行政学并非一个普遍性的知识体系，美国公共行政学只不过是基于美国的行政国家建设经验总结起来的一套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因此，中国公共行政学应该树立大国公共行政学应有的学术抱负，基于中国国家转型经验，形成自己的概念，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跟在美国公共行政学背后亦步亦趋。在此，中国公共行政学应该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定位。尽管管理问题很重要，但公共行政学涉及的绝不只是管理。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的学问。因此，中国公共行政学应有更高的学术抱负。尽管公共行政涉及的问题无比繁多，但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研究那些执政者当下最头疼的问题，那些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以及那些执政者目前仍未注意但将来必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总之，我们最大部分的研究精力应该投向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治理的“大问题”，而不必太在意西方公共行政学在讨论什么。
　　在此学术抱负下，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例如前面提及的那些有待开拓和有待加强的领域。其中的行政法领域，需要多说几句。按理说，这是公共行政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领域，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应该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目前，行政法学主要是法学界在研究，该领域最主要的研究者也是法学家。我们是应该继续放弃该领域的研究，还是积极地发出我们的声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要扎根真实世界，构建有价值的本土理论。无论对哪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我们都应该扎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来开展研究。任何脱离真实世界的书斋学问都不可能获得实践者认同，更不能推动知识的增长。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入真实世界，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鉴于目前公共行政学对于公共行政过程的许多环节、许多方面仍然不是很清楚，甚至是不清楚，那么对于许多领域来说，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都不得不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尤其是要深入“公共行政田野”，对实践者进行深度的访谈。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只采用单案例研究，而应在全国范围内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大范围的调查，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经过大量艰苦、扎实的田野调查后，我们必定可以更加了解和理解实践者的行动，进而可以构建出能够很好地描绘和解释真实世界的公共行政理论。其实,深入真实世界开展定性调查的好处并不止于此。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有在这种田野调查中，我们才能发现或者找到最值得研究也最需要研究的研究问题。
        此外，尽管基于定性调查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可能会比较粗糙，即形式化程度不够高，但是对于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学来说，它可能是最真实的理论，绝对比那种关在书斋里构建起来的哪怕形式化程度很高的理论更加能够让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恍然大悟。在许多情况下，原创性的理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对真实世界的探究不应到此就止步不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提高理论的理论化层次和形式化程度。为了验证在定性调查中观察到现象以及通过定性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我们需要构建更加形式化的理论，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在这方面，鉴于大多数统计年鉴都不能提供所需要的数据，或者数据不完整，问卷调查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此外，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例如政策模拟）。总之，只有扎根真实世界，才可能构建出有价值的本土理论。
        最后，在此基础上，应该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用中国经验去丰富公共行政学理论。同时，这也有助于改变海外学者掌握中国政府和行政研究国际话语权的尴尬局面。
　　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一是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毫无疑问地，公共行政要涉及各种管理与技术。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商业管理的某些经验。然而，如果公共行政学是一门治国之学，那么它就不能离开政治学。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将政治和行政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公共行政的本质。二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在现阶段，由于公共行政学对真实世界严重缺乏了解，许多所谓的“理论”都无法准确地描述现实，更不要说解释现实，因此，相当多的研究者一直在呼吁重视实证研究。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偏废规范研究，甚至小看规范研究。一个健康的学科应该形成这样的格局，绝大部分人主要从事实证研究，致力于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另一小部分学者主要从事规范研究，探寻一些本学科最基本的问题，比如学科的知识论基础、美好社会建构、好的政府等价值层面的“大问题”。
　　另外，中国公共行政学必须积极地探索学科和知识前沿。首先，需要认识到“新科学”可能会在21世纪对社会科学——包括公共行政学——带来根本性的影响。20世纪的社会科学是建立在牛顿物理学的逻辑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物质之间是由一个冰冷的铁的规律规定的，它们之间是“漆黑的”空洞，因此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尤其是那些希望将公共行政学建成一门科学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寻找变量之间的这种稳定的线性关系，并坚信只要找到这一关系，我们就找到了公共行政中的自然法则。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新科学”──混沌理论、量子理论与复杂科学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仍然很难完全、准确地判断“新科学”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21世纪的公共行政学必将在“新科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因此，在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需要高度关注“新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并将其引入我们的研究。其次，要认识到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性，探索公共行政的认知基础。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而人类行为有一个认知基础。毫无疑问，各种非认知的因素也影响着行为。过去一百多年，社会科学已经花了庞大的精力和资源去研究这些非认知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然而，如果不对行为的认知基础进行研究，我们仍然不能真正理解人类行为。其实，在公共行政学中，西蒙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先驱性的研究，并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不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还成为认知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只可惜，美国公共行政学并未真正继承西蒙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中，西蒙的研究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境况。中国公共行政学应该深入挖掘西蒙的学术遗产，开展公共领域的认知与决策研究。
        四、总结
　　自夏老的文章发表后，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公共行政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在过去三十年中，无论在教育还是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无论在教育还是科研上，中国公共行政学仍然存在着问题，面临较大的挑战。尤其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国家转型现在已处于最关键的时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中国公共行政学予以回应。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尤其是MPA和博士培养体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公共部门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和管理咨询者，也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培养一大批研究能力强的年轻学者。其次，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科研，提高我们科研的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的科研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求，推动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事业发展。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在这两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公共行政学必定会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广州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