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公共管理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政策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规制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改革,都需要定方向、找航标、用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应运而生。
近30年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行政学家都把目光或多或少地投向了绩效评估,看好其强烈的实践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把绩效评估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和“利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绩效管理,成为政府推进各项改革的“总抓手”。绩效评估的研究为行政学理论宝库增加了现代科技含量,“绩效”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范畴之一。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作为机制创新的绩效评估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比翼双飞。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从企业管理领域引进了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等,就含有了绩效管理的意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90年代中期找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突破口,政府职能转变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这里就与绩效评估作出的努力分不开。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在工作一开始,就引入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机制,由部门、专家、群众共同参与,对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哪些审批项目要革除,哪些审批项目要改变管理方式,哪些审批项目可以保留。可见,我国行政改革从操作层面看起点很高,是把行政体制的改革与管理机制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的。这也是与世界行政改革浪潮共振合拍的。
在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和开展绩效评估试点时,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历史,追根寻源,研究一下我国绩效评估的源头,探讨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的过程和能力,会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我国关于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据可查到的资料,大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黄达强、刘怡昌、彭和平、周志忍、彭国甫、左然等学者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和有关著作中,率先提出了行政效率测评、提高政府工作效益等问题,介绍了外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情况。在他们的引领下,理论界对现代绩效管理的研究越来越活跃。这些早期的研究十分艰苦,既缺少国外资料,又没有现成经验。我国行政管理学术工作者为绩效评估事业开拓创新,提供了理论准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有两件事可以作为开端的标志。一个是山西运城地区行署的“新效率工作法”,再一个是山东烟台市公共服务部门的“社会服务承诺制”。
1995年10月,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山西运城地区行政公署联合举办的“办公室‘新效率工作法’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寿、国务院研究室的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办公室负责同志、专家学者60多人参加了会议。同年第12期杂志全文发表了张文寿同志的讲话,他讲到“评估行政效率,应更加注重普遍的社会效益,评价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必须充分重视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能。”新效率工作法在我国政府部门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处室在内的各级政府办公厅、办公室都有到运城考察学习的。运城地区的新效率工作法,一时成为政府枢纽机关提高工作效率的典型示范做法。
1996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联合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山东省社科院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在烟台召开了“服务承诺制规范化研讨会”,对烟台市政府通过借鉴国外做法,实行公共服务承诺制,进行了研究和宣传。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一个探索绩效评估的热潮已经在全国很大范围内扎扎实实开展起来,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提高政府效能、推动行风建设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在一定意义上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对虚报浮夸、急功近利、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也发挥了一定的遏止作用,正在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制度平台。在各地各部门的实践中,涌现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先进典型,他们不仅按照绩效评估的普遍要求进行操作,还在实践中融入个性化的探索。如,有的地方把绩效管理寓于机关日常管理制度中,使传统管理制度焕发了新的生机;有的地方将绩效评估重点在公共服务部门应用,大幅改善了政府及行业服务质量,提高公民满意度;有的地方组织专业职能部门开展绩效评估,进行效能监察,绩效督察,提高了行政效能;有的地方运用国际通用的绩效管理模型开展绩效评估,增强了评估工作的规范性;还有的地方大胆探索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开创了“第三方”评估,由专业机构、公众作为评估主体,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提高了评估的客观性等等。各地各部门绩效评估的实践给政府管理创新活动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始终紧跟国内外绩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学会“政府绩效评估”课题组于1998年成立,常务副会长龚禄根亲自挂帅。8年来,课题组取得三个较大的阶段性成果。一是1998年在总结国内外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考察英国政府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引起了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重视,批示由行政管理学会、人事部、中编办对“制定机关效率标准”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二是2003年课题组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形成《政府机关效率标准研究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给予肯定。报告主要内容在2003年第3期《中国行政管理》发表,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产生积极影响。三是2005年以后课题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绩效评估,可报更加详细的材料”的指示进行深入研究,分赴福建、江苏、山东、甘肃、广东、黑龙江、四川、山西等地调研,考察了绩效管理实践和研究情况。学会在青岛市举办了“政府绩效评估论坛”,学会所属的教学研究分会在无锡市召开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研讨活动,于今年3月份形成《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研究报告》及福建省和青岛市绩效评估做法、古今中外绩效考评的情况等几个附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课题组研究的价值,批示“行政管理学会对绩效评估有不少研究”,并请有关同志将研究报告分送中编办、监察部、人事部、法制办、国研室、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审计署等部门。
这3个阶段的研究,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引进借鉴国外绩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到拟订中国特色的绩效标准框架,再到提出全面推进的总体思路,每走一步都依靠我国学术界的支持和配合,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与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每形成一项研究成果都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我国绩效评估走出了一条“理论引导,地方先行,科学决策,互动共推”的路子。
“理论引导”,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出现了一批敏锐的学者,如包国宪、卓越、吴江、吴建南、刘旭涛等,他们致力于介绍、引进西方的绩效评估经验,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绩效管理性质定位、价值取向、方法技术、指标体系、评估主体、结果的运用等,形成了许多成果,使实践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武装。
“地方先行”,是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对绩效评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做出了大量富有首创精神的实践探索,意义重大,其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福建省效能办、广东省编办、厦门思明区政府、南京市地税局、青岛市督察室、淮南市政府、昆山市政府、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哈尔滨铁路检察院、四川省政务大厅、山西运城市政府办公室等众多地方和单位,都为探索绩效评估立下了汗马功劳。
“科学决策”,是说高层决策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绩效评估被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正在逐步形成一整套政策和制度框架。2004年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时,把“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写进了《国务院工作规则》。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要求。2006年9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会上,温家宝总理进一步强调指出:“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抓紧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推广。”
“互动共推”,是说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互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与专家学者、一线实际工作者的深化研究进程,形成了互动;绩效评估理论的应用与评估结果的运用,形成了互动。这三种互动力量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这就是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结合,共同推动绩效评估的开展,共同推动了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绩效评估的研究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缩影,从一个侧面看到政府科学行政的轨迹。绩效评估走出的这条新路子,勾画了我国政府自身现代化的脉络,代表了公共管理发展的方向。这本身就象是对科学研究的一个评估过程。
我们在绩效评估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是与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不懈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向多年来潜心研究绩效评估,为科研事业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报经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民政部批准,决定成立绩效管理研究会,这是学会专门从事政府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和管理研究的专业分支机构。研究会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求的、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和管理制度服务,为不断提高政府绩效、降低行政成本、改进政府工作,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绩效管理研究会近期的工作是:
第一,深入进行绩效评估体系的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研究,如何提出符合当前政府改革思路的绩效评估方面的意见、观点和政策建议。为此,我们组织力量,起草了今后3年的研究规划,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动员更多的学者和实践领域的专家共同来研究。
近期绩效评估研究的重点,要放在如何建立科学地设计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如何提高采集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如何确立集中民智、搜集民意的有效方法。同时,也要抓紧对包括基础理论之内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如政府绩效的影响因子,绩效评估方法论等,还需要总结政府绩效评价的创新案例。
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绩效评估的意义和艰巨性的认识。绩效评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但也是相对而言难度最大的一件事情。绩效评估是“指挥棒”、是“鞭子”,起到引导、督促干部行为的重要作用。古今中外,都讲绩效,但是,我们没有现成能拿来就用的工作模式,要靠立足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际,扎扎实实去探索。
绩效评估的关键是指标体系的设计。在研究评估指标的时候,要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放在第一位,看评估对象是真抓落实,还是阳奉阴违。要看是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有没有解决“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现象。对政府部门的评估指标要简单易行、抓住重点核心职能,进行分析评估,不宜烦琐复杂。指标还要能反映政府工作机制是否科学,是否符合高效率、低成本、高效益的要求。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继续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有关政策法规,深入领会领导讲话和批示精神,抓住重点课题,把研究工作搞细、搞深、搞透,真正发挥研究会的作用。
第二,组织学术交流,拓展研讨平台。
研究会要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组织研讨和交流活动。研究会当前的工作概括为“113511”工程。
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年会)。这次就是首届年会,主题是“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体制改革”。今后,主题和承办单位都逐步实行招标制度,鼓励研究会的理事、会员单位参与竞标。同时,适当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
每年编辑一本绩效管理的著作。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将由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资助出版论文集。
研究会准备创办3种连续出版物。《中国绩效管理年鉴》作为综合性工具书,面向社会发行,一年或两年编辑1卷,突出资料性特点,为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工作者提供比较翔实的信息。《政府绩效评估情况报告》主要面向国务院办公厅,一年编辑1到2期,看实际情况定,全面反映各地、各级政府开展绩效评估的试点和推广的情况,兼顾理论研究和经验提升。《绩效管理动态》,不定期,主要面向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反映国内外有关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新进展,以及研究会自身的有关信息。这3份连续出版物,各具功能,相互配套,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研究和交流平台。
拟选择5个地方作为研究会的学习基地、调查基地和研究基地。
每年承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1个课题。要整合研究会的力量,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成果。
尽快开通“全国绩效管理网”。研究会的工作要逐步实现信息化。
希望各位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积极承担其中的任务,共同为繁荣绩效管理学术研究做事出力。
第三,积极而又审慎地开展咨询和培训。
绩效管理研究会在创办初期,先不急于办培训班,不急于具体承担绩效评价项目。目的就是一个——集中精力,积聚人才,聚焦课题,推人才,出精品,聚人气,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时机成熟时,再考虑作为第三方接受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绩效评估任务,以及举办普及绩效管理知识的培训班、研讨班、开展评奖活动等。
绩效研究是一项既传统而更富有朝气的新兴事业,绩效管理研究会是一个新生儿,从一开始我们就要重视会风建设,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这对研究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研究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倍加珍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绩效管理研究会的名誉,倍加珍惜科学、文章、道德的名声和信誉。
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绩效评估,绩效管理研究会的成立正逢其时。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奋发进取,为把绩效管理研究会建成政府管理创新的高级参谋、得力助手和可靠智库,学术界交流合作的美好家园、宽阔平台和坚强阵地而努力!●行
(作者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绩效管理研究分会会长,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 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