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主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的《中国行政管理》鲍静主编来函（简称“鲍函”），嘱就行政管理学科研究顶层设计问题谈些想法。对此，作为这个领域一名久已超期“服役”的“老兵”，在深感义不容辞的同时，又觉得有点不揣冒昧，因为很有可能仍是老生常谈，缺乏新意，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姑妄言之了。
　　可喜的是，鲍函并非索稿短简，而是从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说起，直到对行政管理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更高的要求，以及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样一封洋洋千言的长信，让我受到启发和鼓舞。此外，在时间上与鲍函较近的两份资料，对于本专题也很有参考价值。一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关于征集2011年年会论文的通知》（简称《通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关于征集2011年年会论文的通知［J］.中国行政管理,2011(4).其中所开列的十项具体分题，便是在“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围绕温家宝总理为学会题词“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这个重要主题提出的；二是《积极推进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简称《发展》）。高小平.积极推进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J］.新视野，2011（2）.《发展》是记者喻匀访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报道，通过对六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把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概况说得一清二楚，也发出了学科研究者应作新贡献的呼吁。
　　一、 改革应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建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这段引文虽然较长，但是确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关于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诚如鲍函所曾提及或转述的，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对改革认识深化的表现。这表明我们的发展取向结束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改革已逐渐进入“深水区”。现在和今后必须实践科学发展观，要从战略高度和发展全局去研究和解决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难度较大的新、老问题，以利于排除障碍因素，从而保证正常、健康发展。
　　本来，“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句众所周知比较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说法。“过河”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过河”的决心不能动摇。但是，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尚缺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之际，“摸着石头过”不失为积极、稳妥、可取的行动。当然并非长远如此，而是在与此同时，逐渐弄清“河”的深浅、宽窄等有关信息、数据，掌握游泳、建桥、造船、架构缆车、利用航空器等技术，“过河”就会更方便。可见，在具备相当好的基础以后，改革发展之路必将愈走愈宽。这是渐入佳境的规律，还要进入更好的境界。关键在于，所有各相关方面都要达成共识和继续共同努力。
　　对学科研究者来说，这主要是一个自觉、主动、积极、给力配合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前面提到的“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当然包括学科研究领域，而且加强行政管理研究与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有直接联系，或者叫首当其冲，属于当仁不让和责无旁贷的性质。面对如此重要、迫切和关系全局、长远利益的历史任务，学科研究者们又怎能不积极行动起来呢？因此，具体步骤的第一项，也正是在于及时从事学科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制定。我们随后所要讨论的，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几个重要方面。
　　二、 关于学科研究顶层设计的目的和依据
　　一般而论，一门正规学科总有其特定对象、内容和范围，常非孤立地、单纯地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有较强针对性地有的放矢或对症下药，更根本不同于毫无所据和不着边际的空论、清谈。行政管理学科尤其是这样，顾名思义，它就是研究行政管理，使之体制健全、政策正确、工作得法、发展顺畅、不断改善、全面统筹和完满达标的学科。否则，便将偏离主题，可能文不对题或有名无实。
　　因此，在我们讨论学科研究顶层设计之初，必须十分明确其目的和依据。其实，通过上面的简短叙述，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行政管理学科研究，应服从和服务于关系和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即从远大目标和战略方针的确立，包括各重要中间环节的密切配合和有效互动，直到绩效评估系统工程的构建等，无一不需要积极开展深入研究。那么，换句话说，学科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目的，显然应与行政管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而其依据，则在于行政管理运作、发展实践中主客观方面有待研究、评论的需要。所谓主观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指实践中遇到的矛盾、难题需要正确处理和回答，因而主动征求咨询性质的参考意见。所谓客观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指研究者的观察、调研发现的情况需要向有关当局提供信息和建议。至于是否采纳，并无明文规定，仍由主其事者斟酌。奏效与否，也要经实践检验。
　　不过，上述依据还只是研究工作据以启动，表明不是凭空而来。除此（即实际需要或事实依据）以外，在研究开始以后，不能没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专业理论、科学知识、成功经验、失败教训，以及改革精神、创新能力等要求和依据。否则，若仅停留于就事论事，便不能跳出旧习惯的框框、难以提高原有水平和真正解决问题有所前进，更无从体现和发挥学科研究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有不如无的多此一举。显然，在讨论学科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依据时，既要强调从实际出发，又不可忽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功底和总体素质。因而在设计和规划的具体安排中，对学科研究者的要求虽不宜过高，但必须有适当的期待。例如，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或不甚了了，又长期习惯于理论脱离实际，即不宜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其余随后还将继续谈到。
　　三、 试从学科来源看学科研究的顶层设计
　　行政管理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观点、论断，并保存于大量文献资料之中。但是，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新兴学科，则是从国外引进的。其正式发源地公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不久即被中国引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实行“洋为中用”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怎样建设自己同类学科的任务。在讨论学科研究顶层设计的目的和依据之余，不由得我们不迅速联想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问题。
　　回忆自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学科教研以来，已有长达近30年的历史，但仍不能说此项任务已经完成，更远不能说完成得很好。问题不在学科名称而在实质性内容。关于学科名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尽管原学科名称“Public Administration”基本未变，其专业（职业）学位MPA即“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照常流行，但因创始于政府行政管理，故译为行政学（即公共行政学，略去公共）或行政管理学，后来内涵拓宽，兼及非政府组织活动，又以译作公共管理学为宜。在这方面，日本似曾一直仍称行政学，而将非政府部分纳入其中。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则将公共管理列为一级学科，行政管理列为其所属二级学科之一；MPA定名为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普通高校学生、硕士、博士学位专业目录中保留行政管理专业。若再译为英文，可按英文习惯处理。最近，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原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已被批准改称为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原英文译名照旧，即为一例。
　　说问题在实质性内容，首先是要正确理解和对待“洋为中用”。由于引进学科原产地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思想政治因素，引进是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实行为我所用。参考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有必要清醒地知洋，不可盲目地崇洋。应警惕喧宾夺主、食洋不化，以别人的标准（有时还是对己与对人不同的双重标准）判断是非，误信所谓的什么“普世价值”，以及可能在有意无意之中滋长有洋无中、重洋轻中、信洋疑中、扬洋抑中等病态心理。说到底，是一个引进学科本土化的问题。《发展》转述的“身份危机”、“非中国化”和“本土化与规范化……双重困境”等议论正是此意。
　  四、 学科性质决定学科研究顶层设计取向
　　作为引进学科，同时又是应用学科的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应当更加突出重视这个“用”字。既要认真区别共性与个性及其明显存在的各种差异，还要彻底考虑是否可用、会用和能否用对、用好。最忌的是不顾一切地乱用、滥用，甚至达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后果如何，可想而知。那就好比药不对症，吃错了药，不仅没有药到病除，而且轻则增加和延长痛苦，重则突然急转直下，一命呜呼，岂不危险极了，糟糕透了！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或有些夸张。下面就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两个不太久以前的现成例子。
　　一个是美国曾经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为了区别于传统的“Public Administration”，采用了“New Public Management”一词。据说当时在位的总统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它却在另外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在生长它的本土更受欢迎。通过现象去分析，其中不乏可行性、可操作性的现实因素。稍后，美国出版的《新公共服务》一书内容，即有较多与“新公共管理”商榷之处。由此我们得到的启迪是：学术讨论应当力求广泛深入地展开，但付诸实施必须审慎，说慎之又慎亦不为过。
　　另一个是苏联解体事件。过去已有不少有关文章、报道，最近还在北京举行过针对此事的20周年座谈会。虽然导致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插曲”之一，似属“吃错了药”的性质。大意是当时面临经济发展比较严峻的困局，渴望能有灵验速效的应对之计。西方学者提出了据说曾经在别处有神乎其神的“起死回生”之妙的“休克疗法”，苏联的末代领导者竟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加以采纳。后果有目共睹，原以为可以一蹴而就的，却落得个前面所说的一命呜呼。
　　由此可见，应用学科要在“用”字上下功夫，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所谓“消化不良”、“水土不服”之类，莫不与此有关。仍拿医药来说，“杂药乱投”、“病急乱投医”、“急惊风遇到慢郎中”等都存在很大风险。“饮鸩止渴”分明是死路一条。当然又可能有人会说可以抢救，但要付出本可不付的代价，并且未必能救得回来。用当审慎和慎之又慎，我谨愿三复斯言。
　　五、 有关的传统智慧与学科研究顶层设计
　　这是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古为今用”的问题。在学科研究中，对于非常丰富的有关传统智慧是不可忽视的。它已成为一种重要和宝贵的文化资源，将大有助于优化研究者的素质，包括提高其研究能力和水平。因而在学科研究顶层设计里，应当提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不过，实行“古为今用”，也要用其可用和适用，用其精髓，弃其糟粕，不可食古不化、是古非今或厚古薄今，甚至复古、倒退。我们所说的传统智慧，正是指其活力尚存的部分而言，也同力倡创新没有矛盾。因为其中都有常用常新和鼓励创新的特点，而非出新要推的“陈”和立新要破的或布新要除的“旧”。不掌握这一区别，便容易带来令人遗憾的损失。以下试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实例来掂量掂量传统智慧的价值。
　　世界各国都有精彩、出色的传统智慧，我们大可博采众长。但在善取别人之长的时候，勿忘自己的优势。同样的情况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也早已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这里不妨从对几件“中为洋用”和本土事实进行反思入手，以加强我们的认识。儒家学说的国际知名度很高不用说了，不少外国名人常引用孔子的观点。此处随便举几个时间较近的例子也可见一斑：一如黎红雷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儒家管理哲学》，在附录中介绍了欧美、日本、我们大陆和台湾地区研究概况。二如韩国学者李文永所著《〈论语〉、〈孟子〉和行政学》，认为“《论语》、《孟子》是行政学教科书。三如纪宝成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和其他学派的治国思想，涉及很多古典名著。四如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曾在北京《论语》管理精读班主讲：“学千古不朽传世经典，悟修己安人管理智慧”。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孙子兵法》对国际管理学界的重大影响。它已被公认为是论述管理的最早经典著作。西方曾出现过“孙子兵法管理学派”，日本企业界更曾经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列为培训必读的三本教材。他们的解释大意是《兵法》中有管理理论原则，《三国》中多具体生动案例，《西游记》则可以活跃思维云云。看来不是无稽之谈，而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我虽应约出过两本拙著《“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和《〈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以及拙文《“文官”也应读“兵书”》等，但仍待继续深入研究。
　　六、 从学科研究的现状讨论顶层设计问题
　　前已提到的鲍函和《发展》，对近30年来学科研究的进展都作了简要介绍。后者所概括的四点，更较全面和中肯，这里不再复述。所要补充的是些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等方面的事实。例如，教研单位除高等院校外，有各级党校、行政和干部院校、研究所、室，以及自学考试、函授、广播电视教育等。授予学位有学士、硕士、博士和硕士专业学位（MPA）等，还有博士后流动站和全国重点研究基地。译著出版很多，期刊包括学报和综合日报也常有文章发表。总之，学科研究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发展之快、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可以猜想为举世无双。但据实考察，有与优、快与好、大与壮、多与强之间还存在不同的差距。
　　正如鲍函所指出，目前理论研究仍落后于实践发展、存在基础薄弱、方法陈旧、创新不足、针对性及应用性不强、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等问题。《发展》在回答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时，也列举了好几位学者的意见，如概念混乱、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缺乏学术规范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内容老化、体系交叉、重理论轻实践、视野狭窄等问题。这表明广大同行对此已大体上有了基本同感和共识，也成为在讨论学科研究顶层设计时的得力参考。在此，我谨建议扩大咨询范围以求集思广益，主要对象是中青年专家学者、受过专业教育、培训人员及其任职单位的直接领导者，并在与各类行政管理工作有较多接触的中外公众中进行抽样调研。因为这样一来，学科研究顶层设计者方可在全面了解现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不过，对于存在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一不是全盘否定过去已取得的成绩；二不是所有问题都人人有份；三不是要求过高脱离实际。而是出于主客观的共同需要，我们也可能经过共同努力把学科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于是一起回顾、总结、交流经验、交换意见，发挥集体智慧，集中到学科研究顶层设计中来。与旧社会的“文人相轻”和“同行是冤家”的陋规恶习截然相反，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同行学者大团结和共商大计的气派。我们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以人为本的国家科学发展，并为此自勉、共勉而深感自豪。面对如此重要的改革顶层设计，我们自己的学会和刊物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已经发出呼唤：学科研究领域的全体成员和关心学科发展的人士何不群策群力共襄其成呢？
　　七、 学科研究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在教育工作中，关于人才培养历来都有德才兼备或品学兼优的要求。对于学科研究者，也显然不能例外。根据德育优先的原则，这里也照此办理。道德通常有公德、私德、职业道德等区分，从事某项职业便必须具有该职业的道德品质，如师德、艺德、医德之类。“德艺双馨”、“术德双修”等美誉即由此而来。那么，除一般共同的公民道德外，本学科专业研究者应着重强调什么呢？回答是在讲职业道德的同时突出公共精神。理由是本学科从名称、性质、内容到服务对象都离不开公共领域。要办好公共事业，维护公共利益，缺乏公共精神是不可能的。是否专心致志、乐业、敬业，也与此有关。
　　按照优先顺序，德后面是才。但学科总体所涉及的面广和问题很多，仍有必要试试“排队”。以下是未必恰当的初步意见，仅供参考。
　　（一）在可以有经过实践充分证明完全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学科研究较能迅速纳入正轨、少走弯路和避免误入歧途，以及有助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提高研究水平。既然学科研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则指导国家发展的思想理论，也正是我们所必须遵循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方向性、原则性的根本保证即在于此。
　　（二）引进学科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我们应当尝到原汁原味和认清本来面目，不能只看表面皮毛。学科引进了，其原来依附的自然和社会时代环境都无法引进。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囫囵吞枣、依样画葫芦、机械照搬，就会不服水土、对不上号，甚至先入为主，形成偏见，或认为应削足适履。前面关于“洋为中用”的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三）应用学科就是要学以致用。无用、不用、用得不好或用错了，研究即将瞎忙、空忙、白忙一阵，还可能欲益反损。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应力求吃透立国之本、主要和基本国情，必要时还有省、自治区、市、县、乡镇、村等实情。这是实行“洋为中用”的要害所在，切切不可掉以轻心。此外，案例教学和实地调研也有待加强。
　　（四）传统智慧原是国情的重要一环，前面已有专题讨论。这里只是在考虑优先顺序中单独列出。此外，根据学科综合、交叉的特点，研究者还要注意扩大相关学科的知识面，以及随时留心有关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才能使研究工作与时俱进和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特别要警惕的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至于重点任务，看是否可以从抓科学决策和科学评估这两头入手，带动中间环节和全部“机器”？决策和评估是一头一尾，都无法避开和不可缺位，并且与全局和全过程有直接联系。现代管理中有决策学派，绩效评估成为当前世界热门课题，均非偶然。不过学科研究顶层设计中的重点任务，也可以根据国家需要来安排。
　　八、 顶层设计中关于学科研究前景的预期
　　虽然目前学科研究存在不少有待努力改进的问题，但是抚今思昔，进行一些回忆对比，对可能有较好前景仍很有信心。先从纵向来看，自学科引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科研究根本脱离实际，只是在课堂讲讲而已。因为当时的政府连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都怕，腐败无能、民怨沸腾。什么行政改革、提高效率，最多偶尔说几句好听的，当不得真。也曾装点门面，在抗战胜利前夕成立学者的“行政学学会”和政客的“行政学会”，其实没有学术活动。全国解放之初，一度进行课程改革，仅课程名称略有变动。稍后宣布高校院系调整，则将本学科与政治学等撤销。从此学科“冬眠”达30年之久，直到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号召赶紧补课，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党政重要会议常提行政管理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科是应有之义。
　　从横向来看，30年的变化也很大。学科国际组织领导成员中的中国学者已从无到有。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率大大提高，国际会议经常有中国学者参加，留学、访问成为双向活动，在中国举行的学科国际会议时有所闻。第一届世界华人公共管理学者大会已成功召开，第二届刚刚开过。许多公务员培训项目是分别与各国合作的，通常由高校承办。港澳在回归前后，内地高校也前往开办多次以学科为主题的研究生、本科生学习班。国际上关于中国的议论，一般总会直接或间接联系到与行政管理状况有关的方方面面。较近的例子如一批拉美青年政治家谈访华观感，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举世无双”。说的是“执政经验”，学科研究者应受到鼓舞，下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必须大力”（即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并对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即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对广大学科研究者和青年学生都寄以厚望和有很大的启发与鼓励。学科研究顶层设计也应该不失时机地根据上述“四个必须大力”和“三点希望”去做。我们对于学科研究将迎来更好的前景也更有信心。
　　“刍议”到此为止。结束语权以2008年对一次活动（指为庆祝夏书章教授九十华诞，中山大学举办的“夏书章与中国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研讨会”。具体内容详见本刊2008年第5期。——编者注）“抒怀”的几句顺口溜来代替。因其中提到学科补课、接轨、特色等，希望并相信在最后一句“百年更高举”起的“红旗”中会含有即使是极其细微的学科研究因素。

　　　　　　　 五四同年八九进十抒怀

　　错爱愧不敢当　盛情牢记心上
　　往事长话短说　前景无比辉煌
　　生不逢时老逢时　耊耄欣幸历盛世
　　星火燎原恍如昨　探索向前亲其事
　　改革开放气象新　学科补课不容迟
　　国际接轨须审慎　中国特色见真知
　　一穷二白未能忘　和谐小康正可期
　　科学发展永持续　百年更高举红旗
　　

　　　(作者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终身教授，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