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必须更加重视各方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以实现共赢。本文在综合分析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现状的基础上，讨论当前政策研究在利益分析上存在的不足及其根源，指出政策研究需要超越先前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发展面向利益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我国政策制定中利益分析和协调的现实需求，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方法（EPRM），论述了该方法的基本思路、运用过程和若干焦点问题。
［关键词］利益分析；利益协调；共赢；政策研究；公共政策实验方法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1）04-0113-06
一、利益表达、协调与共赢：和谐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要求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我国政策研究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有了新的内涵和需求，即必须更加重视相关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以实现各利益群体的共赢。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开始步入利益博弈时代。［1］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强制的利益分配越来越不灵验，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关系切身利益的决策中，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利益的分配或再分配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能，公平地协调各方利益应当成为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政策制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社会中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协调和共赢机制。然而体制改革和健全决非一日之功，在政策制定体制转轨过程中，通过政策研究方法来分析利益冲突、探讨利益协调之策，可以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因此，研究能够促进利益分析的方法，自然应成为当前我国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从目前看，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学界虽然有了一些促进利益公平的指导原则，但是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利益分析方法非常缺乏。
本文将首先讨论我国目前的政策研究在利益分析方面的不足及问题根源，探讨国际政策研究界近年来的政策研究范式转向趋势，然后提出一种面向利益分析的政策研究方法——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方法。
二、当前政策研究在利益分析上的缺失及其根源
政策研究是“针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过程，其目的是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的、能指导行动的建议，以使问题得到缓解。”［2］在我国，政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与改革进程密切相关，与政府改革旧的决策体制和行政体制、提高决策水平的要求密切相关。［3］这种独特的学科发展路径造成了我国的政策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并行的领域：一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软科学，它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目标，以服务政府决策为直接切入点，在国家领导人和原国家科委的推动下，快速成长为以决策学和系统分析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领域；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的政策科学，它在翻译引进国外论著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知识体系与国际接轨，后来又逐渐融入随后异军突起的公共管理学科，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
广义地看，尽管两个领域都同属政策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它们仍有不同的学科基础，采用不同的学术话语，都有相对独立的学术圈子。因此，考察我国的政策研究，必须覆盖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两个领域。下面将针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分析，分别从研究方法和咨询模式两个角度探讨。可以发现，由于具有共同的方法基础——系统分析，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也有着相似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在利益分析方面，它们存在共同的缺陷。
1.政策研究方法在利益分析方面的总体缺位
首先来看产生较早的软科学领域。软科学是应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时代要求而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但是软科学方法在利益分析方面的不足非常明显。
我国软科学界把软科学研究方法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取信息的方法，这里的“信息”既包括了解问题情景需要的客观信息，也包括各方对问题情景的分析判断以及问题解决建议（方案建议）等主观信息。具体的方法包括：走访、询问、座谈等传统调查法，调查问卷等科学调查法，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德尔菲法，KJ法，FHW决策系统，头脑风暴等方法。［4］［5］另一类是决策方案的分析、评价、选择和试验验证方法，包括运筹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投入产出法，灰色系统方法，系统动力学，计算机仿真等。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管理取向，缺乏深层次的价值研究［6］，利益分析被排除在外。
这和软科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软科学兴起于我国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社会利益分化尚不明显，尽管政策制定中有利益冲突，但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大背景下，政策涉及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差异并不显著。因此软科学所倡导的“科学化”就是摒弃先前的领导“拍脑袋”决策，组织专家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论证，而“民主化”则是听取各方面意见，做到“兼听则明”，这些都未专门地、深入地涉及利益协调问题。
近年来，在一些涉及大型工程项目的政策研究中，如关于水电工程移民、跨区域调水、跨区域资源利用、退耕还林等，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利益协调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讨论利益分析的重要性，分析这些项目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害关系，至于如何创新软科学研究方法，使之系统、可操作地反映利益分析的需要，则是未有着墨。
再看政策科学领域。政策科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我国。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政策学科还处于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引进、消化、吸收的阶段。利益和价值的分配是公共政策问题的本质特征［7］，但是西方主流的政策科学对利益问题并不关注，除了一些强调集团冲突的政治决策模型或决策过程模型，如集团模型［8］、倡导联盟框架［9］等，没有专门针对利益分析的政策研究方法。这是因为，在解决公共政策涉及的利益冲突时，西方国家主要是依靠政治解决机制（如议会民主制）来实现的。由此，我国政策科学对国外的学习和模仿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面向利益分析的政策研究方法缺位。在我国社会缺乏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的国情下，这种缺位的后果无疑要严重得多。
综合对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两个领域的分析，当前我国的政策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其表现为具有决策权的官僚机构和掌握政策分析专业知识的专家的联盟。［10］按照这种范式，政府部门和分析专家在公共决策中密切合作：政治官员设定政策目标，政策专家帮助来界定问题、提出各种方案，并对其分析评估，决策者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各级官僚机构付诸实施。在这种范式中，事实和价值相分离［11］，利益相关者和利益问题被边缘化了，即使纳入考虑，也是通过决策者和专家来进行认知，最终由决策者和政策专家来做出价值权衡和判断。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更主动地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难以运用自己对问题情景的理解，通过对话和协商获得问题解决共识。尽管现实里很多政策的出台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但在当前主流的政策研究中，利益分析方法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出现政治现实和政策研究脱节的现象。
近年来，一些西方政策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科学, 转向以后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探究，协商式政策分析或解释型政策分析开始兴起。［12］［13］这些学者认识到政策科学的民主化缺位问题，倡导政策研究从实证转向解释，从强调专家的专业知识转向强调利益相关者自身的知识运用，从政策研究者对政策制定者的支持转移到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对于这一新的动向，国内除了个别学者的跟踪外［14］，鲜见系统的研究。但是，即使是对于倡导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的西方学者而言，适合于新政策研究思维的研究方法也有待开发，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的组织模式更是一个难题。
2. 政策咨询模式在利益分析方面存在的问题
所谓政策咨询模式，是指政策研究者在政策咨询过程中与其他政策主体的组织与互动模式。在政策咨询模式方面，软科学和政策科学两个领域的实践非常类似。其基本模式一般是：在明确课题之后，根据任务结构，首先由政策研究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联合项目组；然后项目组通过大量的信息收集、实地考察、听取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形成政策方案，并进行政策方案的分析、评估、优化；最后，项目组向决策部门提交政策建议。
对于涉及利益冲突较小的技术系统或工程系统，现行的软科学或政策科学咨询模式比较适合。但是，一旦政策较多地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由于常常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冲突，这些模式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总体而言，当前政策咨询模式的问题是：
第一，对政策中涉及的各方利益缺少专门的研究。我国现实政策系统中，各方利益缺乏充分的表达和博弈，政策研究中也是如此。如前面所述，现在的主流做法是，政策研究项目组从各方收集信息、意见和建议，但最终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决策部门说了算。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研究者，都不习惯把各方利益、各种观点放到一个平台上直接交锋。虽然访谈和调研能够发现一些利益冲突，但是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获得的大都是利益群体各说各话、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在相关利益方未能充分地进行利益博弈和协调的情况下，直接由政策制定者做出决断（利益分配）难免会过于主观。况且某些弱势群体缺乏正式的意见表达渠道，利益表达不充分，在政策制定中或者政策研究过程中其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从而损害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第二，没有明确区分利益分析、价值分析和事实分析（科学分析）。在问题情景中，各种冲突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到底哪些是利益冲突，哪些是对事实的分歧，各方提供的哪些证据受到利益的扭曲，不经深入的研究很难理清。例如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某些私车拥有者声称缴纳的各种税费已经非常之高，如果再担负额外的税费（如牌照费或者拥堵费），则难以承受。而另外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政府在道路上的投资比机动车车主缴纳的税费高很多，这些投资的受益人主要是开车出行者。如果用理想的模式分析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概念，对比两种说法，理清政府在道路上到底投了多少资，收缴了多少税费，按什么口径计算比较合理，这些属于事实分析；然后再分析税费到底是高还是低，这相当于价值分析，因为高、低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感受。而在目前不少政策研究中，利益冲突、观点冲突及证据冲突等混为一体，没有进行明显的区分，这既不利于利益的表达和辨析，影响利益的协调和共赢，又妨碍甚至误导了事实分析。
第三，参与研究和调研的专家的观点中掺杂着利益倾向，或隐含着部门或行业利益。当前一些政策研究中，一般假设专家们都是利益中立的，专家之间只有知识领域、经验和创造性思维方面的不同，因而专家提出的观点或方案都只是技术性的，不涉及利益关系问题。实际上则不然，许多社会意见或专家观点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一些专家的政策建议背后也往往有着浓厚的利益集团色彩，他们实际上扮演着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角色。这些利益倾向与其隐藏在貌似客观的观点之后，不如促使其表面化，让其直接交锋，在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进行利益博弈和协调。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政策咨询常常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政策制定者本应该在充分了解各方利益诉求和依据后，才能做出较为科学、公平的决策。但是，由于不注重利益分析、或者缺乏行之有效的利益分析方法，现实中的政策研究往通过主观判断或者技术性的方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导致某些现实政策出现严重偏差，使得部分群体承担改革与发展的成本，而另外一些群体却从中获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三、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方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方法（seminar-gaming based and meta-synthesis supported Experiment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以下简称政策实验方法或EPRM）。之所以冠之以“基于讨论式博弈和综合集成支持”，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可用于政策研究的实验方法，例如，社会实验方法、行为实验方法、实地实验方法和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实验方法。［15］在不同的场合下，这些方法也常常被称为“政策实验方法”，但与EPRM有着本质的不同。［16］EPRM的基本架构是：
（1）政策研究者精心构建一个模拟的利益表达、博弈与协调平台，即政策实验室。［17］
（2）针对特定的政策情景，政策研究者从相关利益群体中选取一批参加者，邀请他们在这个政策实验室中以讨论式博弈的方式开展利益表达和博弈，并引导他们协商寻求可能的共赢政策方案。这一过程称为政策实验。这些来自利益群体的政策实验参加者，在实验中负责表达和维护相应群体的利益，他们被称为“利益局中人”，简称“局中人”。
（3）政策研究者为局中人配备专业团队以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帮助他们审视形势，分析利益，明确观点，检验或强化论据，制定利益表达、博弈和协商的策略，由此使得政策辩论和协商更加专业、更有深度。
（4）政策研究者将实验中获得的发现提供给政策制定者，使其更好地理解政策情景中的利益冲突，寻求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与主流的政策研究方法不同，EPRM不回避利益冲突，而是相反，针对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冲突做出专门的分析。其主要思路是：
1. 通过讨论式对抗博弈促进利益表达，识别利益冲突
对于复杂且利益冲突较严重的政策问题，政策研究者首先需要识别问题情景中涉及哪些利益群体，这可以借助于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18］来自各利益群体的局中人参与实验。局中人在政策研究者的组织下进行利益博弈和证据博弈，就其观点和论据进行直接交锋，通过这一新的组织模式促进各方利益的充分表达，更好地识别利益冲突。
与分别访谈有关各方的传统模式相比，对抗博弈的形式更有利于暴露矛盾，寻找冲突焦点。对抗博弈已有很多应用，例如，在冲突和不确定环境下的问题解决方法论——战略假设表面化检验 ［19］，用于研究危机问题的政治军事对抗模拟［20］，等等。所谓讨论式博弈，是指过程推演和后果由研讨来判定，如有必要，技术问题可以提交给适当的专家进行离线解决，然后再运用到后期的研讨中。讨论式博弈可以使具有不同背景、经验和视角的参与者相互交流、沟通、切磋，使对抗博弈更具活力和创造性，特别适合于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和分析。
2. 通过在博弈中引入综合集成的专业支持，将利益冲突和事实冲突相区分
“综合集成”来自于钱学森等我国系统学者提出的“综合集成方法论”。该方法论强调，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复杂系统问题，需要做到三个集成，即数据、知识和智慧集成，人和计算机的集成，定性方法和定量技术的集成。［21］
EPRM吸收了综合集成的思想，强调在讨论式博弈中引入综合集成的专业支持。这里的综合集成的专业支持是指，为了使利益博弈和证据博弈更加深入，提高博弈论证的科学化程度，各方局中人都可以有专业团队为其提供技术支撑。专业团队包括政策分析师、相关领域专家和定量分析人员，他们共同为局中人提供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支持。专业团队中的成员，既可以由局中人自己选聘，也可以由运用EPRM的政策研究者协助配备。
其中，专业团队中的政策分析师侧重于“智慧”支持，即运用其政策分析能力和技巧辅助局中人明确其核心利益、主要观点；相关领域专家侧重于提供“知识”支持，即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提供政策议题涉及的领域知识或者专业分析；定量分析人员的工作是为局中人提供“数据”支持，即收集论证中涉及的相关数据，以及借助于模型方法和计算机工具进行分析或预测。与单纯的定性支持或定量支持相比，以及与仅仅依靠“数据”或“知识”支持相比，综合集成的专业支持明显更为有效。
政策问题一般都极为复杂，没有专业支持的利益博弈非常容易各说各话，最终争执不清、不了了之，甚至激化矛盾。通过引入综合集成的专业支持，政策实验参与者的角色划分有了鲜明的层次性：局中人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有助于政策研究者开展“价值分析”，而专业团队的介入则为“事实分析”提供了条件。
3. 通过引入利益协调方法和技术，探索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共赢之道
EPRM的利益博弈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识别利益冲突，澄清论据冲突，在此之后，帮助政策研究者和局中人（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相应利益群体）认清利益格局，寻求利益协调的途径才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利益博弈之后，政策研究者如何运用适当的技术性的利益协调与综合方法，引领局中人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探索可能的利益共赢之道，是EPRM利益分析的另一关键。
目前有一些促进利益协调、使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的方法和技术，它们专门针对利益聚合问题，如协作式政策制定、协商式规章制定、协商民主方法、冲突解决、公平分配等。［22］EPRM主张在政策研究者的引导下，运用相关方法和技术作为支撑，来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实现各方共赢。
四、EPRM的运用过程
实践中，政策实验室以设在独立的智库或政策咨询机构为宜。所谓“独立”，主要是指依托的政策咨询机构与待研究政策无利益关联，能够在利益分析和协调中保持中立。
在开始工作之前，主持公共政策实验的EPRM项目组首先要进行利益冲突评估。如果利益冲突问题不严重，可以沿用传统的政策研究方法而不必采用EPRM。如果冲突严重而且难以回避，EPRM就是适用的。接着要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研究问题牵涉的利益方有哪些，了解各方有何主张。这些分析将为公共政策实验的设计和安排提供基础。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各利益群体都能派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其局中人团队，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某一利益相关方缺乏组织或难以遴选出适当的代表，EPRM项目组可以代为邀请局中人，只要被邀请的人选持有相应利益群体的典型立场或观点，并具备一定的表达和参与能力即可。除此之外，项目组还需要为各方局中人配备包括三类专业人员在内的专业团队。如果具备条件，参与利益博弈的各方自行组织专业团队也可以。专业团队中的政策分析专家和相关领域专家立场无需中立，最好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所服务的局中人的观点。根据问题情景，领域专家要基本覆盖涉及的知识领域。
在实验正式开始前，还要对参加政策实验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使其理解政策实验的安排及其角色要求。
EPRM的利益博弈和协调过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1）利益表达和博弈；（2）综合集成分析；（3）利益协调与创造性问题解决。其中第一、第三阶段由各方局中人和EPRM项目组共同参与，采取多回合会议的形式进行，“综合集成分析”阶段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可以由各利益相关方分别完成。下面逐一讨论各个阶段的主要工作。
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形式有多种，不妨采取听证的形式。在本阶段，由EPRM项目组来组织局中人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参加利益博弈的各方，按照类似听证的规则提供证词，各方局中人均摆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案诉求，了解其他方面的意见，并相互质询。专业团队在此阶段起辅助作用，协助各方形成证词和开展质询。
在综合集成分析阶段，各方局中人分别与其专业团队开展研讨，在前一阶段的利益表达基础上，重点讨论以下问题：其他各方的具体观点是否有偏颇，其引用的数据是否可信，推理论证是否严密准确，引用的专业知识或专业判断是否恰当；本方哪些观点需要调整，哪些论据还有待核实确认或补充搜集，哪些推理论证受到了挑战，本方引用的专业知识和判断是否无懈可击；哪些方案和建议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等等。然后，专业团队综合运用各领域的专业知识、统计数据、定性定量模型，开展必要的补充调研或论证，对需要核实、澄清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本阶段结束时，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有望得到澄清，某些有疑问或有冲突的论据可望得到验证，各种方案、建议能够得到不同视角的检验，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利益协调打下基础。
利益协调与创造性问题解决阶段，EPRM项目组引导的重点是，鼓励各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拓展共赢空间，寻求富含新意、又切实可行的综合方案或创新方案。逐一评估是否能使双方达成共赢，是否具有技术、经济、行政、社会方面的可行性。在本阶段，可以运用辅助利益分配的方法和技术。
EPRM过程把“利益博弈”和“利益协调”看似矛盾的两个环节互补与整合起来［23］，即首先通过对抗性的证据博弈与利益博弈，使证据冲突和利益冲突表面化，以此确认需要协商的要点，从而使后续的协商共识更有的放矢，更富有成效。
为了加深对利益格局及其解决途径的认识，三个阶段可能需要往返循环多次，特别是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参与博弈的各方根据“综合集成分析”的结果，可以重新梳理、调整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据，优化建议方案，确定优先利益和利益底线，重新形成证词，开展新的一轮“利益表达和博弈”。
为了避免出现闭门造车的局面，政策实验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利益相关者应该能够通过互联网或列席来观察或参与到政策实验中来，及时表达其意见，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实验中的专业团队也要从实验室外的社会讨论中汲取信息和观点，并反馈给局中人，使其吸收相应利益群体的智慧，保持其观点的代表性。
通过这一以利益研究为核心的EPRM过程，EPRM项目组可以就主要发现撰写研究报告，提交给政策制定者。这些发现是采用其它政策研究方法难以获得的。政策制定者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有望更好地将各方利益纳入考虑，实现利益协调与共赢。
五、EPRM的几个要点
1. 实现创造性共赢的基础与途径
利益冲突的各方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共赢，是EPRM的前提，否则，方法中引入的利益博弈很可能不是调和而是激化了矛盾。而共赢实现的客观基础，在于不同利益群体有各自的利益偏好和效用体系，因而能够通过创造性思考和问题解决，实现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试看一例。在劳资冲突中，劳方要求加薪10％，而资方认为企业经营条件只允许加薪4％，双方僵持不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是另一方所失。取中间值7％则可能会使双方都不满意。但如果双方跳出加薪比例这一焦点，探索双方其它方面的关切，经反复协商，也许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加薪5％，但资方给劳方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允许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劳方获得的效用提升也许超过更高的加薪百分点，而资方付出的直接成本也有限，并受益于劳方满意度的提升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形成共赢局面。
2. EPRM中政策研究者的作用
EPRM过程中主要涉及到六类角色：政策制定者、直接运用EPRM的政策研究者、局中人、政策分析师、相关领域专家和定量分析人员。各角色的参与是组织化的，形成有层次的支撑关系。政策分析师、相关领域专家和定量分析人员是专业支持团队，分别服务于参与利益博弈的各方。
在这种新的政策研究模式中，政策研究者的任务是：引导和促进各方利益相关者有序地在政策实验室中进行利益表达、博弈和协调；在利益博弈中识别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事实冲突，理清事实；观察和评估各方利益冲突的焦点，探索可能的利益协调和共赢之道；在前述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提交政策制定者作为决策参考。
相对于传统的政策研究方法或模式，在运用EPRM开展利益分析时，政策研究者“调研”的角色弱化，更侧重于“组织”、“观察”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揭示”共识和共赢之道。此外在EPRM中，政策研究者的定位也发生了改变，除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咨询之外，他们实际上也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提供了支持。
3. EPRM的最终输出及其有效性
EPRM的价值在于，政策研究者组织的利益博弈为政策情景中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的平台（即政策实验室），而这个平台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或不完善的。采用这种组织模式后，政策研究者提交相应的利益分析和评估报告，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政策制定中涉及的利益冲突有更深入的把握，获得依靠传统的政策研究方法难以得到的政策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EPRM的利益博弈和协调是由选派或邀请的局中人来完成的，如果局中人是被运用EPRM的政策研究者所邀请的，局中人的代表性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局中人认可的分析结论或者共赢方案，并不一定为现实问题情景中的相关利益群体所认可，作为EPRM输出的利益分析和评估报告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及现实世界。
但这并非严重的问题。根据EPRM，实验的输出结果需要为政策制定者采纳、并作为政策颁布后才能转化为行动，并不需要利益群体的直接认同。政策实验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很可能是经过复杂的博弈和协商后，最终局中人才认识到实验得出的创造性共赢方案的优越性。即使局中人能够完全代表相应的利益群体，未参加实验的公众也很难很快达到同样的认识。因此，最重要的实验结果，实际上是实验中如何达成共赢的学习路径。政策实验过程其实起到了“投石问路”的探索作用。政策制定者参考这一路径来设计、营销其政策方案，更容易获得各利益群体的共识。
六、结束语
EPRM有它的使用边界，它主要适用于利益冲突明显、政策制定公平性要求较高的政策议题。此外，EPRM还可以和传统的政策研究方法同时运用。例如，在某一项政策研究中，可以在利益分析和利益研究方面采用EPRM，在政策方案科学性分析和可行性研究方面采用传统的政策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EPRM，一方面，它是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一个尝试，并与国外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发展趋势相契合，可以视为政策研究范式转向的一个中国实例；另一方面，该方法如果加以推广应用，无疑会推进我国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深入发展并使两者相互融合，对于化解因政策偏差导致的社会矛盾积聚与激化，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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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
A Policy Research Method for Interest Analysis
Li Ya
［Abstract］The harmonious society prospect brings new challenge for China’s public policy making, which triggers a demand for focusing more on promoting the arti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achieving win-win solutions.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shortfall and root-causes of policy research for interest analysis from perspectives of soft science and policy science respectively, and argues that policy research shall be expanded to a wider horizon with developing a more interest-analysis-oriented post-positivism paradigm.Then the article presents a seminar-gaming based and meta-synthesis supported experiment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 (EPRM), outlines major ideas and key points of the method, and also discussed about the process of this method.
［Key words］interest analysis, interest coordination, all-win, policy research, experimental policy research method (EPRM)
［Author］Li Y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nd he is also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PARCC, Maxwell School of Syracus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