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ZZ03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借鉴西方移民问题分析框架，可以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等维度建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框架，并列举四维度的部分分析指标。本文基于山东省部分地区获得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发现，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四个层面的城市融入状况均较差。解决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必须根据其群体需求，解决所需问题，在提升其留城意愿前提下逐步引导其融入城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框架建构；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C97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1）02-0111-05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工潮，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而不断壮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数据表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层，80后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另据估计，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在我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2］，新生代农民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上升。进入2000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被学界关注，成为社会和政府讨论的热点，并最终被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正式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且关乎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大局。“民工潮究竟是忧是喜，亦或喜忧参半，实际上主要应当看这部分人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中确立合适的社会地位。”［3］如今，农民工群体呈现“从流动趋向移民”的整体变迁，呈现出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农民工、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转变的群体特征。［4］但是由于急剧变革的环境、全新的群体特征，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全新的城市融入问题。
　　学界关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田凯在1995年做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相关研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被学界关注则肇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于2001年所作的相关论述，他较早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
　　如何分析和认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学者们从各个视角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学者归纳出学界已有的四种研究工具，即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距离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并提出文化解释的视角［5］；有的学者归纳出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的五种视角即现代性视角、社会化视角、社会整合视角、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视角、社会网络视角等五种理论视角［6］；更有学者列举了分析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七种理论［7］，试图在不同理论建构内破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局。这些不同视角基本概括了学界目前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理论基点。
　　这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多是在沿袭原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视角基础上展开研究，将农民工问题定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8］、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9］、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10］等，还有部分学者从代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11］等。
　　社会融入理论是典型的舶来品，该理论源自西方学术界对移民的研究，并成为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融入存在多重概念，有着多重界定。综合起来看，西方有关移民融入使用的概念有：同化、社会适应、文化适应、社会吸纳与社会并入等，并提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策制度等归因解释理论［12］，有着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视角的对比，目前学术界“很少有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农民称之为移民”［13］，因此如何借鉴西方移民研究的理论工具，构建解释框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更进一步讲，将新生代农民工直接或间接解释为一种“移民”，在特定解释框架中进行分析比单纯的现象描述和问题呈现更具有意义。
　　来自不同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成为在城乡之间进行转换的“移民”，必然要实现对全新文化、全新社会环境的调适。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现状迫切要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概率，而现存的制度桎梏制约了融入进程；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是有差别的，提高融入意愿也是提升其融入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些都预示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将是一个较长时间内的研究课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假设性概念，其真实性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同。学界对其定义大都基于代际分析角度以年龄为准加以概括。因此，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城市融入是移民社会融入的具体表现，社会融入的概念比较宽泛，具有多重概念。“移民必须适应发达国家中的现代生产体系和现代性的社会互动规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适应新社会生活的社会成员，即通常所谓的社会融入或社会融合。”［14］从移民社会融入的角度出发，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社会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
　　我们认为，城市融入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城市融入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由结构融入到内核融入的动态的融入进程，即由外在的经济地位提升、就业空间扩大、消费模式转变等外在表现，逐步过渡到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对城市环境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种种奋斗、困惑，其实质是融入城市的问题，是在自我不断适应城市并最终成为城市一员的问题。国外学者对移民社会融入进行具体考察时，为思考和回答如何衡量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主要采取用多维度测量的方法，如按照社会学中结构与文化二元的划分法，还有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模型。照此类型划分的逻辑，德国学者恩泽格尔建立了移民分析的四维度模型，即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15］我们以恩泽格尔的移民分析“四维度”模型为借鉴，认为就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来说，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度层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等四个维度。基于可测量性，我们选取了部分可测指标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析框架（如图1），并从其工作、生活、情感、意愿、权益维护、政治参与等多角度设置题目、展开研究。以下分析维度的一级、二级指标选取是基于研究方便性（见表1），并不能代表四个分析维度的所有内涵。

　　
　　　　图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四维度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融入和内核融入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相互糅合共同进展的，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融入与文化、心理融入的进程同样艰难。
　　经济融入是最基本的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确立在城市地位的前提条件，内含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融入和支出融入两个维度，测评指标有职业融合、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居住条件等，其融入程度可以通过与市民平均水平的比较得来。
　　社会融入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习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城市社会支持网络。其二级指标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闲娱乐方式、获取工作的方式、维权方式、参加社会组织情况等。
　　制度融入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结构融入的完成，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管理、享有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参与城市政治，其测量二级指标有获得城市户籍、参与城市社会保障、在城市行使选举权等。
　　文化、心理融入是最终的融入过程，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核融入。帕克认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16］该融入进城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具有较满意的感情生活、较高的城市认同感，并获得心理舒适的城市生活。其测评指标有与异性交往方便度、留城意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态度、市民行为规范习得和城市文化的感知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与分析
　　山东省是个经济大省，农民工数量庞大。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群体特征、普遍性利益需求如何？这一问题受到政府、团委、学界的多方关注。2010年夏天，我们开展了“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及意愿调研”，在省社科联、团省委的配合下，课题组按照主观判断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在济南、青岛、临沂、淄博四个城市展开调查。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分散性特点，课题组在四地团市委提供的其所掌握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就业企业名单中抽取部分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1735份问卷，回收率72.3%，筛检复核后获得有效问卷1528份，有效问卷率63.7%，其中济南506份，青岛232份，临沂380份，淄博 410份。此次调研所确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判断标准为：农村户口、年龄介于16到30周岁之间、进城务工（参见表2）。
　　由于本研究的被访对象仅为在城市有固定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和分析结果仅具有一定代表性。

　　统计显示，目前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较为明显：尽管男女比例总体均衡，但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明显增多。据200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比女性多20多个百分点，但是此次调查中第二代农民工中，女性已经比男性多6.8个百分点；平均年龄24.1岁，一半以上为21—25周岁，未婚群体占比例为66.4%，平均进城时间为4.19年，即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在19岁左右进城务工，且进城前没有务工或务农经验的占53.2%；受教育程度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8%。而据200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为86.6%，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这些年轻又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来到城市，除了作为劳动者，他们在城市中的融入程度到底怎样呢？我们按照前面的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融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是其在城市立足、融入城市的初始阶段和物质保障。根据样本，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文化程度、职业期望，但是收入仍然普遍较低，消费形式传统，以单位宿舍或租赁住房为主要居住形式，经济融入程度较低。调查中，月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占65.1%。按照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811元计算，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有六成多达不到平均水平，93.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达不到个税起征点。对于个人收入评价，49%的人表示“比较低或太低”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与其心理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当被问及“除日常消费外的收入的主要用途”，51.5%的被访者选择了个人储蓄或投资，45.5%被访者选择了寄回家，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储蓄型消费。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仍以单位宿舍或工棚（45%）、个人租赁或合租住房（35%）为主，自有购房比例偏低(14.6%)。考虑到山东省农民工主要以本地来源为主，侧面反映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若想留在城市，必须承担房价迅速上涨的压力。
　　社会融入状况。社会融入体现为习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程度。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休闲娱乐方式传统。数据显示，71.8%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日工作时间多于8小时，90.7%的被调查者表示月休息时间在4天以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休息权受到严重损害。从休闲娱乐方式上看，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的是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54.3%），逛街（46.1%），聊天、聚会（44.6%），而上网打游戏、去图书馆或电影院、旅游这三类较城市化的休闲娱乐活动比例较低，分别为34.9%、14.3%、11.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方式与城市人还有较大差距。
　　城市社会支持网络方面，乡缘、血缘关系仍是获取工作主要方式，比例达58.7%，占第一位；当权益受损时，仍有36.1%的被调查者通过找单位理论和找亲戚朋友帮忙，通过法律、政府、媒体等制度化、社会化途径维权比例合计为53.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利用法律、媒体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依法维权意识并不强烈。
　　制度融入状况。制度融入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输入地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制度身份、社会公共服务及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是种“有”和“无”的二维判断。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有29.5%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保险，仅有28.3%的被调查者享有“五险”另外的知识部分享有。他们的权力保障状况确实让人忧心。
　　另外，根据现有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通过调查，他们的乡村政治权利也严重流失，仅有14.3%的被调查者表示每次都回去参加村委会选举，有高达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调查分析显示，外省来鲁农民工行使自己政治权利的状况更差。
　　文化、心理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核融入进程，涵盖新生代农民工情感、城市认同感和文化习得等维度，测评指标过多。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摇摆不定；进城后情感生活匮乏，不良心理状态较为严重；希望保留对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
　　调查发现，仅27%的明确表示未来在城市定居，有49.6%的被调查者表示看情况决定，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充满迷茫，观望态度强烈。已婚者与家人团聚时间和未婚者与异性交往方便程度可以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状况，有51.6%的被调查者表示与配偶团聚时间间隔在1个月以上。在未婚被调查者中，仅有22.2%的表示与异性交往方便，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意向摇摆不定，有60.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确定未来回老家找对象还是在城市找对象，情感生活难以融入城市。进城后的心理状态体现为对自我状态的感知和对市民态度的感知。数据显示，进城以后，33.4%的被调查者表示心态愉悦平和，枯燥无聊、孤独寂寞、压抑苦闷、暴躁易怒等不良情绪占比合计36.3%。另外，48.8%的被调查者认为城里人友善热情、礼貌客气，18.8%的被调查者认为城里人傲慢冷漠，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不良心理情况较为严重，对城里人的整体感觉一般。
　　对待土地和宅基地的态度可以侧面反映融入城市的意愿。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保留土地或承包权的合计比例为60.8%；相似的选择也出现在宅基地处理方式中，选择留着或出租的比例合计69.7%，选择卖掉的仅占4.7%。以上数据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土地和宅基地意愿强烈。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是目前留城困难的真实反映，土地被看做一种“后路”，是“保命地、活命地”，这一现象蕴含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深深忧虑。
　　总之，上述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综合困境中：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方面的困境。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上的融入状况均较差，在对市民和城市的认知上面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难定归宿：留城意愿较低，返乡意愿更低，观望意识浓厚。这种状况，和人们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留城意愿的印象相反。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如何更深入地去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而非想当然地去谈所谓的问题解决之策。尤为重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过低，应首先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四、结论与思考
　　上述分析主要是按照一定的框架来分析和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对分析框架的应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维度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方面城市融入的状况、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问题，并分模块蕴含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逻辑，有着广泛的解释性意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呈现双向融入互动，随着调研的深入开展，还应考察城市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涉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预设目标的成败，然而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选择（留城意愿）与政策、学者所预设的情况相差甚远，新生代有着较为浓重的乡土情结，追求经济上的满足，“经济融入、制度拒入”的状况甚为显著。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许多阻碍因素，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问题的解决涉及制度改革和社会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农民工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以外”。［17］然而是否存在一种真实有效的理论预设作为解决路径？是采用模块化的渐进推进策略还是采用学界广泛倡导的以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学界进一步讨论的。
　　实现城乡统一户籍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措施，并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我们发现户籍制度由起初单一的户口管理功能到目前的多重制度现状，是人为“制度叠加制度”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户籍制度改革蕴含着两条改革脉络：一是将农民工身份转化为城市市民，从而获得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所有制度优惠；二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制度，将社保、子女入学标准等转化为工作地域标准，脱离户籍约束。这两条改革脉络存在阻力上的巨大差别，在目前统一城乡户籍制度成效不大情况下，可以尝试渐进式剥离附加制度的改革路径。
　　实证表明，改革户籍制度、获取城市户口并不为新生代农民工十分关注，而要求政府完善社保体系、提供就业岗位、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则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大关注点。政府在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工作上应把握住他们的这些需要，在统一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没有突破之时，应首先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此提升其融入城市的意愿，剥离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渐进式城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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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王佃利，山东大学经济学流动站博士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保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楼苏萍，山东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济南250100)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Urban Society
——Frame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Analysis

Wang Dianli　 Liu Baojun　 Lou Suping

　　［Abstract］It is a serious problem how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es into urba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Reference from framework for resettlement in the West,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 following as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culture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lists some indicator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1528 migrant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 obtained in Shandong Province, we have found the statu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erged into urban society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poor.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must b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ways: meeting such group's needs, solving their problems, enhan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and guiding them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gradually.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rural—migrant workers,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frame　construction,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uthors］Wang Dianli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Liu Baojun is Master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Lou Suping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