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反思了什么是管理，讨论了如何对管理研究方法进行取舍，实现管理的本土化，以解决中国管理自己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接轨”应该能使中国管理学者成为管理学习型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以传承求对话，以理性求反思，以反思求接轨。用科学的理性精神对管理学进行整体的反思，以通用的专业表达方式来探索、传播管理知识，才能实现真正的接轨。
［关键词］管理哲学；接轨；管理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0）11-0111-06
管理学乃当今显学，我国管理学者亦欣逢其盛。然而在学术繁荣背后却存有隐忧：西学东渐只是一个表征，平等对话意识的缺乏则发人深省。因此，“接轨”与“反思”也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两大呼声。［1］与西方主流管理学界快速接轨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如果只是一味盲从，失去哲学层面的交流，那么这种被动局面不仅不会扭转，最终还可能成为邯郸学步。只有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哲学层面的深入反思与平等交流，变西学东渐为中西合璧，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管理学术生态。
一、中国管理学接轨与反思的背景
尽管我国当代管理的既有成果对我国管理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存在研究方法不够规范、研究结论推敲不足、缺乏数据充分支持等问题，许多重要成果难以与国际交流对话。应该看到的是，实证研究方法对于知识发展是必要的，这是现代科学进步的核心。然而，实证研究方法并不等于理论贡献和知识创造，它的应用必须以理论构想为前提，且必须得到思维抽象的提升，才能得出对理论有所贡献的一般性结论。［2］因此，在探讨建立和完善管理学规范的过程中，管理学界提倡我们要与国际学术交流，实现国际“接轨”。
管理学界的“接轨”绝非只是补上“研究方法”一课，也不是管理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建制的简单模仿。接轨的目的不是承袭，而是对话和交流。盲目模仿严格的研究论文格式不是接轨，简单的用数据说话也不是接轨，“洋八股”只是一个“形”，而“神”则是其背后的管理科学理念、管理思想以及深厚的哲学根基。只有通过对管理学本身、对本土管理情境的深刻反思，才能实现真正的接轨。管理哲学对话和交流的本质就是谋求以思辨见长的中华文化与以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两者本无高下之分，正是科学之轮的两翼。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管理学的本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方式。
二、对中国管理学的哲学反思
当前，管理学界充斥着名目繁多的概念与理论，市场对于新的管理概念的追捧似乎热情不减，以至于在国内竟然还催生了一批学术的、半学术的、实务的甚至还有伪观点和概念，将本来就面目不清的“管理丛林”变得更加复杂。通过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厘清头绪，为管理学的国际接轨提供参照。管理学不同学派和不同理论都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信仰，研究管理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信仰的科学就是管理哲学。
（一）本体论反思：管理的本质及管理学的整合
本体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事物的真实性问题，“现实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们是如何运作的？”究竟“什么是管理”，无疑是众多没有终结答案的恒久问题之一。仅仅是“执行”那么简单？管理到底是流行的商业时尚还是艰深的学术研究？亦或是一种技巧与诀窍？
为管理作个广为认可的定义确实很难。如果从一门学科的参与者所从事的活动领域来定义，那么管理学科实际上就是管理学者、咨询师和管理实践者所从事的领域。这种通过管理主体来定义的方式也顺应了管理学科本身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特征。面对当今日益名目繁多的管理理论和形形色色的管理大师，一般人都会感到困惑，但这一视角却有助于看清管理的全貌。所以，不妨从了解管理学研究组织的构成入手来认识作为整体的管理学。
1．管理构成的钟摆模式(Pendulum Model)。
在学术组织的发展上，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简称AOM)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管理学术组织之一。2001年会长安德鲁·万德万在就职演说中引述了西蒙的观点，认为管理领域的构成如同一个学术钟摆，既包括了管理实业界的管理者、商人，也包括管理咨询师、管理学者，两部分各居两侧钟摆正中的“专业性学习型共同体”是由遵从同一范式的人所组成，是管理知识的生产者和确认者的单位。［3］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系如同水与油，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均衡位置是两者互动的协同效应趋于最小化。因此对于管理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挑战，AOM则致力于建立一个(管理)专业性学习型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由实业家、咨询师和管理学者共同组成。
在这样一个由科学性和事务性团体共同参与的管理共同体中，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就产生了从目标管理到企业文化，从标杆管理到企业再造、核心竞争力等管理时尚的变化（见表1）。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如此众多的管理“新概念”和“管理大师”呢？国内外学者一直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做出各种努力。国外出现了“大师理论(guru theory)”和“管理时尚理论(management fashion)”，对管理理论进行整合和反思，继承了孔茨通过“管理丛林论”来整合管理学的传统。［4］
“大师理论”探讨各类管理思想依靠个人的权威来得以发展和流行的规律，即特殊或通俗的管理知识的传播方式。“管理时尚理论”是对此消彼长的管理时尚的形成机制和生命周期等以“管理时尚市场”的视角来加以分析。这些论文和专著共同的主题是如何看待与解释众多管理思潮的变迁，如何整合这些看似纷繁芜杂的管理理论。例如，胡克金斯基的大师理论将管理理论分为学术、咨询和经营三大类。［5］这可被视为李显君先生管理三维说的蓝本。艾瑞克归纳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管理时尚设定模型” 理论，从经济学的供需理论的角度，对于管理时尚设定发起者传播管理时尚的动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6］
2．对管理整合的反思：从三维模式(Tridimensional Model)到阴阳模式(Yin&Yang Model)。
在我国的管理学界，对管理的“反思”与“接轨”也在进行。例如，芮明杰对管理的划分观点［7］，李显君于2004年出版的《管理之本：结构与整合》中提出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实践的三维结构界定［8］，以及刘宝宏基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视角分析管理可能且应该走向统一范式。［9］这些反思体现了我国的管理学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引进与介绍，而是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图1 管理整合的三维空间模型与阴阳模型
李显君提出的管理结构三维说包括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实践，认为这样就可以“涵括管理的全部范畴和内容”。对此，作者赞同李显君将管理技术单列的观点，但认为“管理哲学”不应隶属于“管理理论”，而是同“管理理论”、“管理实务”和“管理技术”并列的第四个管理要素。管理结构可借鉴“钟摆模式”中的管理专业学习型共同体，可视为一种“阴阳模式”(如图1)。在图1中，双鱼分别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交界是管理技术，而三者均包络于管理哲学之中。将“管理哲学”独立出来的理由是：(1)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管理理论有所不同。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神学与宗教有类似之处，是超乎确切性知识范围之外，但其探索的方法又类同于科学，即诉诸于理性而不是权威。［10］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可以作为一门确切性的知识来积累，但管理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确切性知识；(2)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认识管理的本质。置身于管理理论难辨庐山本貌，也无法走出管理的丛林；(3)只有管理哲学才能对管理研究方法做出取舍。以定量的方法为主，采用实验的或操作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证实只是实证主义范式对应的方法论，而在批判主义范式下则应运用对话的或辩证的方法，在建构主义范式下需用阐释的或辩证的方法论；(4)对管理理论中的一些概念的把握也需借重于管理哲学。例如，管理学中诸多的所谓“典型学”(typology)的概念也是一种哲学观，与我们熟知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哲学相竞争的一种哲学观点。［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以管理哲学为框架对“接轨”进行反思，而中国管理接轨的前提也应该始于管理哲学的对话。
（二）方法论反思：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探讨“研究者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发现的事物的？”中国管理学界所面临的挑战，最直接的莫过于方法论的冲击。有识之士既对盲目模仿量化研究心存疑虑，又渴望与世界潮流接轨。而方法论在哲学层面有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为涉及管理的本质属性和认识途径，科学研究仅仅只是揭示了管理的部分面目，实证主义仅仅只是众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一种。关注科学方法论更应关注科学方法背后的理性哲学。
1．从管理哲学角度反思方法论接轨的原因。 管理研究方法争论的本质是管理哲学的争论。在中国管理学“接轨”的呼声中，似乎只有走定量与科学化的研究道路才是与国际同行的接轨，实际上，采取科学化还是思辨的方式来研究管理问题，在国际学术界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以管理的科学性争鸣为例，对管理的科学性认识受到了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实证主义者对客观世界的真实信仰最后要诉诸信念(即人们可以了解合理的秩序和客观的真实)，而这是“客观的”科学无法证实的，因为客观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议题；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客观的，至少感觉不到客观的真实就是事物本身的真实。对此，西蒙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由于社会科学打交道的是行为受到知识、记忆和预期影响的有意识的人类。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如果是科学命题，就可以从事实意义上判断其正误。反之，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可以判断其正误，就是科学命题。［12］显然，管理问题不仅仅存在可以判断正误的事实命题，还包括了大量无法判断正误的价值命题。正是斯图尔特在回顾管理百年历史之后，精辟地总结道“管理学只有恒久的问题，而没有终结的答案。”
2．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前提的反思。
对管理学进行科学的研究有两大前提：其一是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要求管理本身具有客观性；其二是从认识论来看，管理是可知的，而且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对前者而言，管理的科学取向的重要特征是要排除一切价值判断来客观反映“真实情况”。但是在就什么是“真实”的本体论研究中，哲学界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前现代观点，即认为眼见为实，但后来渐渐承认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彼此分享；其次是现代观点，即把差异的存在看作是正当的；第三个阶段是后现代观点，认为根本没有客观事实可供观察，只有我们主观的各种观点而已。对此，李怀祖教授则认为，思维可以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立两端，而社会科学接近自然科学，管理学科是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管理者的形象思维和管理的意境，导致了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在管理学科应用中的局限性。［13］管理研究的科学取向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管理研究须兼用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研究总有科学研究无法替代的内容；其次管理研究要分辨哪些管理学科的分支、内容和研究阶段适合应用科学方法，哪些适合思辨的方法。就目前看来在操作层采用科学方法的比重最大，但是决策层的管理问题如战略制定与选择，用人之道、成功之道等，决策者的直觉判断则起决定性作用。
3．科学的方法论更应关注科学背后的理性哲学。 实证主义方法只是众多的研究范式之一，关注学习科学的方法论更应关注科学背后的理性哲学。Guba与Lincoln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理论来源，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因其本体论、认识论的观点各异，因此所采用的方法论也不相同。而这种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分类又仅仅只是众多学说中的一种。其中批判主义范式是运用对话的/辩证的方法论，而建构主义范式是采用阐释的/辩证的方法论。［14］
关注科学的方法论更应关注科学背后的理性哲学。科学精神的实质是理性哲学，其精髓在于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而不是崇拜与盲从。甚至对于理性本身，罗素都提出了怀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理性，还是一种“精致的愚蠢”？指导我们对接轨进行反思的正是这种怀疑的理性精神，盲目崇拜正是与这种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虽然库恩建立于范式之上的科学哲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自然科学的演变，但也有人认为管理学可能是多范式或无范式的。那么，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要么社会科学是不成熟的科学，要么它们属于一种不能够用库恩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的科学。［15］那么该如何对待不同哲学观下的方法论呢？艾尔·巴比提出，把他们看作是你手中的两枝不同的箭，各有所用，相互补充。为什么要做选择呢？两者并用吧！［16］
（三）认识论反思：管理学院派的角色与使命
在认识论层面，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知者和被知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知者与被知者相对分离的状态是否存在？”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受制于本体论问题而又影响到方法论问题。对于管理学来说，即是探询管理的主体(管理理论)与管理的客体(管理实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也就包括了针对中国管理本土化问题的探讨。
1．管理的演进。早期的一些管理思想家的特点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者。例如，泰勒、吉布雷思、甘特及其同时代的人，他们所关注、讨论的是一些急待处理的日常问题，如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问题，组织问题，技术和生产问题等。他们在系统地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自然地求助于科学和科学的方法，主张以一种事实和科学推理为依据的管理方式，从而首先对传统的决策方式做出了重大的突破。随后的管理学者则提出了一些更新的和更有挑战性的管理思想，其中包括有关管理的“正当性”(legitimation)的哲学态度。这种新的态度代表着从纯机械的思想进一步转向价值和价值判断的领域。其代表人物如社会系统学派的巴纳德，受到谢尔登、梅奥、福莱特等人的启发，把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并把社会学概念应用于管理，用以分析经理工作的职能和过程。直至现代，经验主义学派的管理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从思辨的角度加以分析。德鲁克对实践的强调更突出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务之间的鸿沟。例如，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想成为管理者，即如果他想成为一个负有贡献责任的人，他就必须考虑他的“产品”——知识，能为别人所使用。［17］管理研究之所以强调实用主义哲学，其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开创现代科学管理研究的人大多是实业家，这就导致了理论的应用性导向，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二是理论家(学院派)对自己的理论反思时，造成的不恰当的误解：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18］显而易见，这反映了方法论上的归纳主义。
2．理论与实务的相互关系。管理实务是孕育管理哲学与管理理论的摇篮，构建管理理论的基本素材，检验管理理论的最终所在。管理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鸿沟，即使是在管理学科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公司的执行主管经常不重视管理理论的价值，与之相关联的词“理论性的”暗含着“不实用”的意思。那么理论到底还有存在的价值吗？除了对于学院派的知识积累的意义之外，对于实践而言理论还有用吗？为什么管理者不能忽视理论？
首先，不管管理实践者本人是否承认，他们都对管理理论存在极大的需求。由于管理实务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过分迷恋实用性而忽视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最终会导致管理者“不断重复地发明轮子”［19］，不断地重蹈前人的覆辙。克里斯腾森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管理者认为自己不属于理论驱动型的，实际上他们却是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管理实践者需要正确的理论，而从事管理知识传播的学院派和管理咨询师正是理论的供给者。只有深刻理解各种管理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我们才能正确地实践，只有了解环境变化对管理方法的影响，才能有效地管理。
其次，贴近管理实务是高质量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西方早期的组织行为研究都是贴近组织管理实务的现场，做近距离的观察，因此，学术理论与实务经验可以做良好的配合。但是当学术社群壮大之后，就逐渐脱离组织现场，并将概念抽离，以学生样本进行实验室的研究。实验室研究者当然可以提升研究的严谨度与因果关系的准确性，但却会戕害研究的有用性。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组织行为研究者重新呼吁要更贴近组织现场，不要脱离场域太远，于是出现了不少兼顾学术理论与实务经验之研究的真知灼见。
第三，管理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管理实务的直接指导，还有助于透过表象看本质。即使是实践者有意识地想求助于理论，众多的商业流行新概念，即管理时尚也足以让他们感到迷惑，从目标管理到企业文化，从核心竞争力到执行力莫不如此。而理论则有助于厘清纷繁复杂的管理现象，从混乱中找出规律。
3．中国管理的本土化问题。西方现有的管理理论能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吗？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吗？如何实现中国管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管理本土化不可回避的三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管理者而言，坊间早有西方理论“水土不服”的看法，许多西方企业在中国也折戟沉沙。西方理论给中国管理研究者的唯一确定的答案就是对于本土化的研究不必从零开始，需警醒南橘北枳。对美国有效的理论模式、概念、或实践，对中国也许无效甚至有害。从知识体系建立的角度来看，任何以某一个地域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构念或知识体系，都必须经过跨国、跨地域、或跨文化的检验，方能证明其具有跨文化类推性(generalization)或跨文化有效性(cross-cultural validity)。［20］诚如霍夫施坦德所强调的：以全球化的观点而言，美国管理理论至少有三方面的假设是无法被所有国家认同的，包括坚持市场机制、重视个人甚于群体、重视主管甚于员工。著名的领导研究者豪斯也有类似的看法：几乎所有现行的领导理论，都是由北美发展出来的，其所展现的特色，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强调理性，而非苦行、宗教、或信仰；主张个人激励，而非群体诱因；重视跟随者的责任，而非权利；重视享乐的动机，而非助人的意愿。一种误解是，既然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那么只要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管理理论就可以解释现在的中国管理问题。对于情境依赖很强的管理而言，经济只是情境因素之一，还应考虑到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理论毫不可取。完全另起炉灶是对西方理论误读的另一个版本。西方管理学者经常对中国式管理进行质疑的是，“在研究中究竟有没有‘中国性’”？对他们而言，只有发现和解释“中国性”的独特之处才是新的知识。［21］黄光国从科学哲学演变的视角，力主在本土化研究中应坚持“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而前提是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共识。他认为，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乃至于整个“科学”，基本上是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以后，由西方人发展出来的某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我们要采用某种“研究典范”便不能不接受该一典范的“游戏规则”。唯有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共识，唯有通过理性的批判和对话，我们才能建立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本土社会科学才有向前大步迈进的可能。［22］
三、对中国管理学接轨的启示
由是观之，“接轨”绝非简单地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学科建制进行简单的模仿，“接轨”应使中国管理者成为管理学习型共同体中的一员，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对管理学进行整体上的反思，以通用的专业表达方式来探索、传播管理知识。
（一）在反思中接轨
笔者认为在接轨方面应提倡研究方法取法西方，研究对象则关切中国问题。不仅要学习西方主流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更应学习西方严谨而富有理性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批判精神，要以科学的理性态度和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批从事本土化管理研究的中国台湾学者在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方面，为大陆管理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如《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等研究的引人入胜之处倒不在于其结论，而是其推导结论的方式与所要揭示问题的本身。以严格的研究探讨中国自己的问题，无疑为中国管理学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对中国自身的管理问题做出富有创见的研究。中国的管理学必须在交流中主动找寻自己的生命力。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管理学的兴废系于一国经济的沉浮。当初日本管理的兴起适逢日本经济的腾飞，今日中国经济的腾飞也必然牵引中国管理学的腾飞。这种坐观其成的态度只会招致坐失良机。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管理学研究的素材，要提炼出思想并上升为理论还任重而道远。
为了维护管理学术生态的平衡，我们有义务守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所谓管理学术生态，即管理学在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关系。没有中国管理的本土化，接轨之后的结果就是自身的消弭。我们不反对全球文化的融合，但融合并非独尊一术，特别是在民族国家还远未消亡的时代。当全球只存在一个物种时，就是生物圈崩溃的临界点。当全球的管理学界只有一个文化情境下的学派或理论时，管理学就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汉布瑞克在AOM的会长就职演说中就号召全体会员打破狭隘观念，促进全世界的各类机构管理水平的发展。［23］格莱德温进而提出，组织科学必须摆脱人文与自然、真理与伦理相割离的认识论，摈弃唯技术中心论与唯经济中心论的范式，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范式发展。这与管理学术生态平衡的主张正是遥相呼应。［24］
（二）构建学科建制与学术规范
管理学科建制与学术规范的接轨是学科接轨的先声。管理学本是以效率求效果的专业使命而自诩，然而对于管理学界自身的管理却容易成为管理的死角。功利化倾向，商业化倾向容易导致管理学术渐失公信力。学科建制与学术规范的接轨途径有：
其一，中国的管理学界要以独立的姿态与世界对话，就必须形成规范的管理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库恩晚年用以替代范式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学科成熟兴衰的标志，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接受同样或近似的教育与专业训练；第二，钻研同样的技术文献；第三，专业的判断标准一致，交流充分。［25］可见学术的生命在于传承，中国管理学的接轨必然首先是中国管理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与接轨。一手研究西方的经典文献，一手将中国自有的经典传播到世界，使祖先的智慧在人类管理知识宝库能够更为广泛地共享。事实上，《孙子兵法》已经成为战略管理中的重要文献之一，但这还远远不够。要使中国思想在管理科学共同体中发扬，就需要关注全部的管理知识文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当代的学术成果。
其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科建制，应对学术交叉融合的趋势，培养新兴交叉学科。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分野一直在变化发展，一些跨学科的交叉性领域已成为管理学科新的生长点。例如由于美国管理学术机构中有部分学者具有工业组织心理学背景，这使得某些应用心理学取向的期刊，也成为管理学术论文发表的重要渠道，而心理学与管理学交叉渗透也就在所难免。
其三，学术规范需待接轨，建立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批评与评价体系。学术规范即指学术研究方法、学术评价标准、学术道德标准等，是确保学科健康发展的公认规则。确立学术规范首先应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不为包括商业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所动。其次，应建立有公信力的学术批评、评价和裁决机构，学术道德规范的建立与宣传也是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国际学术的规则是那些最常被引用的管理学期刊所涵盖的理论概念，应该是经过最严谨的检验与评估，因此可从期刊内容的演进与发展以及其影响的变化情形，来探究组织与管理学术领域的脉络。［26］因为学术规范直接决定了学术成果的质量，管理学术的接轨也必然要求管理学术规范的接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李永贤，张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1］Robert K. Yin. Case Study: Design and Methods. Trans. By Li Yongxian, Zhang Heng. Chongqin: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2］I.Robort, Sutton, M.Barry, et al..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40).
［3］Andrew H. Van De Ven.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This Academy is for You.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
［4］Harold Koontz. The Management Theory Jung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61(3).
［5］［英］胡克金斯基.管理宗师：世界一流的管理思想.王宏方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Huczynski. Management Gurus: What Makes Them and How to Become One. Trans. By Wang Hongfang. Dalian: Northeast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 Press, 2003.
［6］Eric Abrahamson. Management Fash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1).
［7］芮明杰.走向21世纪的管理学［J］.管理科学学报,1998(4).
［7］Rui Mingjie.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1998(4).
［8］李显君.管理之本：结构与整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8］ Li Xianjun. Essence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Integration. Beijing: Chinese Economy Press,2004.
［9］刘宝宏.管理理论学派纷争的原因探析［J］.经济管理.2004(19).
［9］Liu Baohong.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of Management Schools.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04(19).
［10］［美］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 Bertrand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rans. By He Zhaowu, Li Yu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11］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10).
［11］ Ding Xueliang.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 in Chinese Society: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Roots.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7(10).
［12］［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2］ 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Beijing：China Machine Press，2004.
［13］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13］Li Huaizu. Research Methods of Management.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2000.
［1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4］Chen Xiangming. Quality Research Methods. Beijing: Education Science Press，2000.
［15］［挪］斯坦因·U·拉尔森.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M］.任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5］ Stein Ugelvik Lars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Trans. By Ren Xi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2.
［16］［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6］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Trans. by Qiu Zeqi. Beijing: Huaxia Pulishing House，2002.
［17］［美］彼得·德鲁克.有效的管理者［M］. 屠端华，张晓宇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
［17］ Peter Drucker. Effective Manager.Trans. by Tu Duanhua et al. Beijing: China Worker's Press，1989.
［18］［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赵睿，肖聿，戴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8］ Daniel A. Wren.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Trans. By Zhao Rui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0.
［19］［美］摩根·威策尔.管理的历史［M］. 孔京京,张炳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19］ Morgen Witzel. Management History. Trans. By Kong Jingjing et al.. Beijing: CITIC Press，2002.
［20］郑伯埙.台湾的组织行为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A］.台湾大学“组织行为在台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C］.2002-10-25.
［20］ Zheng Boxu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in Taiwan: Retrospective and Outlook for Thirty Yea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in Taiwan” Symposium.2002-10-25.
［21］徐淑英,刘忠明.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1］ Xu Shuying, Liu Zhongming. Research Frontiers of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22］黄光国.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A］.社会科学的应用与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 Huang Guangguo. O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Indigenization. The Practice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9.
［23］D.C.Hambrick.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19).
［24］Thomas Gladwin, James J. Kennelly, Tara-Shelomith Krause. Shifting Paradig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4).
［25］［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5］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ns. By Jin Wulun,Hu Xinh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
［26］戚樹诚,洪世章等.台湾管理学术单位在组织与管理领域之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状况研究［J］.台湾管理学刊,2004（1）.
［26］ Qi Shucheng, Hong Shizhang.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of Taiwan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aiw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4（1）.
(作者单位：刘芳，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助理研究员，武汉430070；吴欢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武汉 430072)
A Refl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Management: A Management Philosophy Perspective
Liu Fang Wu Huanwei
［Abstract］Imitation precisely after the western peers is not the intention of integration for the Chinese management academies as even more urgent propositions remain to inquire. By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dialogue, some reflections are show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on what management is, how to choose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adequately, how to get out of the method-centered misunderstanding and localize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our owns. We believe that integration is to become an equal member in th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dialogue by succession, reflection by rationality and integration by reflection. Integra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hinking globally and doing locally, inquiring and disseminating management knowledge with universal professional manners after the reflection on the management as a whole by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Key words］management philosoph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localization
［Authors］Liu Fang is Post Doctorate of Agri-forestry Economic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Wu Huanwei is Lecturer a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