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8CSH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JC80006）和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06JJD630022）的成果之一。
［摘要］伴随着行政学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为了解决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本体化与规范化这一双重困境，有必要让行政学研究回到真实实践。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不是指行政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而是指行政学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包括行政组织以及与之互动的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日常行动。事件分析方法是行政学研究指向真实实践的一种有效分析技术。
［关键词］真实实践；行政学研究；事件分析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9）08-0014-05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行政学恢复重建以来，由于众多行政学者的努力，我国行政学研究得以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寻找合适的、可操作的行政学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化行政学理论已是迫在眉睫。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探讨，并以此回应我国行政学研究共同体所做的一系列反思工作。
一、本土化与规范化：反思之幕下的“双重困境”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我国行政学研究所进行的较系统的反思工作始于1996年。当年，《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一文发表，该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行政学者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不够敏感，因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我国行政学在理论建构以及理论指导现实世界的能力两个方面都表现欠佳。［1］由此文开始，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徐徐拉开，并在2007年达到高峰，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总计达到13篇。综合来看，这些反思工作主要集中于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与规范化困境。本土化困境所关心的是行政学研究如何观照中国现实，规范化困境所关心的是行政学研究如何进行有质量的知识增长。
关于本土化困境，学者们认为“就中国行政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言，除非形成自己的理论——无论是巨型理论、中型理论，还是微观经验型理论——否则，中国行政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2］行政学中国化，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行政理论。此后，多篇有关行政学中国化的论文陆续发表。［3］［4］［5］由于没有解决本土化问题，“我国行政学研究并没有准确地解释中国的行政现实，中国行政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特质？它是如何生成、变化和发展的？”［6］，对于这些问题还很难或者没有很好地做出回应。
虽然本土化问题最早受到关注，但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却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在反思工作的早期，有关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几乎都是通过描述来完成的，但在反思工作日渐深化以后，通过量化评估来证明这一困境也随之成为了焦点。［7］［8］［9］［10］此后，在行政学各个领域，比如绩效评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预算、行政伦理等领域的专题评估也陆续展开。规范化困境带来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质量与知识增长的问题，因此而造成的结果是：虽然行政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无数成果在表面的扩展、堆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11］
伴随着对双重困境的讨论进行得越来越深入，我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也随之提出。研究者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研究是否得到国内学术界其他学科同行的认同，是否得到国外公共行政学同行的认同，是否得到国内公共行政实践者的认同?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种认同，那么，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应用领域来说，中国公共行政学都存在着严重的身份危机。”［12］
二、指向真实实践：双重困境下行政学研究的突围之路
行政学研究的身份危机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是否能贡献有质量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如果要开展有质量的研究，必须要回到我国实践，“要打破枷锁，解放自己，走出学府，走进政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13］事实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这些年来也在讨论指向实践的学科发展之路。［14］［15］［16］但是，在方法论层面使用的“实践”是指什么呢？指向实践的学科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样追问，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众多学者都使用了“实践”这个词，但所指内涵其实并不同。
为了厘清在方法论上运用的“实践”的内涵，有必要回顾一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讨论。方法论是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时所采取的立场，即优先考虑个人的主体性，还是社会的客体性，采取前者立场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采取后者立场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个体主义关注个体而非社会，确切地说是关注个体行动的意图、动机，而非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动的制约。［17］与此相反，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现象不同于个人现象，它有自身特性，因而并不能用个人意识等心理学概念去解释，只能根据社会本身的性质来进行解释。因此，整体主义关注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等整体性概念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而不是对个体行动的意图、动机的考察。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歧促使很多学者都试图综合这取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布迪厄认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即: 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18］在这里，场域是一种多维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行动者生活实践的运作空间，更是资源(资本) 争夺空间。资本是在特定场域里的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或群体获得因为参与场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惯习是由积累和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所构成的，是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的共同社会规则、价值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形成为指导自己认识世界运作、评判事物以及怎样行动的那些解释模式。行动者进入场域中，即受到场域的限制。但与此同时，行动者也具有惯习等主观精神力量，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本、权力而实践。所以实践是集结构与行动于一体的双重运动。通过实践理论，布迪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体与结构、微观与宏观分析的分歧，使社会理论实现了一次综合。
可见，在方法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不是指行政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而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包括行政组织及与其互动的市场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的实际行动。作为行政学研究对象的实践，则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实践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基本事实，而不是逻辑推演甚或虚构出来的。为了更好地表明实践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将“指向实践“的行政学研究进一步修正为“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研究。其二，实践不是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毫无生气的，而是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性的、活灵活现的，“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 。［19］
三、作为过程的权力与地方性知识的积累：行政学研究为什么要指向真实实践
行政学研究为什么要指向真实实践，这一点可以从学科大问题、知识增长以及实证研究的局限性等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学科层面的依据：作为过程的权力
首先，在学理层面，源自于政治学的行政学研究一个“大问题”（big question）无疑是权力的运作。［20］从理论脉络上来看，对权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以亨特（Hunter, F.）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路径。亨特以亚特兰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声望法分析了其决策层的层级和权力运用的过程，并于1953年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21］亨特认为，亚特兰大市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对一些重要决策没有影响力，权力主要掌握在没有官职的商业精英手中。二是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路径。在达尔看来，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基于这一看法，达尔认为声望法只能测量权力资源的静态分布，却不能发现权力的动态运作，因此应当用“决策法”来考察谁对重大政策拥有最终的影响力，以勾勒出城市内的权力分布。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22］该书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地方政府三个最主要领域的决策——城市重建、政治任命、公共教育政策——进行分析。他发现，有各种团体和个人参与了这三个方面的决策，除了市长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个人或团体足以垄断这三个领域的决策过程。此外，多元主义路径还认为，权力不仅仅是声望，还要有行动的实权，因此权力总是与具体事务相联系。
虽然达尔力图用多元主义路径取代精英主义路径，但其观点也受到了批评。巴卡拉克（Bachrach, P.）和巴拉兹（Baratz, M.）就认为，达尔等人将诸如“由谁统治”或“是否有人握有权力”等问题作为权力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合适的，正确的出发点应该是对“偏见动员” (Mobilization of Bias’)［23］的分析。“偏见”在此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字眼，而是一个描述性词语，“偏见动员”所表示的是有关行动者之间进行资源汲取、资源利用与资源分配的特定模式，其中隐含谁受利、谁受害，及其所受利与害的各种不同程度。此后，卢克斯(Lukes，S.)又对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从行动者的权力动力、行动者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以及规则制定的潜在深层结构三个层面提出了“权力层次观”。［24］1997年，戴博格（Dryberg, T.P）修订了卢克斯的观点，对权力的三个层次进行了更丰富地说明：［25］
第一，特定事件层次。在特定事件中，不同群体的行动会对正式组织的行动议程产生“挤压”作用，迫使正式组织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特定人群和团体的利益诉求。因此，通过特定的事件，我们可观察到各种组织互动中所产生的权力动力及其表现形式。
第二，决策过程和偏见动员层次。这是指嵌入（embedded）在既定制度中，并且被行动者进一步操作化和具体化的权力关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不同的组织和派别通常会通过一定的战略组织和意见领袖，在对组织成员进行“偏见的动员”过程中，获得更强凝聚力和行动能力。例如，通过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倡导和推动，非正式组织可以与正式的组织决策者进行讨价还价和策略较量；如此，这些非正式组织产生的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影响决策过程某一特定事件，而是对整个决策过程的方式、程序甚至是决策机构的重构产生强有力影响。
第三，文化层次，也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假设、惯习和程序。权力的文化层次包括决策模式的认可程度、文化价值的嵌入程度和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这些已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结构安排在实践中预先占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对行动者和组织行为的影响是潜在的，自然强制性的。
可见，在戴博格等人看来，关于权力的研究最重要的并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而是追溯权力的形成过程。这一点，恰好是真实的行政实践的核心，也是我们了解官僚制、行政决策、政府间关系等行政学主要议题的核心。
（二）知识层面的依据：地方性知识的生成
20世纪60 年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由于其阐释能力和道德基础开始遭受质疑并导致了人类学的空前危机。质疑的依据是，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不仅以语言为载体，还体现在民族的神话、宗教、艺术、礼仪之中。基于此，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Geertz,C.）提出了“地方性知识” ［26］这一概念。“地方性”不仅是指在特定的地域，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在知识生成与辩护中的特定情境(context)。主张地方性知识并非否定作为普遍性的知识。地方性知识的主张是，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效。这不是根据某种先天原则被预先决定了的，而正是我们要放到特定情境下去考察的东西。
对我国的行政学研究来说，行政学作为一门舶来的学科，不能否认我们目前正在沿用的大多数理论、范畴、概念都是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地方性知识”，但这些知识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地方性”，甚至它们在我们的“地方性”情境下能否真正生成与运用，这恐怕并非一个不言自明而恰恰是首先需要证明的问题。而更首要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生成过程启动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地方性本身进行必要的、充分的说明。因为这种地方性情境，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生成其意义往往非常重大。比如，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特征，也即我们在分析我国行政实践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与内嵌的分析预设。但关于这一背景，我们其实知之不多。比如，到底什么是转型？是什么在转型？这些转型是怎样发生的，将可能转到何处？什么时候不再转型？转型的各种要素与我国各类行政现象有何联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细化的问题，我们通常没有做出精确的界定。显然，我们必须对这一地方性知识进行细致地讨论，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积累属于我国行政学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剧烈市场转型的时候，虽然社会科学界的众多学者面对这一变化集体失语，但科尔奈（Kilner, J.）在认真分析这一变化后却提出了“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27］这两个概念，并以此对转型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念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分析。从此后的许多文献中，我们也都体味到了这两个概念对后续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强大影响。事实上，对我国行政学研究来说，如果能真诚面对真实实践，借助合适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技术，我们也有可能产生这样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并因此而有可能以独特的“大国转型理论”与西方行政学研究产生高质量的学术对话。
（三）方法层面的依据：实证研究局限性的弱化
在社会科学的诠释研究、批判研究、实证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中，实证研究占有主要地位。实证研究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是针对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必然性的社会现象，通过技术性统计得出某种规律性。但是，实证研究是否真的能够解释现实已越来越被人怀疑。其中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行为，人具有流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征，有复杂的思维和不同的博弈方式。这就意味着，偶然的、细节的因素和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事物发展的不同路径。实证研究往往会从既定材料中选择有利材料，对其他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材料则予以舍弃。在这种情况下，丰富细腻的现实生活被固化或者类型化。［28］因此，实证研究者们在寻找实践规律的同时，必须做到：给偶然因素充分的话语权，深入考察微小因素和偏差对事件的影响力。
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研究，其意义在于：不漠视“丰富的真实”，直面并承认真实行政实践中所有的细微区别，哪怕它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假设中，或者看起来似乎并不会证明我们的假设。事实上，可能能够真正实现本土化的行政学知识往往就“躲藏”在这些细微的区别之后。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放到国际行政学科层面来看，中国化的行政学问题往往也是现有“西方化”行政学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因而也可能构成整个行政学科的前沿问题。因而也可以说，行政学理论的中国化对整个行政学科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四、事件分析：行政学研究指向真实实践的初始技术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所谓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涉及的实际上是知识的效度问题。效度是所形成的理论反映现实的正确程度。现有的行政学知识大多是有关西方行政实践的知识。这些知识对解释中国行政实践是否具有效度，是不确定的。但从目前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基于我们对真实行政实践的不充分了解，我们仍然有必要首先积累大量迥异于“非中国的”的实证研究；或者说，在现阶段，大量的学者应该专注于精耕细作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贡献高质量的规范研究成果。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认为目前在社会学（包括政治学）中被广泛采用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以下称为事件分析）颇值得目前仍然处于积累经验材料阶段的中国行政学研究借鉴。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流的往往是结构分析方法，而事件分析则试图在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也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29］虽然有人质疑事件分析在分析时候的历史感悟无法掩盖其即时性与不可重复验证性，但是它却将不同行动者置于了一个特定的动态过程（事件）中，并通过这一过程展示了其中的复杂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事件分析对于形成关于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地方性知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行政学来看，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事件围绕特定主题而发生。这些主题，有时是关于宏观关怀的大主题，有时只是狭小区域内的地方性问题。其二，事件是连续性的。行政现象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能够进入到分析框架内的事件不是支离破碎的片断，而是在特定时间内连续发生、由多个具有相关性的细节组成的场景。其三，事件的核心是各种行动者（政府组织以及与之互动的市场、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行动所构成的，这些利益诉求行动嵌入在一定的结构之中，同时也会重构结构。通过观察与挖掘“嵌入在结构中的事件”，才可能把握行政实践中更真实和更丰富的细节，并形成更加接近于事实的解释。
借鉴已有的研究，可以将具体操作层面的事件分析概括为三个环节，即过程、机制与策略。“过程”是事件按照时间来展开的链条与环节；“机制”是事件发生的结构性因素；“策略”是行动者在行动中所采用的技术。［30］对这三个环节的回答构成了“事件的逻辑”，而这正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将某几个具有共性的事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当我们将这些事件类型化以后，这些事件的逻辑就可能演绎成某一行政过程的实践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在事件分析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坚持研究问题的本土性与研究范式的国际性，即将中国转型经济下的行政实践作为国际间的典型问题置于国际学术平台中去研究，以避免在指向真实实践过程中远离国际学术舞台。
我们认为，事件分析对于许多行政学研究问题，不管是一直受关注的、宏观层面的行政决策研究，还是经常被忽略的、更微观领域的行政沟通及行政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研究，都将是有效且具有解释力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进入事件“后又”跳出事件”，并将事件做一般化、类型化的处理，以形成可以对话的概念或者理论。在这种慢慢积累的事件研究中，我们才可能真正突破宏观与微观的虚假对立，以行政学的专业想象力在实践中捕捉个别现象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微妙关联。
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真实实践是五光十色而引人入胜的。面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纷繁复杂的问题，行政学研究究竟应该提供怎样的学术产品，这是每位行政学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行政学研究反思浪潮中，研究者发出了 “寻求适当方法”(A Call for "Appropriate Methods")［31］的呼吁。而关于中国行政学研究的“适当方法”，我们对于行政学研究指向真实实践的强调，其核心意义是如何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恰当的研究方法去发现我国行政世界的真问题和新问题，去验证和求解对当前行政发展有重大意义的行政学通则。我们认为，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着行政学的专业形象问题，也关系着我国行政学是否有面对这场深刻转型的能力。“指向真实实践”只是我们塑造这一能力的开始，而是否有更多人开始持续地卷入这一过程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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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广州 510275)
Towards Real Practice: A Concerned Question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He Yanling
［Abstract］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PAS), the reflection work of Chinese PAS is also proceeding brisk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ssential to bring PAS back into real practice with the intention to address the dual awkward predicaments of materi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 Chinese PAS. Rather than indicating the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of the PAS outcomes, PAS pointing to real practice means that, the object of PAS should focus on the daily actions taking place in established system and culture background undertook by various actors, includi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active market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Event analysis constitutes an effective analytical technique in the context of PAS pointing to real practice.
［Key words］real practice,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event analysis
［Author］He Yan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