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群体性事件中地缘诱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2CZZ018）和贵州省科教英才培养工程项目“贵州县域群体性事件中地缘诱因的作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为典型代表的城市暗角，既是城市物理空间的不协调构成，也是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的理论，通过对Y市W城乡结合部地沟油生产的空间——社会现象分析，探讨了城市暗角形成中的制度结构和社会行动等宏观要素，并展示了一个由进城农民所发起的“弱”空间生产过程。这一空间生产通过农民的适应性选择和日常生活实践得以延续，既反映了弱势农民对空间的争夺，也反映了城镇化时期社会管理制度的缺失。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非正规、不合法的城市空间景观——“灰色集群”。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要通过合理的空间秩序的构建对此类空间生产进行有效的规避与防治。
［关键词］城市暗角；空间生产；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10-0042-05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城市化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扩张，城市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与高速城市化相伴生的，是大量城市暗角的出现。本文所指城市暗角（sub-city），从字面理解，是“城市附属”的意思，在形态上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中挤兑出的狭小阴暗角落，它们在城市规划中处于临时性的、无关紧要的附属位置，无论从地理上或城市政治经济发展层面上，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由于长期游离于正式的城市管理体系之外，这里安全隐患突出、市政设施薄弱、社会治安混乱、黄赌毒猖獗、非法经营严重……当前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为典型代表的城市暗角，既是城市物理空间的不协调构成，也是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现实表明，这些久治不愈的治理难题，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了巨大考验。
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城市暗角的治理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管理研究的高度关注，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领域。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体制内部制度建构的层面探讨对策，而对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并没有深入解剖，即使有研究提及到这一问题，也多是面面俱到式的论及，难以就某一现象作深度阐释，要真正实现学术增量，研究思路和方法还需要精细考察。
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中，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深入地剖析社会管理机制弱化的症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城市化进程首先带来城市空间的重构，这是城市暗角形成的重要前提，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开发及其伴生的各种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会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并影响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直观感受。当前，围绕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的作用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空间生产理论，正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界线，逐渐形成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空间问题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成为解释中国某些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与传统研究视角所不同的是，空间生产的视角立足于从政治和地理的关系角度去观察和解释政治生活，认为空间生产是空间被社会行为/资本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1］，强调社会、资本和制度对空间塑造和空间的反作用，从空间背后的权力逻辑去理解城市空间不断被建设、改造和重构的过程。在方法论上，空间的分析运用“结构-制度”、“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和“实证调查——多维分析——理论提升”的技术路线，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研究对社会管理格局进行全方位审视，实现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均衡推进。
空间理论对社会管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社会管理的创新固然需要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但那些被人们最直接感知的空间环境及其引发的空间秩序的建构性问题对社会管理的反作用不容忽视，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城市化时期空间生产在社会机制运行中的作用。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本文对高速城市化时期中国西部Y市W城乡结合部地沟油的空间和社会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结构和社会行动等宏观要素。这里探讨的是地沟油的生产链条——依托城市餐饮行业产生的有机垃圾和消费市场，形成由专人（在本文中主要是农村移民）进行的规模化生产和提炼的地沟油产业模式。地沟油是人们在生活中对各类劣质油的通称，质量差、极不卫生，过氧化值、酸价、水分严重超标，其中往往混杂了洗涤剂、餐巾纸、塑料袋、烟盒等有害物质，加之取送时间间隔一般较长，期间难免有病菌混入，一旦食用，则会破坏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其毒性是砒霜的100倍［2］，所以地沟油的存在极易诱发食品安全风险。同时，由于地沟油的加工者大多为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员，一般没有合法的执业许可，在加工过程中大多随意堆放、加热、提炼潲水，极易引起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W城乡结合部的地沟油生产就是上述地沟油加工的典型案例。W位于Y市城乡结合部，原先在这里生活的是Y市郊区的农民，失地后，建房收租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低廉的房价、接近市区的地段，吸引了许多进城务工者来这里租房居住。为了修建这些房屋，许多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被清扫而光，一座座山头就只剩下“帽帽”孤独地耸立着，而在腰身部位，几百间民房紧紧将其包围。在这个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的区域，聚居了200多个地沟油加工点，年生产地沟油约百万吨。参与地沟油加工的这些农民们以“老乡带老乡”的形式滚动发展。这些农民在这里租房居住，平时以养猪为生，回收来的潲水，除了喂猪，主要用来提炼半成品的地沟油。地沟油的炼制方法非常简单，在自家搭个简易的工棚就可炼制，所以地沟油几乎几天就可以存满一桶。
由于地沟油的生产对市民健康、公共卫生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Y市的工商、卫生质检部门在公众举报后，多次采取联合行动对W地进行整治。仅在2010年，Y市N区的公安、城管、环保及街道等多家部门就联合行动40多次，近千名工作人员进入该地区，平均每次强制取缔10个地沟油加工点。然而如此严密打击并未使地沟油的加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就目前情况看，这种取缔行动的效果并不明显，当一个地沟油地下作坊被拆除后，加工者往往转移“战场”，重建新的加工作坊，所以W地沟油加工难以根除，非法加工活动日益猖獗。这表明，我们不能仅仅将地沟油生产视为简单的非法经营行为，其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空间因素。
本文尝试用空间的分析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研究主要从地沟油生产者这一主体的社会行为入手：首先，立足于微观个体和地方视角，研究地沟油生产者等非正规群体的能动性——即通过对低成本的隐蔽空间的占据和重构抵制城市的排斥和管制，以及通过社会网络的构建对抗政府的检查和取缔等行为；其次，探讨宏观的国家政策、政府规划等制度因素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并将其主要归纳为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格局、城市社区基层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食品、环境监管不力等制度因素，正是这些制度因素使地沟油的生产和经营表现为激烈的空间争夺和抗争，由此引发的空间秩序的建构性问题对社会秩序带来威胁。最后基于以上论述，对这类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作归因分析，并提出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对此类空间生产进行有效的规避和防治。
在研究方法上，个案的研究需要地理学、社会空间和制度的综合逻辑，研究综合运用野外调查方法进行案例分析，数据主要通过观察、访谈以及文献的方法收集。研究立足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微观视角，但也充分考虑了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和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二、基于地沟油生产者社会行动的空间生产
在空间生产的理论视域下，W是一处被生产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包括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还包括与这个空间相关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基于此，可以将W地沟油的空间生产分为三个过程，即地理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和基于制度漏洞的机会主义策略，前者是对空间的争夺，后两者是对空间的强化。
1.地理空间的生产
由于地沟油的生产被视为非法的生产活动，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时刻面临被取缔的风险。对于这些外来农民而言，到达城市后，确保自己的生存领地是当务之急。处在城市暗角的W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边缘性的地域实体，这里既不同于城市社区，是城市管理的中心；又不再属于传统村落，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不能依靠土地，而只能依靠非正规就业。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在城市中争取属于自己的空间权益。W地理空间的生产过程有两个特征：
其一，隐蔽性地理空间的构建。地沟油的生产属于国家法律禁止的灰色行业，需要秘密进行。W本身处于一个相对封闭和隐秘的地理位置，虽然离城区不远，然而到达W的唯一道路是一条狭窄的偏僻高坡，沿途仅有一个监狱和家具厂，没有居民小区、商业区和政府办公机构，可谓“人迹罕至”。W地处在山坡上，这里的房屋密集修建，所有民房都修成“下店上楼”的形式，在此条件下，农民将地沟油加工作坊建于楼下，由于楼与楼之间仅有1米多宽的羊肠小道，传递消息非常方便，几个住家户聚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个有规模的加工作坊，每户各自分工，各司其责，几乎每个住家户都养狗，防止外人进入。同时，在正对外界的出口处有一个大铁门，紧挨的小卖部承担着类似站岗放哨的功能。从形状上看，整个W的布局类似于土楼的环形聚落结构，这种设计充分利用了W地势陡峭，不易到达，与外界隔离的特点，有效地保护了地沟油生产的隐秘性。
其二，低成本地理空间的刻意构建。地沟油的生产需要相对开阔的空间，对于这些无业农民而言，低廉的租金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W正处于Y市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流动人口多，违章建筑随意修建，公用设施陈旧，由于规划管理困难，这里一直是地方政府管理的盲区，利用这个条件，农民可以根据需要以较低成本自建简易加工坊，另一方面，加工作坊的搭建反过来对W的自然环境带来破坏，加工作坊的农民通过在周边大量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使得附近所在地垃圾肆虐，臭气熏天，外面的市民避而远之，通过脏乱差的环境构建，农民们又人为地构建了一道环境屏障。由于W还没有被政府纳入发展规划，所以无论是政府或开发商都还没有介入。因此，农民的这种行为有效地维持和降低了W的土地价值，延缓了土地增殖速度，确保其持续低成本用地，从而保证了可持续的地沟油生产空间。
2.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和空间争夺
尽管农民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却是具有丰富反抗策略的行动者。美国学者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以何种方式作出反应，农民正以他们的行动改变或缩小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农民并不是顺服的臣民，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能动建构者。［3］W地沟油的空间生产充分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运用的那些非正式的、不易察觉的、隐蔽的“空间战术”之中，表现为：
其一，构筑严密的社会网络。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到城市寻求发展，然而社会变迁未从根本上打破由血缘和地缘所编织的传统村落结构，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主要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寻找工作，导致某一流入地集中了来自相同地区的大量农民。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人际网络就成为维系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基础和生存方式。在W，从事地沟油生产的几百户农民依靠地缘联系在一起，面对相似的境遇（经济贫困、社会排斥），他们之间的非正规联盟在日常的博弈中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所以，地域空间有限的W就其内部而言实际上是个封闭的熟人社会，人际间相互依赖性很高，从事地沟油生产的这些农民彼此紧密联系，在生活中相互协作，随着他们对其生存空间保护意识和认同感的不断强化，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得以可能——在遭遇国家强制取缔时，无论他们的联合抵抗是否成功，这些行为汇集在一起都能够阻碍或者瓦解国家对这个地域的治理逻辑，对社会管理形成极大的阻碍。
利用社会网络和空间的流动性，地沟油生产的农民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也通过与其他不同社会主体关系的营建，使其现有的社会空间不断巩固和强化。譬如，农民与Y市的许多餐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建立了抵制工商、城管和质监部门的应对机制。农民与司机、垃圾佬、餐馆老板及其他买主之间形成了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网络；他们还与W的涉黑团伙联系以应对日益强化的外部管制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城市社会管理所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单一的地沟油生产农民，而是一个持续对抗政府管制的庞大的社会网络。而正是通过编织这一密集的社会网络，农民也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了地沟油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其二，不断充实和延展经营网络。地沟油的生产经营必须保证原料集运和油料产品销售渠道畅通，这显然构成了地沟油生产农民和城市管理者之间对流动性的争夺。为了规避政府管制，地沟油生产农民采取了诸多措施巩固其生产空间：首先，强化与原料供应商（包括供应潲水的餐馆、垃圾佬等）的长期合作关系，主要采用签订合同的形式，包月、包年定期向餐馆缴纳承包费（通常一家小面馆，潲水量较少，包月的费用50至200元；中型餐饮企业，潲水量较大，包月费400至2000元；大型餐饮企业潲水量大，包月费2000至5000元），以此保证潲水的充足供应。他们和黑车司机也联系紧密，尽管W地理位置偏僻，但是离城区不远，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直达市区收运潲水。其次，在产品销售方面，农民与市场建立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分工模式，基本上农民不用外出销售，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专门的商家开车上门收购地沟油，双方谈妥价格后现场交易（通常初步加工的红油280-330元/50公斤/桶，一周可供应5桶）。穿出W的羊肠小道，就是宽敞的大马路，收购地沟油的车辆进出方便，便捷的交通进一步强化了地沟油生产销售的产业链。
为了加强对地沟油的监管，2012年Y市城管局出台《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规定将餐厨废弃物专车运送，运送车只能按照既定线路行使，且车上安装摄像头全程监控，餐饮企业、运送员、餐厨废弃物处理方三联单管理，保证每个细节的可监管性。废弃物将被运送到指定场所进行处理，处理后也有相关部门监督流向，不能回流到餐饮行业。为了应对政府的监管，目前W的农民已经开始行动，一方面加大到餐饮企业的回收频率（如由每天1次增至3次），或者将潲水隐藏在塑料袋中人工运送以躲避检查；另一方面，一些农民主动与黑社会组织联系，借此扩大地下营销网络，拓展流通渠道。农民们认为，通过经营策略的适应性调整，地沟油的生产仍然能够突破政府监管的防线。
3.基于制度漏洞的机会主义策略
W地沟油的空间生产向我们展示了相对弱势的农民与政府之间反抗实践的动态图景，通过积极的区位战略和社会网络的营造，农民实现了空间的占据和空间的再生产，其背后则折射了城市化时期社会管理制度的诸多漏洞，是这一制度结构下的因果必然。
第一，城乡二元化导致外来农民社会边缘地位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诱发了非正规的谋生行为。从国家的视角看，城市化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我们的城市化建设有时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居住空间、生产权益的剥夺和损害基础之上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城镇化率的数字目标，将农民用以维持生活的土地强行征收，这样，失去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农民陷入了“失业”和“失居”的双重困境。由于原有生活方式被中断，大量农民涌向城市谋生，但学历和技能的缺乏，这些被迫城镇化的农民实际上很难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中，他们被城市社会遗弃和边缘化，城市对其“经济吸纳，社会拒入”［4］，最终只能涌向类似于W这样的城市暗角并以非正规的方式谋生。
其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缺失导致城市暗角（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管理真空，滋生违法犯罪。在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下，城市暗角是城市与乡村的“夹缝”，由于我国国有土地制度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模糊，这里成为“三不管”地带，虽然“撤乡并街，撤村并居”，虽然也被纳入城市的社区管辖，但是形式社区远远大于内容社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平台并未搭建起来，对流动人口疏于管理，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管理无序、效率低下，基础设施滞后，极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其三，政府监管不力产生诸多制度漏洞，违规产业有机可趁。在本个案中，不完善的食品流通安全监管和环境治理的制度缺陷被地沟油生产的农民巧妙利用：一方面，餐馆不愿向环卫部门交纳处理费转而将餐饮垃圾高价卖给地沟油加工作坊，另一方面，食品卫生监管不力又使地沟油很容易流入市场。因此，这些制度漏洞使地沟油生产的农民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只要拥有油料收购和销售的渠道，从事地沟油生产的农民就可以实现从低成本的地沟油到成品油的循环生产。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体现了农民对现有制度的“趋利避害”和对社会管理制度漏洞的有效利用。
三、城市暗角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剖析
W的地沟油的空间生产活动与国家政策法律相悖，长期以来这类空间生产都会受到政府的打压，然而这一生产行为却通过农民的适应性选择和日常生活实践得以延续。这些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看似难以捉摸的行动策略，其实质是弱者围绕空间而展开的绵绵不休的抗争，我们将这类空间生产称为“弱”空间的生产。弱空间生产受以下因素的推动：
其一，空间生产由弱势群体主导并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参与空间生产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农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他们是充满智慧而又顽强的行动者，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事件中创造出一系列细微而又独特的反抗策略，通过这些“卑微”的反抗策略——如依赖低成本的原料供给、非正规的经营网络和现行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他们能动性地获取了生存的领地，又积极主动地经营社会网络和营销网络摆脱政府的管制，策略性地实现了对这个边缘空间的占用和夺取（虽然这要以“违法”为代价）。
其二，灰色行业的巨大利益诱惑和生产的低成本刺激了空间生产活动。灰色行业已经发展为巨大的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对于毫无生计来源的农村移民无疑充满了诱惑，生存的本能激发他们不断挖掘所处的空间优势，以抵制城市对他们的挤压。这个环境恶劣的城市边缘却具有空间生产的低成本优势，一方面，极低的地价降低了空间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极差的经济状况、社会排斥激发了个人通过集体协作实现自卫的意愿，而最原始的地缘关系成为维系群体成员社会关系并凝聚集体力量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些刚刚踏入陌生城市中的新移民而言，地缘关系骤然间缩小群体成员之间的距离感，成员之间几乎不需要事先协调，就可以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最小的成本维系并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确定共同的抵制目标——这种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保护意识会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强化，外部压力越大，群体自发地互助合作的可能性反而越大，相互团结和亲密互信，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另类空间，建构一种新的关于这个边缘空间的社会认同，瓦解（尽管可能是暂时的）国家对这个边缘空间的控制与支配，突出表现为城乡结合部等城市暗角各种地下违法行业久治不愈，社会管理机制疲软。
其三，空间生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边缘展开，受国家权力的监控较弱。由于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非均衡状态，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中心城区是城市建设的重点，这里高档住宅和商业区密集，由于距离权力中心较近，现代性和国家性较强，权力控制较强，制度化程度较高；而城市边缘，正式权力未能有效渗透，社会控制较弱，由于规制乏力，脱离了法律的约束和国家权力的监控，围绕形形色色违规行业展开的弱空间生产得以可能。
最后，这类空间生产以低强度的、隐蔽的、持续性的对抗消耗国家治理的强度和效度。虽然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抗争，却潜藏着异质性的反抗力量。为了对抗政府管制，弱势农民选择避免和权威直接对抗从而规避了公开的集体风险，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和策略进行自利性的消耗战。正是在他们捉摸不定的战术挑战和攻击下，城市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紊乱无序，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非正规、不合法的城市空间景观——“灰色集群”，这是一个以农村进城移民为主体的产业和生活单元，他们迫于生存压力占据了城市暗角，并持续进行非法活动，“灰色集群”折射了当前大量进城农民的生存、生活状况及其对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威胁，他们既是制度挤压下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社会风险的制造者。
概而言之，W地沟油及其附着的社会活动，是一个由农村进城移民所发起的“弱”空间生产过程，它构成了空间与社会相互融合的“灰色集群”，充满着资本、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争夺，通过对灰色集群及其生活空间形成状态和过程的真实理解，我们能真切体会到大量农村移民面临的生活困境，而这只是基本表象，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国家对农民空间发展权利的强制性剥夺，以及弱势群体利益实现、表达机制的制度性缺陷，它们共同铸就了大量进城弱势农民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
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空间秩序构建
目前对空间生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规划的作用，而对弱势群体主导的空间生产关注不够。本研究通过个案验证了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空间生产的存在及现实意义。这类空间现象的出现，是国家挤压弱势民众原有生存空间的结果，是弱势民众空间权利极度贫困的集中体现。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以政治权力为支撑而展开的，空间的生产和重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等政治压力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拓展增殖空间，增加财富，而空间生产对社会秩序的反作用却被严重忽视，由此导致空间正义缺失、城市空间非均衡发展等社会问题，诱发了许多“非常态”的空间现象。当前广泛存在的垃圾村、黑塑料袋地下加工、“黑车摩的”、农民“种房”等等，它们与W地沟油生产一样，都是那些生活在城市暗角的灰色群体持续隐蔽地与城市管理者进行的对抗，随着这个灰色集群的壮大，社会稳定受到威胁。那么在当前社会管理中，政策制定者应当站在何种角度，如何规避城市暗角这类空间形成及其带来的不稳定，这对统筹城乡空间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从空间规划的角度，针对城市暗角的地理环境弱势，建立科学规范的社区管理运行机制。从地理的角度看，城市暗角一方面距离城市权力中心较远，政府权力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员的聚集，使这些区域人口分布的异质化非常明显。对于这样的区域，国家权力的有效介入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财政的匮乏和地方政府的差别对待，导致城市管理者长期以来对这些区域的管理处于被动式的救火应急状态：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只解决燃眉之急，缺乏长远规划；在社会认同的建构上，社会包容程度不高，缺乏对外来移民、弱势群体家园归属感与凝聚力的提升，管理的重点不在于优化社区服务功能，强化社会共识，而只是通过强制手段维持暂时的稳定，导致这些地区的管理实质上长期游离于正式的体制之外。［5］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将其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中，使国家权力的触角能够真正在这些地区延伸和扎根。同时，加强基层社区建设，积极建构城市弱势群体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的有效参与机制，使其融入到城市完备的服务体系中，从而实现符合弱势群体意愿的空间重构。
其二，从空间权益保护的角度，建立以人为本的空间发展方案，实现空间正义。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应当以综合性的空间—社会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城市管理中，有关部门必须摒弃城市建设中的“单极”思维和“激进”倾向，特别是对于这类非常态的弱空间生产和这些被视为“改造”的对象，简单粗暴的管制或暴力取缔只会引发更多的矛盾，疾风骤雨式的清除和取缔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唯有秉承多维、系统、理性、审慎、成熟的改革观和建设观，通过合理的空间重构和制度建设，确保生活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能够通过正当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空间权益，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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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贵阳550025）
The Produetion of Space in Sub-ci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Area W in City Y
Luo Jun
［Abstract］The Sub-city is the special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urrently, the sub-city representing by urban village or fringe area is not only the discordant but also unstable factor. This essay aims to study the social management problem in fringe area from perspective of space. By using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analyzing the space and social phenomena of illegal oil production in fringe area W of city Y,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showing the “weak” space produc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migrant workers dominate through their adaptive selection and ordinary practice. It presents the fight of migrant workers for space and the deficiency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illegal, irregular city space——grey group, so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should be done to prevent such space from production.
［Key words］sub-city，space production，social management
［Author］Luo J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Law School，Guizhou University and Visiting Schola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Guiyang 55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