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内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公私域边界变化与公共性理论建构、我国行政学理论与方法及求知方式的反思、中国特色行政学框架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讨。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内涵、意义及启示

    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丰富内涵。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30年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之际，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对关乎党和国家发展的各项领导制度做了战略性的部署，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这篇讲话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和行政哲学的纲领性文献，核心是阐述了政治-行政哲学的基本问题：人民第一。有学者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阐明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概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施的总体方向和目标、论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另有学者指出讲话蕴含了丰富的行政管理改革思想和行政文化理念，前者涵盖精简机构、党政分开、人事制度改革、民主制度建设和权力分散与制约等内容，后者包括强化效能、树立法治、坚持公共服务等基本理念。

    2、《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意义。与会专家认为该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直到今天其指导意义依然鲜明。有学者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开新”，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思想，在高效的目标向度、民主价值向度、规范化的科学向度、廉洁化的德性向度上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具备内在对话融通的渠道，由此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统一，是构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有学者指出该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检验标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我们认识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方法。其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并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3、《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现实启示。与会专家认为，30年来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充分领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扎实推进各项改革措施。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受残留的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要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要求深化改革，并通过进行教育和制度世界，以使广大干部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另有学者从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该讲话彰显了邓小平同志的使命情怀，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提升使命的践行程度与使命精神培育与传播程度，用使命理念统一各级各类干部的工作理念。还有学者总结了该讲话对干部制度改革的积极启示，即国家干部改革要走年轻化、知识化、高效化的路子，以此来切实提高党和国家的执政水平和能力。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与国家建构的关系

    1、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逻辑。有学者基于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认为行政国家比议会至上的国家具有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公共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行政权容易出现“异化”。我国迫切需要切实推进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学者从决策的角度，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了我国行政改革渐进决策模式产生的国家结构、文化以及具体操作层面的根源，指出我国行政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可以在某些微观“节点”上采取激进式的策略，以突破目前出现的改革阻力。另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要导入战略管理的思想，以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战略、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战略和重塑科层制的组织战略。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有学者指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国家政府的主人，这是政府行政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党领导、以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三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只有加强民主、法治，才能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政府职能是现代政府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有学者总结了政府职能观的四种类型：自由主义、干预主义、引导主义和全能主义，针对我国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的现状，提出理想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在政治发展维度上，作为国家安全、秩序、民主和法制的供给者和维护者；在经济发展维度上，担当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市场规则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社会发展维度上，扮演公民社会的培育者和引导者、公共服务的规划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另有学者从历史阶段、东西文明、法理理论、政治制度、学术思潮五个角度分析了公共事务的边界，并结合我国政府管理的实践，澄清了在政府职能领域的诸多理论困惑和误区。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选择上，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责任政府的确立。责任政府的确立需要关注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作为外在约束机制的权力制约，这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二是作为内在约束机制的责任伦理，这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协商治理，发展协商治理之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目前需要扎实推进公共协商的各种形式，尤其是政府与公民间的协商。还有学者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关注区域治理，需要对我国的区域发展的逻辑进行价值反思，从经济区域治理转向社会区域治理、权力本位治理到权利本位治理的转换已经势在必行。

    3、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现代国家建构体现了人类推进政治发展的美好期待与实践自觉。随着政治行政学界“将国家的带回”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家建构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同时以国家职能的范围和国家能力的强度为支点，进行双向的、多维的良性建构。在范围维度上解构“全能国家”，合理地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结构。在强度维度上缩小和弱化国家的专断性权力，扩大和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国家、大社会”将是现代国家构建之理想形态。有学者认为，国家的建构应围绕治理能力的增强而展开，治理能力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能力、政策能力、行政能力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支持系统，对其间互动性的分析和评价应成为学界深化研究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另有学者认为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建构过程面临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先后展开，后一项历史任务至今仍没有完成，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循此路径加快推进，以利于公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充分发挥，从而为巩固国家政权、实现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三、公私域边界变化与公共性理论建构

    1、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是当代政治、行政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问题，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比较认可这样的观点：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现代社会这一领域对于制约公共权力、引导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也都注意到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潜在融合趋势。对于这一趋势，部分学者表示出担忧，认为这是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的双重宰制的结果，患上“唯私综合症”的公民会使得公共领域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从而削弱其社会批判的功能。但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多中心治理是以模糊化公域与私域的边界为前提的，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运作能够给公共物品市场注入活力，积极公民美德的培育往往也需要公共权力介入公共领域。有学者指出今天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公域与私域的融合是公共领域的重构、公共性再生产的必需，是焕发公共领域生机的必须与必然。但领域互动之中也在衍生着隐忧，即以一种消解的方式冲击着我们对道德共同体的追求。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需要一场以伦理自治为主旨的，塑造具有公共精神的道德人的新启蒙，以走出二律悖反的困局。

    有学者从市民社会思想的嬗变来把握公共领域的发展与转型，认为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市民社会思想是作为一种弥合公共和私人领域、个人与社会内在张力的途径而出现的，其大致经历了作为相对独立的公共伦理领域、受普适理性法则支配的公共领域和利益角逐场三个阶段，古典市民社会思想也就此终结。如何重建另一种形式的伦理实体，除了复兴市民社会的古典传统，学者有必要客观地审视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另外，有学者提出公私人领域边界划分的三条标准：受益对象及范围、开放性和可进入性、非营利性。

    除关注公共领域宏大理论的建构，部分学者更加关注公共领域价值的实现形式。有学者研究了公、私域冲突所体现出来的政府信任问题，抽离出影响政府与公民信任的身份或地位、性别与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媒介影响力和流动性等要素，并运用博弈理论对公域与私域的信任博弈做了静态效用分析和动态效用分析，揭示了其中公民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还有学者对虚拟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分析，指出网民通过虚拟公共领域发表言论，构成了虚拟社群，形成了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和途径。但“数字鸿沟”造成的精英参与权力、参与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结、议题松散性和规管复杂性导致的无序性、短暂性等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就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需要健全和畅通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和渠道，减缓网络公民参与在实现政府民主的过高期待。有学者关注与公共领域密切关联的公民社会，在分析了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文化蕴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公民社会要素的健康成长的措施，包括形塑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社会的相对独立，培育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以及完善法治体系并促成政治文化的重构。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公共领域有序公民参与需要培养的公民精神，包括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妥协意识、公德意识等。

    2、关于公共行政的价值。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共行政的期待、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基石。对于什么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进行了历时态的考察，指出置身于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宏大叙事中的公共行政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孕育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效率观、新公共行政时期的公平观、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观，而这又正好对应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价值困境：效率迷思、公平之“谜”和绩效崇拜。如何超越工具理性的束缚，夯实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公共行政价值的反思和解构需要进一步推进。有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的发展要求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思想方法进行消解，追求超越科层制工具理性的思考，为公共行政组织注入价值理性。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一般是围绕公共行政权力而展开，因此公共行政核心价值就应定位于公共行政“正义”。公共行政正义能够指导科层制所从事的是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和为政体价值所认可的实践，从而服务于社会正义的目的。也有学者指出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应定位于“公平”，当前迫切需要通过理论的转型、政府价值目标和角色的转变、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塑来促使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还有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在于保持公共行政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对的平衡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具体历史条件中的相对平衡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公共行政的价值于促进与追求相互的平衡中确定：相对于政治，主要在于正义；相对于市场，主要受到效率的驱动；相对于社会，主要在于利益的协调、秩序的追求。

    另外，有学者介绍了在行政价值这一通常是规范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一些创颖性的研究方法。在欧洲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数据资料来呈现公私部门价值选择的不同，在公私部门边界日渐模糊的今天，该方法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研究的结果表明管理主义倡导的新价值并没有在道德守则中得到重视，反而是传统的以理性-合法性权威为核心概念的官僚制价值具有“在全球范围内受欢迎”的趋势。

    3、关于公共性。有学者指出形而上的公共性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约束力的公共精神，形而下的公共性表现为公权力对公共利益的极力维护。今天，公私领域的融合趋势潜藏着公共领域被私人领域所俘获的威胁，缓解此种公共性危机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更广泛的共识，并达成行动的一致。

    四、行政学方法与求知方式的反思及中国特色行政学研究

    1、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评价。随着行政学范式的演进和各种学说理论的产生，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关于研究方法的反思和争论就是检验学科累积知识的成色、获致学科身份认同的理性诉求。有学者认为行政学的研究应引入“后学科”的概念，对学科的制度化进行解构，通过淡化学科边界，强化学科分工，以实现科际的整合与统一，从而推进行政领域研究的深入。为对我国学者行政学研究方法的理论自觉性及其成果进行研究，有学者以有无理论对话、经验支持、逻辑性、技术层面的“诠释性”要求为判别标准建构了一套规范性评价指标，并以近3年的部分行政学期刊论文为样本，呈现出当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方法呈现出“结构性失衡和规范性缺失”的特征，研究者普遍缺乏对行政学知识的哲学关照、具体操作方法单一且缺乏严谨性、论文规范性令人担忧、整体学术价值不高，这严重影响了行政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另外有学者指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范式的混沌理论，已将其影响范围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为深入研究现代行政组织的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手段和范式。

    2、行政学求知方式的反思。对我国而言，目前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的颇多，致力于理论本土化乃至理论创新的努力不足。有学者提出西方行政学理论只是思想资料，要想恢复它们的理论品格，必须要与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遍实际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提出可以借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遵循的整合“中与西”、兼顾“古与今”、统筹“理论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训练。通过这一思想对行政学的求知方式进行反思，有助于明确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整合研究力量，积聚学者智慧，对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学者强调行政学需要哲学的提升，并以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为例，展示了单运用行政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局限性。通过行政哲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尝试，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整合，确立价值判断，改进理论规范，使中国模式研究最终实现科学的认识和价值的评价的统一，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找到评价价值的合理尺度。

    3、中国特色行政学研究。中国行政学的基本任务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有学者指出我国行政改革经历了起步、深化、创新三个阶段，行政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系统化、中国化、拓展化、应用化的趋势，在目前的创新阶段，应加强对行政范式的研究和管理创新的研究，力求在行政管理研究发展的转变和前瞻性方向性引领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完善的行政体制必须适应一定国家的国情，充分考虑到我国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行政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模式，这需要处理好以下五个基本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的关系、社会稳定与行政改革的关系、政治领导与事务领导的关系、固有模式与发展要求的关系、高效行政与公平行政的关系。

    本届行政哲学研讨会是一次争鸣观点、寻求共识的学术盛会。会议达成的基本共识主要有：人类社会文明经过农业与工业社会两次启蒙运动的洗礼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化社会呼唤第三次启蒙的出现，因此，探求与此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根本上把握这一方向和使命；服务型政府建设概念的提出即是当代语境下中国学者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它在理论内蕴上契合了新的启蒙精神；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不能简单追随西方的行政学理论亦步亦趋。作为与会者的共同心愿，是吁求我国行政学界的同仁应拿出理论勇气和自信，以启蒙的情怀承担起服务型政府理论创新的使命，努力为行政学理论及中国特色行政学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于常有，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