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来倡导“马上就办”的理念、精神和作风，亲历了“马上就办”的一些实践和发展过程，并且也作了一些思考。去年十月，我还就“马上就办”问题到山东枣庄、临沂、济宁等地学习考察。现就“马上就办”的历史沿革和有关情况梳理如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曾倡导实施“马上就办”理念、精神和作风，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细则，以保证“马上就办”的落实。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行政机关中存在的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积弊，改进思想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是在行政机关建设方面所作的一种尝试。经过实践，收到了显著效果。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产生了广泛影响。

    “马上就办”四个字看起来通俗简单，但内涵很深，是一种行政理念、精神和作风，要求“以民为本、快速启动、通畅运转、满意结果。”要真正把“马上就办”落到实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作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应该说，“马上就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义，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执政为民”的具体路径。“马上就办”是有规则的，是依法以德“马上就办”；“马上就办”不是马上就办完，而是一个善始善终、承诺践诺过程，是对提高政府绩效的一种深层呼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马上就办”是温暖的，因为办的是民心、办的是良心。

    1989年11月5日，新华社以“同志请坐，马上就办！”为主标题、以“鞍山市政府办公厅面貌一新”为副标题播报了这一消息。

    1989年11月28日，《经济日报》以“马上就办”为主标题、以“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纪事”为副题发表了长篇通讯。时任总编辑的范敬宜同志亲自撰写了评论：“读了《马上就办》，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就办’四个字，看来简单，其实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一贯倡导的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四化的愿望的体现。这种精神的火花，决不会仅仅在鞍山市政府办公厅，而是闪耀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许许多多干部的心头。问题是要求领导重视它，倡导它。这是时代的要求，建设廉洁、高效率政府的要求。我们相信，在五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这种作风一定会发扬光大，三Ｍ的积弊一定会得到荡涤，代之而兴起的将是另一个Ｍ——马上就办！”

    当日，时任辽宁省省长的李长春同志当即作出重要批示：“鞍山市政府‘马上就办’的经验很好，它体现了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振奋精神的要求，应在全省各级政府推广……”。
1989年12月29日，《经济日报》又以“密访马上就办”为主标题、以“本报特邀读者与记者联袂采访记”为副标题发表了长篇通讯。其它新闻媒体和有的国外新闻媒体也先后作了报道。

    据《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A5版报道，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在福州市委大院里，四个大字——“马上就办”十分显眼，他说：“‘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作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福州的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1990年4月8日—12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鞍山召开了以“马上就办”为主题的“提高行政效率”研讨会。会上，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介绍了倡导实施“马上就办”的情况和体会，与会者充分肯定了“马上就办”的行政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0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长篇抒情诗《马上就办之歌》，形象地展示了“马上就办”的完整意义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素芝为本书作序。她在序言中说：“人们之所以对‘马上就办’如此垂青，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加强机关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树立政府和干部的良好形象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在此先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地有不少组织、单位和团体来鞍山考察交流。

    1998年3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所写的《马上就办》一书，介绍了倡导和实施“马上就办”理念、精神和作风的情况、体会，以及对“马上就办”的一些初步思考。

    2004年5月21日，辽宁行政管理学会在鞍山召开了“马上就办”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上就办”进行了总结，对进一步弘扬“马上就办”的理念、精神和作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2005年3月5日，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鞍山“马上就办”研究会，旨在使“马上就办”与时俱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新的运作方式，从理论上进一步升华，使之更加系统化，有据有理；在实践上进一步深化，使之更加有效，变成行政常态。

    2007年9月20日—22日，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鞍山“马上就办”研究会和鞍山师范学院联合在鞍山举办了以“马上就办”为主题的全国“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角度研讨了“马上就办”的现实意义、价值及与相关问题的关系。本次会议综述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2007年第11期上，题目是“马上就办”：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力“抓手”。

    2009年11月28日，鞍山“马上就办”研究会召开了倡导“马上就办”20周年座谈会。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我写了《论‘马上就办’》一书，是我近几年对“马上就办“的一些研究成果。本书由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康之作序，他在序言中说：“‘马上就办’既不考虑行为模式的标准化，也不把效率寄托于刻板僵化的制度上，而是诉诸于行动。这种行动是因具体的对象而作出的，是因不同情况而做出的不同的行为选择，所遵循的是‘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当然，在‘马上就办’这四个字中，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效率意识，即政府在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应有刻不容缓的心态，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妥善处理好一切所应处理的事情。但是，在‘马上就办’这四个字的背后，却又有着更深更广的内涵，那就是突出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道德意识、公平和公正理念等。” “‘马上就办’无疑是解决政府回应性问题的良策。这是因为，‘马上就办’能够起到一种示范和激励的作用。” “‘马上就办’它超越了近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是具体的行动，一切都在行动中，是用行动去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问题，任何理论都不应成为束缚行动的绳索。”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思考公共行政的中国话语问题，也有许多学者正在致力于研究公共行政本土化的问题，如果注意到‘马上就办’这个词的话，就会立即引发无限的神往，它是那样准确地描绘了政府所应具有的特征，它所包含的无比深刻的理论内涵是一个发掘不完的宝藏。其实，从事实践工作的人们以及一些新闻媒体早已发现了这一点。” 我平时写的一些关于“马上就办”方面的论文都分别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人民论坛》、《理论界》等刊物上。

    2010年10月13日—28日，我偕同有关人员赴山东枣庄、临沂、济宁等地学习考察“马上就办”的实施经验，所到之处，那种热烈蓬勃、规范有序、扎实有效的“马上就办”场景和浓厚的“马上就办”文化氛围着实令人振奋鼓舞。尽管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他们对“马上就办”的认同和坚持是一致的。

    “马上就办”是一种行政理念、行政精神和行政作风，它不是一个机构。近来，网络和媒体围绕山东曲阜马上就办办公室的热议，大多集中在这个“牌子”上，当然也有的涉及到了“马上就办”这个内容，虽然见仁见智，但褒贬是买家，关注度这么高的背后，至少透视出：一、公众对“马上就办”的热烈期盼；二、政府对“马上就办”的内在需求；三、“马上就办”有广大的作为空间；四、“马上就办”击中了一些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顽疾；五、“马上就办”是时代的声音，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鞍山师范学院教授、鞍山“马上就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