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教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综述（1998年第9期）

　　1998年6月19日至21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在深圳行政学院举行了公共行政学术研讨会和研究会换届选举大会。来自全国20所行政学院和24所大学行政学院、系的7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行政学教授21名、副教授23名、博士5名、行政学院正副院长22名。

　　这次研讨会是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已全面启动的条件下召开的。与会代表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共行政学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这一主题，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近20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学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引进到消化、融合，目前已进入创新阶段。要发展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国情出发，与国际接轨，深入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使其更好地为我国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服务。

　　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当前公共行政学新的生长点、突破点究竟在哪里，与会代表李琪、陈庆云、李福海、何颖等近30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作了发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首先要高度重视中国公共行政学学科结构的研究，并提出以行政领导为逻辑起点，展开公共行政学的研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在规模和外延上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涵盖内容过于庞杂，给人感觉是“行政管理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现在急需将学科体系化、结构化、规模化。为此他们提出：第一，可将公共行政学整体学科分为功能行政学、结构行政学、比较行政学和理论行政学四个层次。功能行政学主要研究行政管理活动一般功能和具体功能问题;结构行政学主要研究行政管理的要素构成及系统运行问题;比较行政学主要研究历时态行政比较(古今比较)和共时态行政比较(中外比较)问题;理论行政学即行政哲学，主要研究行政规律、行政价值观和行政方法论等问题。第二，在结构行政学研究方面，应把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活动起点视为同源型的，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都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因此行政系统静态要素和行政管理活动过程动态要素应有一种逻辑结构关系，即以“行政一般”为起点，以“行政领导”为核心，以“行政组织”和“行政法规”为行政领导的两大保证，以“行政决策”和“人事行政”为行政领导活动的两大职责，以“行政沟通”和“行政控制”为行政领导活动的两大功能，以“财务行政”和“机关管理”为行政领导活动的两大立足点，形成整个系统和活动过程的逻辑化构成与运作关系，最终实现提高行政效率和效能的目标，完成行政管理活动逻辑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统一。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有针对性地对行政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详尽、周密、科学的分析论证，对一些僵化陈旧的体制、思想、观念等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回答。

　　要实现公共行政学新的突破，就务必做到：第一，要开阔视野，拓展枧角，把从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作为、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生长点;第二，把席卷全球的行政改革的行政模式的创建运动作为行政学生长和发展的契机;第三，进一步强化行政学研究“实干”的理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对从古到今、从外到内所有行政学理论予以批判的考察，吸取并改造其中一切合理的“内核”，进而纳入到行政学体系之中。

　　第三种观点认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还要高度重视政府管理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这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他们所持的认识是：第一，政府管理的执行性、动态性、发展性，决定各国政府管理具体模式的多样性，这是许多国家公共行政与理论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政府管理模式虽然具有多样性，但这并不意味政府管理无规律可循，这是公共行政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原因。这些共同规律主要表现在提高政府管理的高效率、低成本;政府机构的精干、廉洁;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等。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与解决本国政府管理运行中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即使一个国家，其特定时期管理模式的选择也具有相对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我国正从过去的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管理模式转换。因此，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解决政府管理运行的重大问题，客观上必然会推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如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至少有三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政府管理的统一性与政府间规模结构的关系问题;政府规模与行政资源供给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遏制政府的特殊经济利益行为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学的突破点，主要是要突破对行政学一般过程、原则和单纯行政现象的研究，在深层次上对行政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

　　在理论方面，要研究世界环境变化对政府管理的影响;研究信息高速公路对政府组织结构的影响;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如职能重心的转变、结构的转变、方式的转变，职能转变的规律、趋势等;研究行政哲学。在实践方面，要注重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政府管理成本、效益的研究以及效益的评估;研究如何建立科学的监督体制以及加强政府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问题等。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集中在内容构架上的突破，也还要注重方法论上的突破。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新生和新颖，实质上是思维科学的革命。强调把研究方法的改进作为行政学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角度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强调对传统行政的批判。认为要用科学的批判方法对传统行政进行再认识，使其成为行政学发展的突破点。理由是：第一，对传统行政的批判是中国行政改革的先导，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行政学就是行政改革学、行政发展学;第二，科学的批判方法是对传统行政再认识的重要方法，只有敢于用科学的批判方法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实践，才能认识计划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是一种落后的管理;第三，科学的批判方法有助于明确中国行政改革的内容及路径，即实现科学行政、法制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高效行政、廉洁行政等。

　　另一种看法认为，以往探讨行政管理现实问题的方法论，主要弊端是缺少立体感，即战略眼光高，具体办法少。比如美国的行政改革，提出三种指导性理论，即“小政府理论”、“放松管制理论”和“重塑政府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对应“经济人”假设、“公共人”假设和“企业家”假设，其价值取向分别是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实践取向、削弱法制的实践取向和政府职能输出的市场化实践取向。上述三种理论相得益彰，互相补充，推动美国不同层面的改革实践取向。而我们往往缺少这一点。因此，要推动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还要注意运用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做到社会学方法与控制论方法相结合，系统论方法与互动论方法相结合，整体构思与局部实践相结合等。　　(责任编辑 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