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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管理科学创新的四维协同管理思维——《超越传统——管理科学的绿色化推进与拓展》述评(2011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15-7-25  来源:本站

  自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于1981年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明确阐述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们一起对这一新的国际性课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晔枫研究员在最近出版的《超越传统——管理科学的绿色化推进与拓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中一书中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从“管理学与环境关系”的视角,对“可持续发展管理”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研究不仅对管理思想发展史作了深刻反思,也对管理学理论作了大胆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创新性探索。

  一、从“二维”到“三维”:由经济、社会、生态三要素构建的系统管理思维

  早在1995年,晔枫先生就在本课题的早期论文《系统管理与三维结构》中,对西方影响较大的德克萨斯学派管理学理论在“结构缺失”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并在该学派“二维管理方格”基础上提出了增设“生态结构维”,以“三维管理方格”变革传统“二维管理思想”的创造性的设想。在众多学者的支持下,晔枫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突破定势——三维管理方格》一书。2002年,他在“第46届国际系统科学大会(ISSS 46)”的发言中简约表述了“三维管理思想”,当即受到各国学者的好评。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就称其理论是“中国学者对影响西方近半个世纪的管理思维模式的挑战”。在历经数年研究后,晔枫先生的新著《超越传统——管理科学的绿色化推进与拓展》,再次展示出他在管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方面的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

  1964年,著名管理学家、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布莱克出版了《管理方格》一书,该书系统阐述了影响企业管理的 “对生产关心问题”和“对人关心的问题”,并分析揭示了企业领导在二维框架中的管理行为模式和风格。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管理的“内部性”作用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近半个世纪的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前提下管理学的一种思维定势。晔枫先生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管理方格理论”展开的。他首先对经济人时代倡导“效率原则”的泰勒式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一维性管理学说”进行了审视,此后对“二维管理方格”理论产生前提和背景,及管理学理论研究进入“社会人时代 ”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

  行为科学家们重视“生产效率”和“人际关系”二维效应的理论研究方式,使管理学理论探索进入了二维结构占优势的时代。在行为科学学派盛行的年代,这种二维管理学理论成为影响西方管理学领域的一种思潮。晔枫先生在高度评价“二维管理方格”理论意义的同时,也明确谈到了“作为行为科学家的布莱克和穆顿在刻画管理主体行为时,尽管也涉及与主体行为相关的诸种学科: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大体内容,但事实上却弱化了行为科学定义中所强调的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基本内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管理方格’理论的结构情况连同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正是这种“重新审视”,使对传统管理学理论进行结构性变革的“三维管理方格”理论被凸显了出来。而由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构成的复合目标及其可被协同运作的功能被同步性纳入到了“三维管理方格”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管理学理论从一维性的“经济人”思维模式,到以“管理方格”为代表的二维性的“经济人”与“社会人”理论框架,进而再到“三维立体的管理理论结构”的探索过程,使整个管理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把管理学理论研究带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与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吻合的时代。这种对管理思想发展历程的审视,使我们看到“三维管理方格”所具有的历史高度和时代顺应性。

  “三维管理方格”是对“二维管理方格”的理论突破与创新。晔枫先生在揭示这一学说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诸多学者从相似角度对相同目标内容所作的不同研究与表述。例如,西方较早提出生态经济思想并对人口、资源和环境进行了全面思考的福格特(William Vogt),在其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中就对人类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各种破坏性活动作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很多活动,不仅危及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 到了20世纪60至80年代,西方学者讨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绿色经典也不断问世,《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等著述的出现,迅速促成了人类关注“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新的世界趋势的形成。在这些丰富的思想成果的启示与丰润下,晔枫先生才有了分析和批判影响人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二维管理思维”的胆识,有了对以相似方式进行同样思考的学术观点作学理上吸纳与扬弃性工作的可能。例如,1992年,艾肯斯和马科斯尼弗提出了包括“生态、社会、经济和伦理”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四面体”理论。而晔枫先生则认为,经济、社会、生态均属实体概念和要素,唯独“伦理”属于观念形态,“它们并不是在一个等级层次上的概念划分”。同时晔枫又认为,艾肯斯“四面体”对于我们研究“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结构管理”,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种价值使晔枫先生想到必须探索一种能够积极顺应可持续发展多元目标协同管理及其“动态平衡关系”的管理学说。晔枫先生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三维管理方格”成了《超越传统——管理理论的绿色化推进与拓展》的研究成果的关键词。

  “三维管理方格”的理论创新在于:它增设了“生态结构或向量”。这使得人们在关注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可协同关注包括“外部性问题”在内的各种行为。晔枫先生在这一创新性理论研究中,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的协同管理与运作,以及与这种协同管理密切相关的“体制性过程集合”、“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协同管理的“动态平衡”等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学理论问题。显然,这就使对“三维管理方格”的理论研究又与“时间维”的内容紧密结合了起来。

  二、从“三维”到“四维协同”思维:对可持续发展管理“时间维”内容的相关研究

  需要指出,“三维管理方格”与“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复合目标“动态平衡”、“体制性过程集合”相关联的特性,就是它与时间范畴相联系进行可持续性管理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使其与“经济人式管理学说”有了严格的区别。“三维管理方格”的理论建构旨在纠正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在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存在的各种偏执行为,抑或对因“结构性缺失”(对“外部性”管理问题的结构缺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的失衡问题作出理论上的修正,以促使管理学沿着包括外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多元目标协同运作的属性演化。而可持续发展本身又是与“时间过程”紧密关联着的,从时间维角度全面探析复合目标协同管理处于“时间范畴”的各种情况,这正是作者旨在从“四维视野”中探析管理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种种问题,它等于事实上多角度揭示了“三维管理方格”在时间过程中的效应关系,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过程表明,现存任何条件下的管理决策,抑或与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都会随着国家主体,连同组织层次的“经济人主体”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不断增强,随着人类生态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和进步而不断演化。实际上,这正是要在与时间范畴的联系中,对以往“经济人假设前提”的所有管理学说导致“外部不经济”的情况,进行学理上的实质修正。换言之,也就是要使管理学理论在时间范畴或演化过程中,不断通过新的“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赋值方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面对的种种最新的要求。

  所谓“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Sustainable Benchmarking),是对时下流行的西方管理学中“标杆”(Benchmarking)理论的变革与创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所面对的是与可持续发展攸关的“复合目标”内容,追求的是对“复合目标”内容作出生态合理性的优化配置及协调。而“标杆”理论则只强调发展过程中对所谓经济目标的单纯激励。当然两种理论也存在共同之处,即二者都是与时间范畴紧密联系的动态的管理学理论,因此,“权变”乃其最基本的特征。只不过,“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的动态管理性质及其权变特征自始至终都以“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在一定“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赋值前提下的协同运作为己任。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种新的、与“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相联系的标杆管理既强调共时性多元目标的“动态平衡”(或动态的必要张力),也强调“动态平衡关系”的历时属性。这就是“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处于时间维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谓“动态平衡”,是指“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在时间范畴中的演化逻辑,也是指可持续发展协同管理的最基本特征。它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区别于所有“经济人假设前提”的管理学说的最根本方面。故此,在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它不同意“经济人管理学说”的所谓“效率至上原则”,因为这在可持续发展复合目标管理中只属于一种片面的“经济人行为”,在伦理学上,它只属于“经济人伦理”范畴,与可持续发展管理所要奉行的“环境伦理学”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使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都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冲突。这种以“效率至上”为特征的“经济人行为”,倘若用“三维管理方格”中的形式变量来表征,它只属于“9.1.1”型管理方面,是背离可持续发展多元目标“动态平衡”关系的一种失衡了的状态,因此,必然导致发展过程中系统不和谐性的产生。在“9.1.1”型管理中,经济目标至上、社会两极分化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的必然现象,并且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经济人”的一种常态行为。而与之不同,位于时间范畴的可持续性复合目标“动态平衡”协同管理,它是确保“复合目标”系统和谐性的必要条件。在既定的“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赋值前提下,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均要求处于一种高度协和状态,“三维管理方格”中的“9.9.9”型形式变量正反映的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可持续发展管理过程中,无论经济、社会还是生态,一旦出现失衡,必然会使系统不和谐性的状态产生,甚至导致灾变。

  “动态平衡”这一概念,在贝塔朗菲的学说中被称之为“流动平衡”。贝塔朗菲认为:“开放系统中的反应流不能达到真平衡,而只能达到定态,为此我们提议采用流动平衡(Fliessgleichgewicht)这一术语”。强调可持续发展复合目标“动态平衡”,正是从学理上确保了与贝塔朗菲系统论思想内涵的一致性。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动态平衡”既是可持续发展管理与时间维紧密关联的关键方面,也是它与一切“经济人管理学说”相区别的十分重要思想的内容。也由此构成可持续发展管理位于时间维的最主要特征。

  除了可持续发展管理同时间维的联系, “体制性过程集合”是另一创新性观点,它是晔枫先生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过程集合”概念,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用(UNEP)概括的当今世界“市场优先”、“政策优先”、“安全优先”、“可持续优先”四种体制模式进行了理论改进。 “体制性过程集合”的提出,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揭示政府行为处于时间过程中的多种样态。因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不只是奉行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的复杂效应,并且其效应关系在时间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人类面对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无论“市场优先模式”,“安全优先模式”还是“政策优先模式”,它们都会程度不同地朝着“可持续优先模式”所代表的方向逐渐改进。

  但是,在现实管理过程中,每个政府也都会因其意识形态、经济运行方式等等不同原因,而使得它所推行模式的样态存在明显差别,并且这种差别也会因时间过程而发生改变。“体制性过程集合”管理学方式,无疑对探索政府处于一定共时态(横向的)和历时性过程(纵向的)时间范畴中的“四种模式”上的具体行为样态大有裨益。“体制性过程集合”这一重要的管理思想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设想。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既有助于我们判别政府在现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待可持续发展所持的各不相同的态度,也有助于我们揭示其处于演化过程中的迥然相异的行为特征。其作用不仅可以从时间过程中判别政府对待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轨迹,而且可了解其决策和大政方针以氛围情况对所有“经济人组织”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影响。这就是“体制性过程集合”这种与时间范畴紧密关联的管理运作方式的理论价值。

  三、从管理控制机理上做绿色化修正与改进:与“世界系统”相适应的理论贡献

  从《超越传统——管理科学的绿色化推进与拓展》的研究内容来看,作者无论对“三维管理方格”这一可持续性“协同管理学” 的理论研究,还是对诸如“可持续性高标准定位”、复合目标“动态平衡”以及有关政府行为的“体制性过程集合”这些时间维内容的理论探索,最终都将被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与控制”过程之中。作者不仅批评了传统“经济人决策与控制”的单一“经济目标”理论实质,而且从管理控制机理上做了绿色化修正与改进(即与可持续发展复合目标紧密结合的、“协同决策与控制”的理论改进)。这种理论修正与改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使管理过程从学理上彻底纠正“经济人管理学说”仅遵奉“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所谓效率思想原则,并使管理过程从“决策与控制”始端就避免对社会不公平,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外部不经济”行为进行遏制。毫无疑问,在新自由主义思潮肆虐全球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今天,这种学说显然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贡献。因为,它既是对“经济人管理学说”及其“决策与控制”理论弊端的批判与纠正,也是对绿色化“决策与控制机理”、对系统科学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在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落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著名系 统哲学家E·拉兹洛说:“世界系统被看成是由社会圈和生态圈组成的。社会圈包括人类共同体的所有社会,这些社会的个别成员……生态圈是由这些社会的自然环境组成的,包括它们的自然资源基地和生态圈的物理成分(空气、水、土地)”。“世界系统理应受到当代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因为它是社会实践的竞技场,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最终都在这里受到检验。”晔枫先生进行了与以往管理学理论所不同,但却与“世界系统”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相适应的大胆的管理学理论创新。“对于管理学来说,要真正做到结构性的改进、变革与创新,首先必须超越传统”,“今天的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创新,必须认真考虑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同效应”关系,“理论上,它也必须反映系统整体的相互效应关系连同各种目标间相互作用的全息情况”。

  晔枫先生具有管理思想批评史特色的理论著述给我们展示了管理思想发展史的当今时代特征。其丰富的管理学思想内容,使每个希望超越传统的管理学理论的研究者和管理实践工作者,都不能忽视四维协同管理思维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它既是创新性研究的致力结果,也是实现管理学具有前瞻性理论探索和世界性管理实践的未来发展趋势所在。

  (作者单位: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重庆  4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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