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域、新方法和新观点——《公共管理研究丛书》简评（2002年第11期）

　　案头上放着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刚出版的《公共管理研究丛书》，这一套五本书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宁骚教授主编，由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改写而来的专著，读来回味无穷，忍不住写点评语，谈点感想。

　　传统行政管理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在中国恢复，编著了不少大学教材，培养了专业性的人才，对中国行政管理实践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原来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逐渐向分权化、自主化、社会化模式转化，“公共管理”的概念也悄然取代“行政管理”的概念，成为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

　　传统行政管理的研究把重点放在政府组织本身的研究上，关注政府组织体制、政府组织职能与政府组织效率，无视非政府组织(主要指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事业单位等)的存在与功能发挥，因此，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其实，9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政府管理的基本价值理念，把无限权力政府调整为有限权力政府，清晰了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改变非政府组织无足轻重的局面，凸现出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地位。这样，就有必要研究非政府组织的体制、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使政府组织的研究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充实“公共管理”的研究内容。

　　这就为《公共管理研究》丛书的出台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背景和知识平台。本套丛书的特点既可以从多视角来进行概括，也可以择其重点进行归纳。经过解读，笔者认为这套书的价值体现有三个方面，那就是选题的新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提出的新观点。

　　1.新领域

　　不论是作为政府组织领域的三本书：彭宗超博士的《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比较研究》、杨雪冬博士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王振海博士的《公共职位论纲——政府职位的属性与配置机制》，还是属于非政府组织领域的两本书：陈文申博士的《公共组织的人事决策——转型期中国大学人事改革的政策选择》、钱蔚博士的《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其中一个特点特别明显，研究的领域前人涉及较少，而且前人探讨得不充分、不深入。如王振海博士选取的是公共职位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公共职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前人没有尝试过这一领域。又如政治领域内的选举制度的研究学者有不少涉及，但对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的研究以前较少，彭宗超博士恰恰选取了这样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显而易见，这一套书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是作者精心思考所选择的结果，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色。

　　2.新方法

　　本套书第二个特点是采用了较新的方法。实际上，方法本身是无所谓新与旧，只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结合某一个研究领域时，才会产生新与旧的方法问题。杨雪冬博士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用个案实证方法解剖一个县的市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钱蔚博士用制度变迁方法探讨政治、市场与电视之间的关系，陈文申博士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解读大学人事决策的内在逻辑，彭宗超博士用英国、印度与中国的比较方法来分析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在中国的可行性，王振海博士用委托代理方法探讨了公共职位与资源配置稀缺的问题。这些众多的新方法既解释了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又有客观地反映出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真谛。

　　3.新观点

　　如果把新的领域视为提出问题的基础，新的方法是解析问题的工具的话，新的观点是这套丛书的灵魂与价值所在。彭宗超博士通过对直选制的发展模式、社会条件、运行管理和主要效应的分析，最后结合中国人大代表直选制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渐进加优先”五步走战略。钱蔚博士剖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传媒的发展，认为源于广告经营的市场化改革，电视传媒不再仅是政治权力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由于政治体制总体框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中国传媒制度出现如此变故的原因以及这一变化对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和未来的政治变迁将会产生的影响，就成为本书探讨的重要问题。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受写作时间、作者阅历和研究精力的影响，任何一套丛书或一本书都无法在有所创新的情况下做得十全十美，河南版的这一套书也不例外。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每本书之间没有足够的紧凑性。一般来说，丛书的编辑工作先确定大体主题，然后按照主题的逻辑性分头进行写作。而本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在每一位作者写作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每篇博士论文的写作互相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因此，尽管本套丛书用公共管理的大框架来细分为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在每本书之间很难说有一定的逻辑性。当然，这是从丛书的大框架而言的，若从每本书本身而言，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二是不同方法之间尚欠一定的融合度。如用信息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公共职位时，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人假设，而公共管理对人的假设有可能不仅仅指经济人的假设，还可能有政治人假设、伦理人假设和行政人假设等等。这样，对同一现象用不同的方法来阐释有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又比如用比较方法来分析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时，可能需要考虑可比性范围与界线问题。不过，这些不足与整套书和一本书的价值相比仅仅是次要的一面。

　　纵观本套丛书，可以说既有知识性的传授，又有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是一套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完美的佳作。它既可以作为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的课外参考书，又应该是MPA研究生的必读书，值得有志于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的人员阅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