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究竟有什么用?——《社会环境与人才》序（2005年第10期）

　　所谓“史学危机”之说，曾经喧噪过一时。当时常听见人问：“历史有什么用?”我在一些小文中说过，这个问题是以功利的观点为前提的，讲的“用”是功利之用。目光短浅，局于功利，历史自然看似无用，只要超出功利圈子，便能领悟历史的大用。

　　中国历代史家，一贯认为历史之用在于以古鉴今。司马迁作《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著《通鉴》，更直接表明史为世鉴的宗旨。如果脱离这一点，即不得谓之良史。这可说是史家的一脉心传，直到最近，还有学者继续阐述。例如在香港中文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执教多年的李弘祺教授，去年在演讲《什么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一开头就说：“研究历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完美的规划，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的前程。”

　　齐秀生博士的专著《社会环境与人才》，可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表明历史研究怎样做到以古鉴今，而且细致、具体，富有启示意义。

　　人才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要素。社会要繁荣，要进步，必须依靠大量杰出的人才，而人才能否得到成长，又取决于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认为，能不能很好地培育人才，并且发挥他们的潜能，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标志。如齐秀生博士在书中所指出，社会环境与人才成长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循环往复的”，“社会环境造就人才，人才创造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才》这部书，就是通过历史实例来揭示这样的辩证关系。

　　春秋战国，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时期之一，以与古希腊东西辉映的学术文化高潮而著称。然而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久的一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制度解体，却出现了几个不同身份、领域和专长的杰出人才。在这样看似十分不利的社会环境中，何以造成人才如此兴旺的局面?其间存在哪些缘由和机制?这在历史研究上是一个俗话说明摆着的课题，但从来没有一部著作专门系统地追寻探索。

　　《社会环境与人才》这部书，以新颖的角度、缜密的思考，深入论析了这个课题。齐秀生博士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首先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其对社会结构带来的重大影响。在世族与宗法走向崩解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士人阶层。接着，书中详细讨论当时的列国分立和人口迁移，怎么促进了尊贤重能的风气和人才流动的趋势。多元文化的存在，百家争鸣的兴起，更如何推动了人才的涌现与成长。最后，关于战国中晚期逐渐出现的新的官制同人才之间的关系，尤其富有新意。

　　书内涉及官制的章节，确实特别值得注意。前些时我写过一篇书评，介绍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的作品《中国政术之起源》的《西周王朝》卷。顾氏认为，中国在全世界首创政治管理的理论，在学校、考试、褒奖、统计等等制度方面，都比西方要早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中国的一些制度原则，于十二世纪通过阿拉伯人传至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和英格兰的享利二世的朝廷，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些制度的始源，可一直上溯到西周时期。顾氏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可惜他的大书仅写到西周为止。齐秀生博士对春秋战国官制及其与人才关系的研究，不妨与之参看。

　　《社会环境与人才》不是一部借古喻今或影古射今的书，它本身是谨严踏实的历史研究著作，但又由历史事实中演绎出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齐秀生博士在书的结论里说，人才的成长“要有激烈竞争的环境，要有社会需求的环境，要有民主自由的环境，要有贤明通达的环境”。春秋战国时期，乃是因为社会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才造就了人才辈出的成果。

　　不过，春秋战国究竟是动荡和分裂的年代，那时，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出现了，但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环境间奋斗挣扎，叹息道之不行，终于齎志以没。齐秀生博士讲得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实践也充分证明，有利的社会环境出人才，不利的社会环境阻碍人才成长;良好的社会环境不可能由上天所赐，必须由人类去营造。”“在战乱的年代、人治化的社会里尚且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平的年代、法治化的社会里更应当、更有条件创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我深信读者将从这部书得到更多的启发，书内的论点会引起一系列有益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