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吕元礼致力于华人政治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部级、省级科研项目,在《政治学研究》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先后出版了《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的治国之道》,受到学界、媒体和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中组部曾致函称“中组部领导对课题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研究报告以中组部的名义呈报中央领导参阅”。
近年来,他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和管理体制,该国国会和政府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2007年4月的第二周,新加坡国会就部长等人的加薪问题展开了为期数日的辩论,其中国会议员杨莉明女士在发言中说,新加坡部长的薪金制度获得中国人的赞赏,中国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对新加坡的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的经验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用四句话点出了新加坡制度的核心:“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吕教授还说要“诚实地看待人性,政治领导人既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诚实地看待政治,既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是养家糊口的职业。我们对政治领导人的品德要求高,但也必须提供优良的酬劳,只有通过给予公职人员较丰厚的薪金,才可能维护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第三天,内阁总理李显龙说:“杨莉明议员前天提到的深圳大学的吕元礼教授,曾在新加坡逗留,全面研究政府的管理体制。他正在写一部书,来讨论新加坡的制度,他问了两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 ?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议员可以思考,国人也应该慎重考虑。”
李显龙总理提到的这本书,就是吕教授的新作《新加坡为什么能?》。本书上卷共10章《论长期执政的廉能之道》,揭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在活力篇中强调六突出: 一是理性执政,增加变通力、稳定力。物以实用、理性为基础,关心常理、正确做法、客观实际;以渐进理性、实践理性为基础,相信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二是托管执政,增进公信力、代表力。以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代议政治为基础,受民委托、代民管理,定期接见群众,提高亲和性,设立影子内阁,增进和合性。三是依法执政,增加法治力、权威力。明确维护法理权威,依法治官, 既打苍蝇,又打老虎。四是为民执政,增强扎根力、竞争力。依靠民有为基础,树立扎根力。依靠民享为基础,提高竞争力。五是贤能执政,以精英政治为基础,增进领导力。好政府的关键在于有好的领导,诚实能干,领导有方,关注民生。六是强人执政,提高管治力,约束力。管治的原则是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采取有节制的权力和建设性的态度, 增强约束力。
在廉洁篇中,倡导儒家核心价值,忠于国,耻于贪。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建设廉政政治文化,创廉洁的榜样。实行“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坚持“倡廉;养廉;固廉;保廉”四大法制。要物尽所值,才尽所值。坚持立法严密,执法严厉,铁锹帚扫贪。
下卷共5章《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道》:一要坚持观念转型,确定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政党立场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为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指导思想上从高调的意识形态到低调的实用理性,政治观念从破坏的政治观到建设的政治观,权威模式从超凡的魅力权威到法理权威,政治思维从两极向中和转型。二是强调经济优先,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民主,稳定和纪律是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强大的好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府、劳方和资方达成共识共生共荣关系。三是以文化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光大中华传统,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四是家庭为根,维护和谐社会文化根基。家庭是教化的第一课堂,经济的“救生筏”,既批判继承家庭本位思想,又吸收西方个人本位的有益成份。五是依法严管,提供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自由只能存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法律适合社会需要才有实效,要给守法者最大保护 。
由于本书作者欲用人民行动党的图片,曾与人民行动党党总部联系,通过电子邮件发去了本书内容。后来,该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复信说,“人民行动党领导对本书深感兴趣,不知是否可以电邮方式将书中廉洁篇发给对方,以便参考之用。”“行动党领导可否引用其中一些要点。”作者认为这正是要追求的社会效应, 复信表示“同意且乐意。”并说,如能请李显龙总理为本书作序,将感到荣幸。不久,作者就收到了李显龙总理签名的中文序言。
李显龙先生在序言中,热情赞扬“吕元礼教授自2000年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加坡政治文化和政府体制的论文。《新加坡为什么能?》这部书是吕教授多年研究的心得集成”。“我在去年阅读了吕教授的一篇讨论新加坡如何长期保持廉政的评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章。吕教授文字精炼,又富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我们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他对新加坡体制入微的观察,贯穿全书,为想了解新加坡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参照”。推崇“吕教授在书中凸显新加坡独特和可取的一面。俗语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新加坡人读此书,也可获益,可以了解国家现有的一切得来不易,非理所当然的。就如吕教授在书中所述,无论是清廉和有效率的政府、团结和谐的社会以及安宁和清洁的环境,都是辛勤耕耘、周详策划和有效实施的结果。然而,如吕教授所指出的,新加坡并非完美无缺。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发展的模式也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四十多年来,新加坡领袖和人民齐心建国。我们借鉴他人经验,择取其良策,也从错误中学习,不断改进。我们乐于分享经验,但是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许多方面离完善还远。此外,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地位,新加坡经验难免有其局限性。以新中两国来说,国情相差甚大。新加坡地小,历史短浅。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约为新加坡的三百倍,而且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和源远流长的政治和学术传统”。”强调“全球化的趋势,日新月异的科技,正加速人类社会的变化。为求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得寻找全新对策。为了与时并进,发展方向和心态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丢弃那些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新加坡完全沉浸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必须重新打造,才能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高效枢纽:一个四通八达又能为世界增值的国家。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策略,以保持新加坡独特的优势,确保这个岛国继续拥有优秀的政府,以便为下一代带来美好的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吕教授和其他研究社会模型与政治体系的学者,才有理由继续观察新加坡的发展”。
外国总理为中国学者作序,十分罕见。为何吕教授的新著能产生国际影响,引起新加坡高层如此重视?
一、立身高处,独辟蹊径。吕教授深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对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铭记“天道惟诚”,立志“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仅要肩负社会公民的义务,还应承担宇宙公民的天职。他毅然决然辞去令人羡慕的大学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投身于科研教学行列,寻找治党治国的有效方略。
他阅读许多伟人文选。认真领悟李光耀的预言:“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不光能同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等小地方竞争,甚至还能同日本竞争,取得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日子不很远了。”“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们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会站出来,纵目观察世界,找出应予学习的榜样。”同时,反复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他想两位伟人心灵相通,来自两国文化相连。两国两体,殊而实同,取长补短,既是领导人的期盼,又是自己的责任。后来,他翻阅新加坡内阁部长杨荣文的讲话:“在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的现今阶段,外围吸收西方文化之后变得比中央还要进步。中央,也就是中国,需要借助外围完成其重大改革。”他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注重活力、廉洁、和谐模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相通之处。新加坡能,我们怎样才能?他决心开辟一条新路,着手狮城,发掘一党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规律,以报效祖国。曾撰联述志:“开掘‘外围’以反哺‘中央’,笔析东方而胸怀天下”。联中上句,应化为踏实的行动;联中下句,权当作激情的呐喊。
二、洞察细微,立论精辟。他抱着忧思的热肠,投以理性的眼光精读了“现代新加坡之父”李光耀40余年的言论著述,研读了历任总理的演讲文稿,通读了议员们的发言,反复推敲双方争论的焦点,全面搜索普通网民的各类心声。他在浩瀚的资料中,独立思考,以诚心珍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他精确概括出新加坡廉政四大法制,就是大凡字间、积约为博、由博返约、化繁为简、以约制博的结晶。
三、严谨治学, 自成一家。多年来,他下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多次自费踏上新加坡的国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先后拜访了人民行动党总部和基层支部负责人,听取了人民协会、市政理事会、居委会、民众俱乐部的呼声,征求贪污调查局、刑事侦查局的意见,调查报业控股、中华总商会反映,跨进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国家图书馆, 寻觅综合、提炼取舍各种信息和资料, 以全新的视觉,发展的眼光,在审视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外互相会通。提笔时字字斟酌,句句锤炼,经常通宵达旦,奋笔耕耘,“其间辛苦, 惟心知之”。他终于独自完成新加坡廉政建设,和谐社会首部理论著作, 悟出了彼岸的真理,躬行于此岸的事物,明确回答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广州 5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