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军：导师·熔炉·智库

导师·熔炉·智库

金 太 军

　　1985年7月，在我国百花盛开、百家争鸣的科学园地，一朵小花——《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破土而出、悄然绽放。25年来，她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厚土壤中，培育、吸纳和集聚着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创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行政管理学之所以成为发展最快、取得成果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中国行政管理》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中国行政管理》高举“学以致用”的大旗，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学者和官员之间筑起交流沟通的桥梁，成为学者透视政府系统、验证理论假设、创新思想体系以及官员吸取学术素养、提高理论水平、指导工作实际的共同家园。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行政管理》才能成为行政管理专业师生的“导师”，成为培养复合型政府管理人才的“熔炉”和各级政府的“智库”。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政府管理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行政管理学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科学。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东西方各国已越来越在以下一点上达成共识：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权威、有能力、廉洁、勤政、务实的政府对包括经济事务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理、高效、规范的管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效如何，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正如美国学者M·托达罗所说：“公共行政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源。”(见《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才刚刚开始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的政府管理，在管理体制、职能、方式、机构、人员等各个方面存在很多弊端和缺陷，都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总结经验、反思弊端、剖析成果、探求对策就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时代主题，也是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应运而生，她承担起宣传知识、传播理论、交流成果、统领队伍、汇聚人才、服务实践等多重使命。从她刊发的数以千计的文章来看，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领域的一些重大或重要课题。如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与提升政府能力和绩效，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调整、完善行政权力横向和纵向结构与治理行政腐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关系，改善社区治理结构与推动基层民主和自治等等。正是因为《中国行政管理》在相当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政府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她才得以蓬勃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就我个人而言，是通过《中国行政管理》这本杂志了解、认识并喜欢行政管理这门学科的。没有《中国行政管理》，我肯定会与行政管理学科擦肩而过。这不得不说起我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3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温斯坦莱的公职人员‘定期更换制’”。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这样一个初涉学海的年轻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说我从此步入行政管理学的学术殿堂并不为过!而且，我其后的学术成长与《中国行政管理》也密不可分，她是我的专业启蒙者、兴趣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我公开自己的研究心得、展示我点滴学术进步、与同仁交流的最佳平台，是我整整25年来的良师益友。对她，我有苦恼，尤其是当我投稿被“残酷”拒绝时，可这也成为我刻苦钻研的强大动力;更有快乐，特别是当我的文章有幸得以发表时，而这又成为我深化研究的新起点。

　　不仅如此，《中国行政管理》还引领我跟踪行政管理学科前沿，密切关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注基层政府和社会现实问题。我先后发表的《乡镇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与对策》、《化解阻力增强动力——推进地方机构改革的对策分析》等10多篇文章，都凸显了《中国行政管理》对我的深刻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我的研究重心及学术取向。

　　衷心祝愿《中国行政管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2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