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乾威：国家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

国家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

竺 乾 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没有哪一门学科(经济学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像公共管理学一样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结合得如此紧密，没有哪一门学科像公共管理学一样获得了如此快速的成长。公共管理学自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每一步的前行都记录了这个国家进步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展示了新时期的一幅灿烂绚丽的图景。

　　国家的进步提供了学科成长的空间。事实上，中国公共管理学(其时更通行的表述是公共行政学)的起步并不晚。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张金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将公共行政学引入我国，在大学开设了这门课，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的年代里，公共行政学却被逐出了学科的殿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当这门学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时，在我们这里却是一遍沉寂。改革开放终于翻过了这沉寂的一页，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迎来了它的春天。

　　国家的进步从两个方面促使了学科的成长。一是国家的发展对学科所产生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事实上本身就是存在的，只不过以往的狂热遮蔽了所需的理性，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一需求就是公共管理需要理论的指导。管理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粗通文墨、稍会计算的人都可以做的事，公共管理开始被真正认为是一门学问。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尤其为公共管理学科提供了一个可以使其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行政管理》的创刊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这一学科发展的见证。

　　二是国家的进步给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学术空间，这是任何学科得以成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点在我国也是用沉痛的教训换来的，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出现的是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真正的学术探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学术探讨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以公共管理学而言，实际上有很多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是可以争论的。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现实的公共管理提供它的智慧，这一智慧当然包含着对现实公共管理的批评和争论，这种批评和争论不管对错，它至少可以在一个方面为行政实践者提供思想的营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术的道理。如果无法批评、无法争论，以某种理论或学说定于一尊，那么学术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的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一种较为开放的学术氛围，尽管在这方面还有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成长和学术的进步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过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次政府机构改革(无论涉及的是职能的转变、机构的调整、还是人员的组合、运作的变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我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重大的公共政策，政府体制的建构、运作以及对社会的管理等等，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有着学术的贡献，有着公共管理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随着学科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受过公共管理学专业训练的学生进入了公务员的队伍，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接受过并正在接受公共管理学方面的培训。所有这些使得官员的素质得到明显的提升，也使得政府工作的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犯错几率明显下降，这与相关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显然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声音还很微弱。这一点是与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的。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国家的迅速发展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如何使公共管理的研究本土化以及在这基础上产生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受到认可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对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中国的贡献，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好在坚壁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之中，可以接触到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我们同时处在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之中，这一发展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问题在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在于抓住这一机遇。可以相信，在公共管理学界全体同仁的努力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会有着非常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