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志勇：承上启下 开拓中国公共管理的新纪元

承上启下  开拓中国公共管理的新纪元

蓝 志 勇

　　1985年7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政府管理工作认识的提升。管理工作是一门学问。 它通过系统的经验研究、理论梳理、哲学思辨、效率分析和理论升华的手段，将管理方法从无序的、凭杂乱的直接经验和臆断拍脑袋决策的混乱之中解救出来，建立在有坚实的理论思想支持的原则基础之上，进行科学、高效和精细化管理。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上将行政管理视为后勤管理工作，忽略了行政管理原有的核心意义——行使政治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虽说所有的政府工作都是行政工作，但政府机构部门的日常运行和政府人员的衣食住行都有庞大的工作量，很容易形成替代效应，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政府工作就是后勤或行政工作。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为《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主办单位，国务院办公厅为主管单位，可以说是名至实归，适得其所。到世纪之交许多高校开始成立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开始兴盛，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已经在政府改革和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探讨和思索。

　　《中国行政管理》的诞生是中国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朵奇葩。它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内政府部门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改革思想、在规范的报刊语言之外传递中央工作精神和改革意图的学术平台。政府工作者和学者包括许多年轻人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讨论与政府工作和改革有关的时事，关注社会问题。在一片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中，《中国行政管理》讨论的是政府管理问题，也就是我们后来认识到的 “管理效率”和“政策与政策的执行问题” 。我们知道，好的管理意图和政策，没有好的管理机制和执行机制，也会流于形式。回顾中国改革的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进步。试想，安徽小岗村农民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是政府部门放松了过时的管理方法，留给农民一份自己管理村务和生产的自主权力，没有把包产到户的农民送进监狱;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是因为解放了思想，放活了市场，才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成就。大环境的宽松，使得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广东、浙江鼓励民营，而苏南、包括深圳等地，却是国企、集体企业为改革龙头，这就是多元化管理思想的体现。所以说，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或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笔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有一次讨论。他说道，在他二十多年关注中国发展的学术研究生涯之中，感到中国的发展不可理解。 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看，中国经济应该爆炸多次了，很多事情也是不可行的。 她的改革和运行动机也不可理喻。但如果你看她的发展结果， 不能不承认她的发展和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这位经济学家的这段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改革的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 历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在松动管理体制、推动变化和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行政管理》以其独有的视角，探讨着中国的改革之路，孕育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诞生。事实上，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名词——Public Administration。 台湾较早从西方引入这个学科概念，译为“公共行政”。本世纪初中国开始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教育时，给学位的译名是“公共管理硕士 (而不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硕士)”， 将学科定名为公共管理学科，学院定名为公共管理学院，为的是突破过去对行政管理是后勤管理的认识，还学科应有的学术空间; 同时，或许有的学者还受当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思潮的影响，认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所不同。但不论如何，公共管理的学科定位，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突破了建国以来认为行政管理是后勤管理的认识，使人们了解到，“行政” 的含义宽广和深远，行政管理的内容，既包括政府内行政体制改革和运行效率的提升，又包括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政权的维护、国家的发展、国计民生的思考、社会服务的提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与时俱进，拓展了杂志的学术天地。既脚踏实地、紧密联系中国的政府管理实践，又面向世界、跟踪和瞄准世界各国政府管理和改革的经验与理论，建立和维护了其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杂志的领军地位。

　　二十五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笔者于1984年赴美学习公共管理，曾经为国内行政管理杂志的创办感到欣慰。但当时的杂志篇幅小，论文学术化程度不高，属前进过程中的探索阶段。 90年代初，人民大学的黄达强老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秘书长刘怡昌老师和教育部及其它有关部委领导赴美参加美国公共管理年会，与笔者相识，他们认真介绍了国内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和疑问，也谈了组建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些设想， 算是笔者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科初浅认识的开始和与《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初步接触。后来在与国内学者的不断接触中，慢慢对中国公共管理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基本上还是比较肤浅，觉得很多事情的发展很慢。但回首看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就是在这 “慢” 的感觉之中发生的。中国的事业，不动则已，一动则遍地开花，雷霆万钧。没有试点、经验总结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话，错误的损失是会很大的。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们，在这中国突变的过程中，尽其所能，做好理论工作和经验传播的工作，付出了他们辛勤的汗水。

　　但是，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 还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中国面临的挑战, 在于它还没有从传统社会的格局中走出来, 又面临加速现代化的要求, 还要同时完成后工业时代才有可能实现的人类理想。中国要后来居上，就一定要靠创新来寻求突破点，还要有从思想到管理的一系列创新。正所谓，战斗正未有穷期。当代中国，发展迅速，但仍是百业待举，正在向科学时代全面推进。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美国也有过这个阶段， 就是历史学家们标榜的 “进步时代。” 当时，公共管理在美国强势崛起，大踏步发展。其时代背景是： 伟大时代的出现 (充满希望的美国)，开拓完了的边疆界限 (自然秩序被打破、贫富悬殊增大、发展空间受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混乱、浪费、传统方法的不足)，新兴的公司革命和商业文明 (鎏金岁月、华尔街的辉煌、公私分界)， 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涌现，城市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生，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诉求，市场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的压力同时涌现， 繁荣、萧条、战争并存。复杂和多变的社会现实呼唤科学、精细、有远见卓识、有规划的管理。人们不再相信自然带来的和谐，追求用科学的方法、人的理性的努力、精细的设计与管理，来弘扬民主，建立法制，追求进步，提高效率。效率就是福音。

　　举例来说，当时社会上突然涌现的大量财富和僵化的、不能妥善应对这一财富现象的管理机制并存，使得一方面大量的资源用不出去，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方面，很多需要经费和资源的地方却嗷嗷待哺，得不到资源。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公司的出现、挥金如土的现象，给了社会一个满地鎏金的奢华启示，带来了“伟大时代”的欢呼。 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对于熟悉西方历史的人来说，有似曾相识之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公共决策者，需要有清醒、科学和理性的认识。如果从城市发展、城乡统筹、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大飞机制造、科技自主产权的开发、产业升级、全民医保、全民社会保障等角度来考察，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不差钱”，而是差很多很多钱。 比如说，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在8万亿人民币左右，但据测算，深圳一个市的关内外一体化的战略方案需要的资金缺口就要高达1万亿。中国有六百六十多个市，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一百多个。根据2007年的官方数据，深圳人口的排名才 第63位。 如果考虑全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提升、按低碳要求开发的新技术、新能源的使用和新生产方式的运行，测算出来的需求资金就远远不是目前的财政收入可以承担的。

　　还有，为了发展经济，中国还有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规划。以北京为例。 北京已有近五百万辆机动车， 如果按五米一辆计算，可以排两万五千公里。 而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加起来，只有四百多公里。 按环路里有六条车道计算，不到两千五百公里，只能排现有机动车辆的十分之一不到。 发展起来的汽车，可能连行车道都没有。这就是配套科学决策的问题。

　　中国素有“道”与“术”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这是违背辩证法的传统争论。在科学发展的现代社会，无“道”者难以获得最优的“术”——技能和科学能力，特别是大科学的能力;无“术”者也不会得“道”，没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了解万种文化和事务、知晓天下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术”，得不了大“道”。假设靠宗教的启示得了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道”，也没有能力护卫和弘扬这个道。俗话说的“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的公共管理，追求的就是“道”、“术”兼修，即在科学的时代，用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追求国家的发展、人文精神的弘扬和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领军学术园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交流平台，与国际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理念“科学、专业和实践”十分契合， 也与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发展需要息息相关——如何规划国家的发展，制定规模性投资和公共财政战略;如何设计政府管理体系，提高运行效率;如何做好公务员的队伍建设，打造管理新文化;如何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关系，使之与社会良性互动;如何承上启下，使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已有的科学理念技术手段，科学决策，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公共管理事业的升华;如何制定国家的创新和科技政策，鼓励创新; 如何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来维护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 。这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都是《中国行政管理》杂志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中国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事业，《中国行政管理》在这个大事业中扮演着自己独有的角色。中国在承上启下，《中国行政管理》也必须要承上启下。作为一名公共管理学人，我诚挚地祝贺《中国行政管理》在过去的旅途上建立的辉煌，并衷心希望她再接再厉，不辞劳苦、不居功自傲，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再立新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