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象明：1987：我与《中国行政管理》

1987：我与《中国行政管理》

胡 象 明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自1985年7月诞生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按古人的说法，已进入而立之年了。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说从无到有，目前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这其中与该刊存在着紧密关系。可以这样说，今天活跃在中国行政管理学舞台上的学者，绝大多数离不开该刊的培养和扶持;当然，该刊质量的不断提高，也离不开这些学者的艰辛探索。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进入行政管理学界，自此与《中国行政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忆当时的情景，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偶然性。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5年从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在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从未听说过有个行政管理专业，甚至没有听说过有行政管理这门课，自然也没有读过与行政管理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但当我拿到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到当时的政治学系报到时，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专业领域。记得大概是这年的年底，时任系主任刘德厚老师告诉我，本系即将上一个新的本科专业，叫行政管理专业，这个专业中国大陆还没有，目前也没有科班出身的老师，需要边学边教，你们年轻人接受新知识快，你就到行政管理教研室工作吧。作为新参加工作的教师，领导有这样的安排，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只好答应了。但行政管理专业教什么，行政管理学研究什么，我全然不知。当时行政管理专业教研室，只有两位老教师——也是当时才转过来的傅明贤老师和张安庆老师，再加上我和当年分配来的另一位青年教师。

　　1986年武汉大学正式招收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同时在政治学专业招收行政管理方向的研究生)，这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届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武汉大学在当时为什么要办一个这样的专业?据当时的系主任刘德厚老师说，此前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政治学系负责人会议上，刘老师提出武汉大学政治学系计划上一个新的专业(当时只有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但具体上什么专业，还在研究之中。夏书章教授向刘老师建议，可否上行政管理专业。刘老师认为可以考虑向学校提出并请求支持。今年5月初我去看望当年的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傅明贤教授，她也跟我谈到当时的情况。她说，为了开办新的专业，大概是在1985年11月份左右，系领导派她和张孝宜老师到北京调研。在北京调研期间，专程拜访了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等机关参与创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同志。当傅老师向他们提到，武汉大学计划办一个新专业，关于专业名称，有人建议叫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人建议叫政治管理专业，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当年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一位叫武树帜的同志，建议办行政管理专业，并详细向傅老师和张老师解释说，行政管理就是政府管理，并不是有人理解的机关后勤管理。傅、张二位老师回汉后把当时调研收集到的意见给系领导和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当时校领导的支持，随后就开办行政管理专业打报告到当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并很快获得批复(当时批复有“试办”二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行政管理学教学和研究的生涯。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湖北省行政管理专业自学考试的问题，因为这件事与我的名字第一次以作者身份出现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有关。由于十年“文革”，大批青年没有上大学的机会，而改革开放又需要大批有知识的人才，如果仅仅靠当年的大学培养能力，是难以造就这么多人才的。所以，自学考试成为当时我国培养亟需人才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提高党政干部的知识水平，当年在各省的自学考试中设有“干部专修科”这样一个专业。1986年武汉大学招收行政管理专业后，作为湖北省自学考试“干部专修科”主考单位的武汉大学便向湖北省自学考试主管部门建议将“干部专修科”改为“行政管理”专业，很快得到了湖北省自学考试主管部门的批准，于是武汉大学制定了新的“行政管理”专业的自学考试课程设置方案。由于本人参加了这个方案的制定，所以在湖北省自学考试主管部门正式批复后，我写了一篇报道稿《湖北开考自学行政管理学专业》(以下简称《湖北开考》) ，《中国行政管理》在1987年第8期发表了我的这篇报道，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记得当时很多省的自学考试主管部门或主考单位向我们索要行政管理专业的自学考试课程方案，此后不久，很多省都按照湖北省的样式，将自学考试的“干部专修科”改为“行政管理”专业。

　　其实，在投这篇报道稿之前，我已向《中国行政管理》投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不长，题目叫做《也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体制改革》(以下简称《也谈》)。这篇短文大概写于1987年上半年，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在全球举世瞩目，在国内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配套，也引发出一些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1986年9月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各种声音相互争论在所难免。我本来在哲学系七年学习期间关注的是认识论这类高度抽象的问题，对此类现实问题并不敏感。但我现在到了政治学系的行政管理专业，我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兴趣，开始关注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类很实际的问题。当年的《中国行政管理》尽管仅仅创刊两年，但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已受到很多学者、领导的关注。作为一位行政管理专业教师，我自然会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热心读者，对该刊讨论的问题十分关注，并有心参与。这样，我在阅读到该刊和其它报刊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文章后，写成了《也谈》一文并投到了《中国行政管理》，该刊在1987年第10期上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这可以说是我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讨论理论问题的文章，也是我的名字以作者的身份第二次出现在当年该刊物上。

　　我之所以要选择1987年谈我与《中国行政管理》的关系，是因为这一年我的名字以作者的身份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出现了三次。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的名字以作者的身份在同一杂志同一年三次出现，属于独有现象。该刊在1987年第8期、第10期分别发表我的《湖北开考》、《也谈》后，第12期又发表了我的《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趋势》一文。这篇文章反映我当时对行政管理学在中国发展趋势的最初思考。我记得当时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行政管理学教学和研究在我国刚刚兴起，有关文章和著作主要是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这对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初期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如何使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注入中国元素、形成中国特色的问题，虽有学者提出，但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甚至在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问题上当时是应以研究西方行政管理学成果为主还是应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实际问题为主还存在不同看法。作为一个已决定把行政管理学教学和研究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青年人，不得不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二是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一名专职教师，对于从事一个国内没有任何可参照样本的专业，自然会思考这个专业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办，是否有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当时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问题;三是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发表了钱学森同志有关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封信，钱老提出行政管理学应该是一门“实干的学问”，钱老的这封信给了我很多启发，尤其是促使我这个学哲学出身的青年学者由“抽象王国”进入“具体王国”。可以说，钱老的信触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机。我的这篇文章虽然文字不多，但大致勾画出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趋势。从今天来看，尽管过去了28年，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已今非昔比，硕果累累，但当时描述的趋势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行政管理》已经走过了光荣的30年历程，如今她的作者可以说是群星灿烂。30年来，该刊已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乃至国际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园地。可以这样说，凡当代中国有成就的行政管理学者，几乎都在这个园地发表过其学术成果，都受到过这个园地的哺育，当然也为这个园地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个园地发表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和现实研究论文，有的已成为行政管理研究的经典之作。同时，这个园地不仅仅在行政管理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推动中国行政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她发表的一些文章或观点对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影响，有的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很多重要的咨询建议来自她，从而使她在学术杂志中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几乎使理论与实践得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作为一位多年为她撰稿的作者，我为她取得如今的成就感到自豪。我想，众多为她撰稿的作者和喜爱她的读者，都与我有所同感。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创刊30周年!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