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发展与超越——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丛书介评（2001年第6期）

　　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项经济制度也正在一步步走入市场化的轨道，反观政治体制改革却几乎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跨入新世纪新千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益，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活力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面对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挑战，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学者们在长期对改革和转型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新近推出了一套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丛书。笔者有幸先睹为快，略述观感以求教于方家。

　　政治发展理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强运动而兴起于二十世纪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理论专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进行研究，它涉及到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阶段、目标和类型，是探讨国家发展规律的一种理论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国外的学者们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论。当然，政治发展理论问题尽管在国外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在我国却刚刚起步不久。基于这一现状，李景鹏先生在十几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写就《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李先生在这本书中试图突出两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的纲要。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政治发展，其次什么是中国的政治发展，进而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而“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即便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存在极大的分歧，因此对“中国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内涵的确定便成了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李先生在书中从探讨发展观开始，从宏观角度阐明发展问题的基本内涵。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问题研究形成的成果，结合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背景，构筑中观层次的理论框架——中国政治发展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导之下，先生分四个步骤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首先分析了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曲折前进的状况，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一些规律;接着分析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结构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作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第三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总的背景，即解决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最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主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行政改革、村民自治、社会团体与政治发展、反腐败与政治发展、民主建设与政治发展等问题。相信读完本书的人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有更深的认识。

　　萧超然教授和晓韦副教授主编的由七位学者合力完成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是一部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著作。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从政党产生开始，政党经历了一个被歧视打击、默认存在、承认合法、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的过程，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政党。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实现着利益聚合和代表、政治沟通和协商、保证政治规范和平衡等功能。面对西方诸多学者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攻击和诟病，《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多党合作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基本结构和运作机制，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合作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且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保证社会政治稳定、进行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推动政治民主化等。最后，书中提出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包括：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和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和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是金安平博士写的一本从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角度探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关系的著作。隋唐以后的一千多年来，尽管科举制度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通往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官僚机构的所谓正途，但是，只是到了科举制度废除后的20世纪初期，随着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开始发育并生长，知识分子才在社会的大变革中起了决定性的先锋作用，才真正有了一个“由知识分子扮演主角的新纪元”。可以说，知识分子组织、参加和领导政党是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变革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的转化，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党政治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的发展。政党是具有明显阶级色彩的政治组织，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阶级的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强烈政治组织偏好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何以从社会的批判者转变为直接的政治行动者?是什么因素和力量促使他们实现这种转化?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金安平博士试图从几个不同角度来分析探讨这些问题。首先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所依存的中国社会，“当中国社会提出以政党的方式进行改革和救亡的要求时，首先具备组织政党条件和成为先行者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其次从中观、微观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的关系及限度，得出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结论，“在主要由外力影响其社会自然演进秩序的后发展国家，由于现代阶级的不成熟……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是相脱离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组党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条件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各现代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和中国作为中间地带的公共论坛及市民社会的不成熟，使得知识分子作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即利益的表达者来行使组党之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组党行为的社会条件和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激进化和组织化，是其组党行为的内在条件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并借用了社会分层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一些分析手段。

　　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行政单位是我国社会主体组织的基本形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社会整个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它各方面的管理体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加速推进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其他各项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改革热点、焦点和重点，为了使社会上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黄恒学教授在“我国事业单位现状及其改革方向研究”这一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写成《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一书。黄恒学教授首先分析了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指出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仍是表层展开，缺乏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事业经费严重不足及由此产生的‘创收’压力，是推动大多数事业单位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改革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拓宽事业经费来源上，而较少考虑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转换事业单位职能和运行机制等问题。”同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和科学的改革依据。在此基础上，黄恒学教授认为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重新划分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及其相互间权、责、利关系界限的基础上，明确事业单位在我国社会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性质与功能目标，实现政事分离、企事分离、保(社会保障)事分离，净化事业内容，收缩事业范围，转换事业单位的社会职能和运行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事业制度，实现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创新。之后，黄恒学教授通过对我国与美、日、英等国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比较研究，具体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单位、教育事业单位、文化事业单位、卫生事业单位以及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与对策。我认为这本书对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事务的繁多，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决策的效能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成为各国学者争相探讨的世界范围内课题。《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是赵成根博士对西方民主与公共决策进行系统考察后写成的一本著作。该书主要是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层面研究当代西方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发展一种以政策和政策制定为核心的民主理论。全书共七部分，包括导论：从保护型民主到可治理型民主;当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人民主权;自由民主选举与政府决策;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政党和竞争性政党制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代议制议会的决策模式等。在书中赵成根博士通过对西方民主制度与决策模式的考察分析提出“可治理型民主模式”，认为当代西方的民主已经从传统的以制约政府权力和保护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保护型民主演化为可治理型民主，并且从政府能力、政府内部权力关系、政府和社会关系、政党制度与民主等角度阐释了可治理型民主的特征。民主与政府决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赵成根博士从三个层次进行论证，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政府决策体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最关键的制度设置;自由选举作为现代民主政府产生和权力更迭的规范化手段，是民主的精义，是现代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但它绝对不是现代民主的唯一制度设置，社会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和影响，与自由选举中选民的投票选择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政府决策的基本面貌。文章分析认为“普通公民的参与是社会主体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基本形式，但在现代大规模民族国家，普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和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益集团、大众传播媒体、思想库、政党等社会中介机构和议会这一代表机构来实现的。”可以看出，赵成根博士充分吸收了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和公共决策研究最新成果，如达尔的多元理论、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西蒙的满意决策模式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全球化理论、治理理论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但是“追求最大的政治利润和政治家，就必须努力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一看似毫无问题的结论实际上很难在现实中进行实证的考察，当政治家们拥有决策的权力后，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呢?但不管怎么说，该书实值一读。

　　一口气介绍了五本新作，自是管中窥豹，惟望能无损于该套丛书之精神;倘能激起诸位方家见冰山之一角而愿窥其全貌甚且进一步探讨研究之心，则幸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