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实行“古为今用”（1993年第3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言而喻的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和作为一门重要学科的行政管理学。同时，强调有中国特色，不但不排斥而且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在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还有近来才更明确的“资为社用”的问题。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的编写宗旨，显然并非出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实行“古为今用”。对发展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和这门学科来说，此项研究为不可少，因而有现实意义。

　　举世周知，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中所占的比重是较大的。我们对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和合乎民主、科学原则的精华，坚决反对抱“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也保持高度警惕，不作“国粹主义”者去抱残守阙。

　　因此，实行“古为今用”，要下一番整理、总结、分析、研究和选择的功夫。不作全盘肯定，不搞美化、拔高，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考察。尤其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其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是无可避免的。因而在参考借鉴之际，不宜照搬照套。看来，《概论》的编写者们对此已予以注意。他们探讨的范围较广，举凡组织、领导、决策、智囊、用人、部门(如经济等)和机关管理等，几乎无不涉及，又比较着重于探讨“治国之道”和对“官”的要求。其特色显而易见。

　　《概论》编写者们感到的不足之处有二：一是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料中，所能掌握的东西毕竟有限，很难说已经全面;二是对现代行政管理状况较为熟悉，用今天的眼光去发掘和整理古代这方面的内容时缺乏把握。这不是一般的谦逊，而是实事求是之谈，令人觉得他们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何况真正做到“博古通今”和“炉火纯青”，以及无懈可击，难度极大，也不能那样要求。既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知不足便可能成为继续钻研的动力，愿与同志们共勉。

　　我对这个课题没有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概论》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使我想到历代盛衰兴亡莫不有行政管理(包括并尤其是人事管理)方面的因素。彰明较著的历史事实是行政上的利弊得失，直接联系或影响王朝的命运。可不是么?“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资治通鉴》)“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汉·刘向：《说苑·尊贤》)还有诸如“为政不在多言”、须“知人善任”、“得人才者昌，失人才者亡”等说法，都已世代相传。

　　可是，问题在于：古代明智之士即使有真知灼见和至理名言，不是有的统治者们听不进去或不能采纳，便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见诸行动。否则，就不致出现治乱交替的历史场面了。

　　在确实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行政管理改革才能择优而用和择善而从;虽然一时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也会继续努力，以求逐步完善。前人的智慧不少至今对我们仍很有启发，可以“古为今用”的，主要的也是指这些。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察觉，中国自古流传下来许多有益的言简意、赅的话，竟与现代管理中的某些重要原则有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如关于决策和咨询的“多谋善断”、关于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徙薪”、关于效率的“事半功倍”、关于改革的“日日新，又日新”、关于理财的“开源节流”，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凡此皆人所共知，而成败利钝不一。亦如现代管理理论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讨论，但实践效果迥异。可见还必另有深刻原因。

　　愚意以为，无论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是“资为社用”，吸收和借鉴都有一个要吃透两头的问题，对于国情和所走道路的深刻了解尤其重要。否则，就会食而不化、欲益反损，或重复“邯郸学步”的故事，即顿悖为我所用的初衷。

　　以上浅见，谨供同志们参考，并再次愿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同志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