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市政学——《市政学引论》自序(1995年第2期)

　　回忆在大学读书时，市政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科之一。到研究生阶段，专业虽然是行政学，但实际上，更相对集中注意力于市政学。因当时已把市政学作为城市行政学而非城市政治学看待，认为是行政学领域进一步具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到市政府去实习时，实已将行政学和市政学的应用结合在一起。特别凑巧的是：由于在同班研究生中，有一位是当地在职的“市经理”(“city manager”，美国市政体制的一种，主管市政业务，相当于掌握管理实权的市长或副市长)，所以在参观、实习、考察和调查研究中，得到很多方便和帮助，印象颇深。从此，我同市政学就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大半辈子里，无论是开会、旅行和所有公私活动。每到一个城市，总不免要在有意无意之中，对反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情况加以观察和思考。这已成为专业习惯，并乐此不疲。

　　话得说回去。从1946年起，我在高校任教的课程中，便有市政学这门课。值得欣慰的是学生对它很有兴趣，我也常带学生到各城市作现场考察。在旧中国，城市面貌和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城市必可见其缩影。“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不清”等物质基础设施差，脏、乱亦不待言。更丑恶的社会现象是营私舞弊、敲诈勒索、贿赂公行，倒行逆施之事层出不穷，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致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我曾在上海《市政评论》上不时评介国内外市政状况，当然毫无作用。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那时某特大城市的市长，就是曾在国外一著名大学专攻市政学的。可见在当时环境中，专业知识、技能无用武之地，若非同流合污，便是无能为力。正直、善良的人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是理所当然的共同选择。

　　犹忆在解放初期，全国城乡一片新气象。城市欣欣向荣、井井有条，与解放前形成鲜明对比。但不能忘记，全国解放前夕，国内外持敌对态度的“预言家”们，曾大放厥词，说共产党打仗行，建设不行;政治行，经济不行;管农村行，管城市不行;摆出坐观其败的嘴脸和架势。然而，解放军进城后，秩序极好，立即稳定了金融物价，恢复和发展和生产，人民安居乐业，并着手改造旧城区和建设新城区，使城市旧貌换新颜。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出现扭转乾坤的奇迹。这就让那些“预言家”们目瞪口呆，也是中国和世界市政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一页。

　　解放不久，我所在城市的人民政府很快成立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我有幸受聘参与其事。足见人民政府重视市政建设。同时，市政学课程继续讲授，学生对评道路交通、议市容卫生等兴致很浓。我也曾试图用新观点编写《新市政学大纲》。其中包括新型城乡关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等思想内容，并已有出版机构预约出版。

　　可是，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时，市政学属撤除科目。简直不解也为此纳闷达30年之久。若谓市政学过去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其实颇多技术性内容)，为何不能有“无产阶级真科学”?过去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为何不能有“社会主义这一套”?实质在内容不在名称。既然城市还要存在、改造、建设和发展，为何不研究有关学科和培养专门人才?好比要繁荣经济而不研究经济学、要办好教育而不研究教育学等，都难以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城市科学研究也提上日程。市长研究班开办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城市经济学会相继成立，专业报刊和著作出版了，研究机构纷纷出现。高校开设市政学或城市管理学课程和招收研究生，自学考试列市政学为考试科目。……真没有想到在垂暮之年，关于市政学的教学研究，还能出现如此大好局面。作为这个学科领域的一名老兵，心情的激动和由衷的喜悦可想而知。

　　本来，要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在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中建设有中特色社会主义，达到政通人和，天下大治，不能不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而加强市政学的研究。一般来说，现代化与城市化相伴随，中国也不例外。但我们的城市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城市化老路，并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探索、开拓、创新、试验、总结和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目前，全国的建制市已超过500个，且将不断增加。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城市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大小小的“橱窗”。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其作用和影响，都所关至大。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城市，应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当务之急的课题之一。

　　但应承认，即使“老马识途”，所识仍是旧径。要符合现实和发展要求，必须开拓进取。市政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既要密切注意最新理论动态，又不能脱离我国实际。在这两方面，以下几点对我不无助益：

　　一是在市政学中止教学研究的漫长岁月中，出于早已养成的专业兴趣和习惯，仍随时留意有关理论信息和实际情况及其资料。

　　二是经过长期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作为老市民，对痛痒相关的市政问题感受较深。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有较多机会到国内外城市走走，所见所闻，对市政方面有新印象，也接触到若干新信息。

　　四是由于盛行“学校办社会”，规模较大的大学宛如具体而微的城市。有人把校长喻为“市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算有过一段当“副市长”的经历和体会。

　　五是与专业学术团体和业务研讨活动经常保持联系和出席会议，获得对较新情况的了解。

　　六是拜读不少同行专家、学者，特别是富有实践经验者的论著，颇受启发。

　　七是在合作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集思广益;在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时有“教学相长”之效。

　　八是单独进行研究，取得相应成果，为继续开展研究作了准备。

　　因此，乐于从事本书撰写，实得力于上述诸因素。同时，由个人承担可按自己思路，虽未必能自成一体，但至少文责自负。框架、布局、取舍、详略、轻重之间均“自作主张”，不当、欠妥、谬误亦“咎由自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可随便去做，主观上仍尽力而为。

　　一个基本想法，是篇幅不宜过长。因而概不求全，不拟过多重复一般教科书的内容;力避开“流水帐”式的项目“清单”，或止于就事论事;但愿能合乎国情，兼顾优良传统，结合必要的引进、消化、吸收。尤其要突出问题的针对性。这主要是基于如下设想：读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阅读能力较强，或已博览群书，有较多实践(包括领导工作)经验。因而有较好的分析能力，善于思考和研究问题。总之，客观要求较高，希同志们不吝批评、指正，以开我茅塞和匡我不逮，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政学的学科体系而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实主要可概括为“我与市政学”。作为自序，权当雪泥鸿爪而已。(1993年6月于中山大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