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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复旦大学副教授、全国青年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增强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后劲
行政学在中国的重建，如果从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召开行政管理学研讨会，此后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算起，已经十年有余。在这十余年间，行政学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经牢牢确立了，并且还在蓬勃地发展着。这一成绩，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一门学科，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中国行政学存在的不足，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中国行政学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理论的贫乏和学风的空疏。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行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将缺乏后劲。
理论是解释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行政学理论是对行政现象具有解释能力、能够反映行政规律的一系列规定。理论来自于实际又高于实际，是从芜杂的现象中升华出又帮助人们透视现象的。理论使人们在观察现象时能站得比较高。每一个学科，都有支撑本学科骨架的主要理论，如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比较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等;行政学中有组织理论、决策理论等。
一门学科理论的发展程度，是该学科成熟程度的重要特征。行政学亦不例外。在理论的支援下，人们借以深入地认识现象。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往往很难有创新，很难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过去的十来年间，我国出版的行政管理学概论一类的书达上百种之多，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是低水平的重复，少有新见、新意，更不用说创见了。在大量的文章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缺乏理论思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发现一些如规律那样经常发生的事情，使人们掌握解释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的方法。例如，在比较研究了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之后提出的行政改革的理论认为，任何行政改革都不可能完全实现改革之前的设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越是“革命性”的改革，其成果越难巩固;相反，看上去似乎不那么雄心勃勃而实际上扎扎实实的行政改革，却常常能取得实际的成效。有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援，人们就不会对某一次特定的行政改革寄予过高的期望，不会不切实际地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不会动辄去宣布某次改革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绩，而是会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看问题，因而就会致力于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
遗憾的是，在行政学研究界，理论的重要性和理论的作用，总是有意无意地被轻视。在一些人看来，好象一讲理论，就是脱离实际。这是我参加了不止一次的全国性行政学讨论会后得出的印象。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否定理论的作用，便是对理论存有很大的误解，把理论与实际对立了起来。理论是来自于实际的，而一旦被人掌握之后，又能帮助人们认清实际以及隐藏在实际背后的东西，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的实践。轻视理论，势必给行政学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另外一个妨碍中国行政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学风的空疏。例如，很多“研究”都不重视材料，或不肯下力气去做材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工作，相反，往往是在缺乏材料准备的情况下，就“拍脑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地开起“中药铺”来，就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批评过的那样，实则空洞无物，流于清谈。我自知愚钝，每每羡慕有些人，一拿到题目，便能操起笔来，且一写便洋洋万言。反观自己，这些年来做研究，甘苦自知。每次写东西，无不旬月踌躇，遍查书籍，费尽思量。每次写上最后一个句号，都好似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虽艰辛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够稍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现在的问题，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少。要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多起来，首先要提倡言必有据，重视材料。其次有赖于学风的转变和良好学风的养成。言必有据，本来是一项基本的学术要求，可惜，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遵守学术规范。在材料方面，一个研究者常会因面临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碰到困难。但是，我相信，如果研究者在主观上能够作出严肃认真的努力，这方面的困难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改革开放为此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良好学风和学术规范的形成，与书评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目前行政学方面的“书评”，大多可归为两种：一种是捧场式的，因为是同事、熟人、朋友的著述，碍于情面，因而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偶尔虽也讲讲不足，但总是属于点缀性质，置于文末，而且总是加一句“瑕不掩瑜”，仍是一本好书。另一种是广告式的，告知书名、出版者和出版时间，然后介绍一番内容，讲几句好话。这样的“书评”，扭曲了书评的真正作用。好的书评，使一本书出版后能得到严肃的评论，使被评者和读者看了之后都能有所得、有所思，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好的学术风气的形成。权威学术刊物的权威书评，其作用更大。这样的工作，一开始做可能不容易，但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积以时日，定会有所成。
总之，中国的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很成熟，这就需要我们共同作出努力，一起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真正推进中国的行政学上一个台阶。
刘怡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教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中国进行各项改革，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思想为指导。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设计一幅宏伟的蓝图，为中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改革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
政府行政体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具有从属性、服务性的，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正确衡量各项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凡是能达到“三个有利”，就要解放思想，大胆的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滞后，要成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
二、改革必须坚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变革时期，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因素。我们坚持把稳定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的稳定不可能发展经济和促进改革，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又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改革又是发展的动力，离开改革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难以实现稳定。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抓住机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是整体改革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三、改革要坚持“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和“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渐进改革方式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一种历史现象。每个国家各自选择自己认为适宜的转变方式。有些国家采取所谓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欲速则不达”，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乱的负效应。中国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渐进的“革命”。中国采取了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从单项改革转向整体改革渐进推进改革的方式。中国改革是从70年代末先从农村起步的，先试点，积累经验，再在面上推广，社会震动小，收效较好，实现了农村从旧体制向新体制平稳过渡。1984年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使改革进入全面开展的新阶段。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向财政、教育、科技等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先试点再推广，先搞企业微观的、浅层次的改革，再搞中观、宏观、深层次改革。1994年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物价、投资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也是创造条件逐步出台的。改革是从政策调整转向体制创新，由突破旧体制转向侧重建立新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也经历从单项的精简机构转向转变政府职能，从放权让利到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管理机制，从行政机构单项改革到行政体制整体改革。同时，在推进行政改革的总进程中，强调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现在，中国已进入经济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全面转轨的新阶段，更要抓住时机，及时推出体制转换的重大改革措施。
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有强而有力权威去推行，需要政府公职人员自觉的参与，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经济体制改革受经济利益的趋动，改革比较容易给参与者带来利益。而行政体制很多改革措施促使权力重新组合和权力转移，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更使改革步履艰难。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更需要有强而有力的政治、行政的权威，以及权威性政府机构去组织改革的推行。同时，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是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需要政府公职人员以行政道德的力量和行政责任感积极的参与，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行政改革需要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才能更有力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
5.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促进改革、加快改革成功之路。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是可供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经验和作法，学习科学管理方式方法。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创造现代行政文化和现代化的行政体制。
阎越(吉林行政学院副教授、《行政与法》杂志主编)
重构政府行政文化
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过程也是行政文化重构的过程。重构的中国行政文化受到新旧两种体制的共同影响，抗拒与变迁并存，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伦理价值与制度规范上常处于两难选择的路口，文学上称之为“文化茫然”。文化茫然是一种无序状态，如果不进入有序状态，势必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因此，克服文化茫然状态，迅速实现中国行政文化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是当前行政改革的紧迫任务，否则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指出今后5年工作任务中的第一条就是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优良党风政风。这些都是重构新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文化的有力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政府的行政文化将会呈现一些新的走向：
一、中国行政文化将呈现出法理型的特点。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治文化。它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虽然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稳定，但它的一整套体系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在一味强调品德修养的薰陶下，人们习惯于上行下效，重视个人修养却忽视实际行为的客观效益，把德拔高至不适当的地位而常常影响到人才的实际素质。市场经济的兴起，为法理型行政文化的上升提供了契机，抽象的品德和修养势必为具体的能力所取代，自律机制在保存其合理性的同时，必将得到他律机制的补充，而且自律机制的主导地位也将让位于他律机制。
二、中国行政文化必将出现契约化的服从关系和人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在德治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缺乏契约关系。人格化的人际关系占主导地位，个人的人格权威往往高于职务权威，下属对上级的尊敬和服从往往与私人关系混为一谈。私人关系在行政管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加之传统的宗法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在组织文化中形成很强的依赖性人际关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情风”盛行。人情风大抵呈两种形态，一种是家族类，一种是社会组织类。家族类表现为政府官员效忠于亲戚、朋友、家乡等初级集团，国家观念淡薄，在升迁，求职、工作变动等方面违背原则，在利益分配方面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社会组织类表现为同级之间及上下级组织之间在工作中破坏社会规范，进行貌似合法其实非法的人情交易。人情风置原则于不顾，混淆公私界限，不利于市场经济下的正常交往，更是腐败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情是不能代替公共组织中非人格化的服从关系的，私交不能取代公共关系。市场经济需要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这将影响到行政组织文化和人才观念，也将为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创造有利条件。
三、中国行政文化将会日益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由于中国历史上小家经济渊远流长，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性、排他性非常突出，这种特征迄今在行政系统中屡见不鲜。行政系统缺乏与其它社会系统的经常性交流，行政活动也就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决策过程缺乏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实施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的有效监督。在行政系统内部，部门主义倾向严重，部门不是从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利于政府整体的职能配置合理化，而是从部门利益得失角度出发不停地进行讨价还价，甚至出现了“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的不正常现象。此外，地方主义倾向也很严重。各地重视地方利益，只关心地方问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上级政府政策严重走样，上级政令不畅。开放的市场经济需要行政系统与其它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信息沟通。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活动增加调节能力和更新能力。市场经济还要求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并能与国际接轨，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就会渐次让位于普遍主义，固步自封，划地为牢等狭隘意识也必然要为进取外向的开放意识所取代。
四、中国行政文化必将增加其唯实主义的成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形式主义非常明显。与传统农业相适应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墨守成规，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老的形式主义在当今以文牍主义的面貌出现，行政活动过分拘泥于形式和常规，因循故习，做官样文章，公文旅行，办事拖拉，久而久之，养成很大惰性。在惰性十足的文化中，行政活动很难有效率可言。新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非科学化的经验决策，执行过程中又易出现脱离实际追求表面现象，甚至拔苗助长，反馈过程中也难免存在浮夸现象。新老形式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是背道而驰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充满活力的、富有效益的行政管理。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官员保持务实的观念和积极的态度，养成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良好行政习惯，要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得以发扬光大。
刘东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 黄钜鸿(香港公共行政学会创会会长)
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途径
根据近十几年提高行政效率的实践经验，以下八种途径是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
1.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政府管好自己应当管的事。
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行政效率影响最大。我们需要的行政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效率，因此，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体制，包括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转变政府职能。
2.政府要继续精简机构和人员，搞好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
搞好机构设置改革。机构设置是使行政权力得以运行的组织保证，也是综合地影响到行政效率的成本、时间、效果等要素的重要一环。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不仅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增加成本消耗和浪费，而且在以后的行政权力运行中容易引起行政信息沟通缓慢、受阻或失真，还会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扯皮的现象，以至拖延办事时间、降低行政效果质量。因此，机构设置一定要合理，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当然，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一定要由政府有关机构管起来。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仍是机构设置太多，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十分严重，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要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拆庙搬神，减少政府的机构和人员数量。
3.政府不该管的事就坚决不管，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向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放权，向群众放权。
政府要把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全面落实，同时，要把原先由国家管理的大部分社会事务，转交给社会，即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要搞好社会自治管理。
要提倡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参加到国家管理的各项活动中去。政府要把更多的社会管理权力交给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参加国家管理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这样，政府在行政时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行政效率就能够大提高。
4.政府要把社会办不好、而只能够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认真地管理起来，并努力管理好。
当前政府首先需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为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服好务，当作自己的大事认真抓好。由于当前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猖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为了部门或本地方的局部利益，不惜保护犯罪行为，因此，各级政府要响应中央号召，坚决反对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特别是司法部门要和法院、检察院一道，依照国家法律坚决打击经济活动中的犯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提高行政效率。
5.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
这是保证行政管理正确有效率的一个基本环节。要通过必要的参与决策的组织和决策工作的程序，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民主化。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到重大行政的决策和行政管理中来，既是动员和组织群众所必需，也是保证行政决策和管理正确性的可靠依据。只有决策正确了，行政才能够创造较高的效率。比如，如何组织下岗职工重新再就业，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以及某些新闻单位的人员参加，以便共同讨论有关问题，作出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决策。
6.提高公务员素质，使他们成为业务精通、公正廉洁、工作能力强、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公务员。行政人员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和运作者，是行政效率的力量源泉。人是决定性因素。公务员素质提高了，才能够不断提高行政效率。要努力把好人员编制关和挑选素质高的工作人员，并且加强对于他们在职学习，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7.实现办公自动化、现代化，这是提高行政效率十分必要的条件之一。
现代行政办公需要愈来愈多的愈来愈快、愈来愈准确的各种渠道的大量信息，并且需要迅速地加以准确处理，而办公的自动化、现代化正是十分必要的。电脑的联网成为沟通各界信息，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最好手段，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和实际推行。
8.加强行政监督。
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必须加强和实施有效的行政权力的制约，才能够真正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监督对于行政效率的监督是全面的，贯穿有行政权力产生和运行的全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监督不力，都可能影响整个行政管理的效率。同时，一定要努力实现行政监督体制和结构的合理性，要努力避免行政监督中，由于相互制约而变成相互推诿或相互牵制，这样的监督不仅无益于提高行政效率，相反还会破坏效率。
鉴于目前行政管理中大量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加强以下两方面十分必要和正确的监督制度。一是，加强人大、政协以及党组织、群众组织对于政府行政机关的监督，以克服和消除机关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现象。要加强对于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这两个方面的监督，要监督行政决策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二是，要完善行政机构内部对于行政执行的监督。一些政府机构已经建立了行政执行跟踪和监察催办的监督机制，监督监察行政机构和有关人员是否按时间要求、按质量规定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对于具体的行政操作过程实行监督，包括操作程序监督是否科学化，操作过程中有无越权行为发生，等等，以便总结经验，提高行政执行能力。
周大仁(湖北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要性和原则性
通过改革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所以必要，是由于这样几点：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自有国家产生以来每个国家的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治国实践中都必然碰到的问题，是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地区之间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情况千差万别，更需要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目的在于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能够适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正确认识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的旧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影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中央职能的正确行使。改革这种旧的僵化体制，就需要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把那些中央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地方政府去管，中央政府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加强宏观调控和做好协调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第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再加上通过十八年的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这就使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我们真正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有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正确认识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根据我们的经验，其主要原则有：
1、两权并存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给地方以必要的自主权，又要自觉地积极地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集中权;既要反对权力过于集中，又要反对地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来集权，从便于地方自治来分权，集权不可滥用，分权不可越轨。目的是调动两个积极性，而不是一个积极性。
2、责权一致原则。正确认识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和职能，使各自的利益分割同其所肩负的责任和权力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自积极性的正常发挥。
3、分类指导原则。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所谓统一性，包括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税制和税率、货币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管理和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服务标准等。所谓多样性，就是保证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应享有的权力进行干预，保证权力的纵向分权与制衡。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中国将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作为主体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后将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至少五十年不变，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将要比其他地方政府拥有更大更特殊的权利;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实际上已形成从沿海到内地梯次推进的格局，沿海地区和内地相比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特殊政策待遇;我国的行政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中央直辖市、省市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等不同的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许多优惠的待遇。上述情况表明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能一个模式一刀切。
4、统一协调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涵盖面极大的问题，毛泽东主席过去讲十大关系，江泽民主席现在讲十二大关系，都非常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尽管内容不同，角度不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联系。由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等因素。因此，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而不能顾此失彼。
5、依法行政的原则。要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利益划分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推出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基本的行政法律，同时还颁布了关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分税制、企业法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在步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轨道。
我相信，只要遵循这些正确的原则，就一定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一定能集中央和地方智慧之大成，同心协力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田兆阳(北京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副教授)
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转化
对待传统行政文化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现代转化。这里试图根据传统行政文化的表现形式，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科学的价值观念，可以直接转化为新行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因素。如《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尚书》中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如商鞅、韩非等人的以法治国思想，主张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统治者上下都要以法行事等，以及变法的一些做法和措施，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在法制建设中参考借鉴的。当然，民本不等于民主，以法治国不等于依法行政，但它们之间毕竟存有内在联系，是可以发展转换的。
二是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准则可以间接地转化为公职人员的新的伦理规范。如传统文化强调的政者正也，修己安人，为政以德，见利思义，仁者爱人，见贤思齐，以及慎言，慎行、慎独、慎微和自讼、自省、自责等，认为从政者要加强道德修养，起表率作用，才能上行下效。所谓修身、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到平天下，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廉洁自律的思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三是传统行政文化中从长期行政管理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思想认识多不带有政治属性，可以直接拿来指导今天的行政管理实践。如在财政管理方面，量入为出原则的提出，实行分级理财，重视以法治税，注意控制税收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和加强统计、预算、会计、审计等基础性工作。又如在监察制度方面，主张端本澄源，强调重点治贪，且机构独立，分权制衡，有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谏两大系统，体制比较完备，正如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所说：“从前设御史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至于用人和决策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四是在传统行政文化中，有不少是精芜并存、良莠杂处的，精华与糟粕共居一个统一体中，甚至一个思想观点也具有两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些观念、人物、事件、制度或体制，做好沙里淘金的工作，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如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毫无疑问有其忽视品德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方针的合理内核。首先，汉初实行征辟察举制度，取士多凭德行。汉末世家豪族把持仕途，用人只重门第。曹操则与之针锋相对，公开主张“唯才是举”，也可以说是古代用人思想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其次，曹操在汉末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清醒地认识到人才是建立功业的关键，他尊重爱惜人才，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甚至要求有司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集·举贤勿拘品行令》)的人，其反传统的精神，亦是难能可贵的。再次，曹操深知“士有偏短”，人无完人，主张用人重视其才能，并非完全否认品德，而是说讲品德要不图虚名，在重大节的前提下不拘小节。他曾例举有盗嫂受金之嫌的陈平和胯下之辱的韩信，“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他强调人才难得，要用人所长，慎勿苛求，反对求全责备，这是“唯才是举”的真正涵义。
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转化是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立足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掘，做到继承传统而又符合时代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武树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健全科学化民主化行政决策体制
行政决策一般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在作出决定时，似乎只是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实际上，决策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而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行政决策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正逐步演变成为综合性的决策系统，其中决策体制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科学的正确决策是强国富民之本，而最大的失误常常是决策的失误。错误的决策往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有的甚至遗患无穷。靠拍脑袋(指在决策过程中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而是凭着某些领导或个人的喜好或利害关系，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不作分析比较就轻率地定了下来)、拍胸脯(指在决策过程，在条件不具备没有多大把握时，有的领导站出来拍胸脯说了：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先知先觉地打了保票)、拍屁股(是指一些领导决策失误，并不负什么责任，拍拍屁股走人了，甚至还会因所谓政绩突出当更大的官去了)。决策，靠刮风，跟风跑决策，注定会失败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
决策要科学，决策失误要负责，决策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对决策能监督控制，对决策中的个人专断或滥用职权应受到制约，都必须首先从决策机制和决策制度去解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科学的决策机制应奠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上上下下各个层次的决策机制之建立与形成，必须是既不束缚和有利于思想解放，又不违背和尊重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一种行政决策机制存在着禁锢人们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弊端，就要通过改革来完善。
行政决策是国家决策的主要部分。一般行政决策是由国家各级行政机构作出的。体制决定机构，机构影响体制，健全行政决策体制，总的趋势不是要增加多少机构，而是要精简行政机构。即使为了完善行政决策体制，需增加一些必要的机构，则重点也是增加有利于科学决策的咨询参谋、宏观调控、信息反馈、行政监督等机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我们在健全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时，应当很好地贯彻这一重要精神。
下放权力，主要解决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和基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改变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的局面和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的弊端，从而使行政决策更加面向基层、服务于基层和贴近人民群众。
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实现科学的行政决策，还必须使决策体制适应市场，建立起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即获得可靠信息的决策体制。堵塞言路的决策体制，或信息不灵的决策机制，应立即进行改革。
政府正确的决策离不开市场。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变化，常常是决策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健全的行政决策体制下，居于领导地位的决策者，要有市场观念，制定和执行决策时，要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既要问市长，也要问市场。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的质量决定决策的质量。科学的行政决策必须以真实、可靠、准确的信息为前提。现代管理学大致分为三派。一是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是一系列的互相关联的功能之发挥。即从计划、组织到控制等;二是行为学派，又称管理心理学派，他们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分析、研究管理领域的心理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三是数量学派，主张管理决策要依据对于信息的搜集、综合、分析、计算、处理，特别是对重大政策或经济的决策，要进行数量分析，从而根据大量信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最优决策。信息成为指导决策的依据，信息是制定政策、产生理论的摇篮。
王学杰(湖南省常德市委党校副教授)
党政机关调研工作的不足与对策
党政领导机关政策调研方法，主要是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即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典型，解剖麻雀，从中总结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此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
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还有没有它的价值?如果有，我们应当怎样来发展和完善它?
回答是肯定的。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是正确的。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使领导机关更接近实际，获取很多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这也是坐在办公室和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难以完全代替的。我们发展现代化调查研究方法，不应该丢掉传统方法。
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不足是缺乏精确性。调查得来的材料是一大堆定性分析材料，只能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进行推理，所得结论往往是比较抽象和原则的。我们有些政策也制订了具体细则，但由于调查研究精确度不高，大多数细则在执行中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第二个不足是效率不高。我们的调查工作主要采用人工的方法，尽管我们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政策调研队伍，面对大量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第三个不足是非客观性。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大多可以归结为典型调查一类。从调查点的选择，调查材料的搜集、整理到分析和得出结论，都可能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不同的调查人员对同一个事物进行调查之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甚至还会看到不同的党政机关对同一政策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政策指示。如果按照现代抽样调查技术来解决类似问题，就不会有上述情况发生。抽样调查作为一种客观调查方法，从样本选择，样本资料的获取，到计算和推断总体资料，不仅有一套严格科学的方法保证其客观性，而且可以把计算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受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挑选政策调研人员时，往往特别看重被选者的人文知识和写作知识，对其它学科的人才、专家则比较轻视。这就形成了目前党政领导机关政策调研机构以文秘型人才为主的格局。它的形成有客观必然性，也与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有关。
从整体上看，党政领导机关的政策调研机构智能结构过于单一，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科研集体。单一结构的文秘型人才在信息、情报、数学模型、计算机模拟和综合分析方面便会束手无策。同时，政策调研机构人员以文秘型人才为主，难免气质、性格、特长和知识相近，难以形成创造思维的环境，甚至可能形成文人相轻，智慧和才能相互抵消的不良局面。至今我国庞大的政策调研机构中，还未出现一个像著名的兰德公司那样声望卓著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我国重大政策失误往往并不是由政策调研机构首先发现和纠正的，这从政策调研机构人员的个体素质和整体知识结构的分析中，是可以受到启发的。
与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文秘型人才为主的人员结构相适应，我国党政领导机关政策调研机构的设置也是不尽合理的。
第一，党政领导机关政策调研机构的设置类似于秘书班子一样的工作方式。即先领会领导者的意图，然后用自己的研究论证和补充领导者的意图，很难产生与领导者意图相左的真知灼见。这是一个误区。
第二，政策调研机构成为党政领导机关基层组织结构的一部分，按照职能科室的方式运作，必然要求对领导者负责，而不是对科学和事实负责。此外，政策调研机构也像职能科室一样强调层级领导，并不以科研成果作为评价人的工作实绩的标准，甚至除了行政级别外没有设立相应的学术职务和职称，往往以行政职务的升迁作为自己价值的体现，缺乏一种激励人们终生从事政策调研工作的环境和机制。
第三，党政领导机关的政策调研机构过分强调为直接的现实服务，不十分注重基础研究，因而在对重大政策课题进行研究时，显得功力不足。
党政领导机关调研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该结合行政体制改革，重新设计政策调研工作的方法，人员结构和体制。
一，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现代调查研究技术移植到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中去，创造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对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改革中，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大量采用抽样调查、民意测验、现代预测决算技术等，并且发挥计算机处理调查研究资料的功能，使我们传统的调查方法摆脱不够精确，效率不高和非客观性的局限。
二，改善政策调研机构人员的个体素质和整体结构。政策调研机构人员应以专家为主，实行学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双轨制，并且在学术问题上应该更加尊重专家的意见。
当前亟需充当计算机、统计学、数量经济和技术以及情报信息方面的专家。在一个较高层次的政策调研机构内部，人员从年龄上形成梯次结构，以30—40岁的中青年专家为主，配备少量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和青年助手，人员知识兼顾各种学科。个体素质要求是一专多能，整体素质应比较全面。还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从事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人员，以增强后劲，使研究有宽厚的基础。在政策调研机构内部要强化学术风气，切实做到以科研成果作为评价人的实绩的标准，倡导学术民主和讨论自由。
三，建立与领导机关相对独立又相互耦合的机制，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官方(即党政领导机关)的政策调研机构与民间的政策调研机构应有适当区分。官方政策调研机构在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的同时，应与党政领导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充分掌握决策背景，参与制订政策的全过程。党政领导机关可以通过对政策调研机构拨经费、下课题的方法引导这种调研机构的方向。民间政策调研机构可以更学术化一些，以超脱的地位完成政策调研课题，并兼有对政策质量的评价工作，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预测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充分发挥舆论和外脑作用。官方和民间政策调研机构相互沟通，交流学术和情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共同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研究体系。
四，建立覆盖社会的快速政策信息反馈网络，这个网络以国家政策信息中心为枢纽。要对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单位的统计报表制度进行改造，使来自上级的指令信息和来自下级的反馈信息避免走同一渠道，克服信息失真的缺点。运用快速通讯技术(例如现代传真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处理传输信息，建设抗干扰能力强的专门信息反馈渠道，使调查工作成为专门的职业化的工作，并使所有社会问题的真实情况都能快速反馈给最高决策者。
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回应时代呼唤，我国行政学需要新突破
在我国，行政学的恢复与重建已有15年历史。其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它走过了从国外的引进，跻身于我国学科之林并为大家所接受的过程;它概括了某些原理与原则，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它密切跟踪并配合我国的行政改革实践，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它培养了大批人才，广泛提高了我国公务员的素质。但我国行政学本身也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这之中，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缺陷，还不能适应行政现实的需要。总体看，在我国建立起一门真正称得上科学的行政学，仍然是历史的任务，时代的任务。
一、实践的发展为行政学发展造成了“势”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前人从未进行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一切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资借鉴。这种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三个方面的思想，更是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对政府在社会上重新确定其位置提出了要求。第一，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号召开展一场深刻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无疑为我们重新研究我国政府权力结构、作用、职能、体制、行为方式提出了要求，为我们的解放思想指明了方向;第二，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把它从价值、目的、任务层面进行了表述，舍弃了形式、手段、具体制度层面的要求，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大胆试、大胆闯、积极探索的广大空间，从而为政府的改革铺平了道路;第三，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进一步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建立与其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有此三者，我们的行政体制已是处在了应该改、必须改的地位。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体制的改革早已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这些就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价值与规律，发展社会主义行政学的整体形势。
二、行政学的现实状态显出了本身的“弱”
行政学现实与行政改革实践相比，无疑显出了“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失之贫乏。行政学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自然谈不上征服人、说服人、掌握人。二是学风尚嫌空疏。行政学研究者往往不能或不愿到实际中研究实际问题，浮在上面，仅凭一知半解作文章，因而写出的东西作用不大。三是研究队伍相对弱小。专职理论研究者人数少，实际部门的人又大多顾不上理论研究，兼之理论部门的人与实际部门的人不能很好结合，聚不成一股力量，因而更显出了弱。
三、我国特有国情的复杂性造成了行政学建设的“难”
我国特有的国情远较其它国家复杂。这不仅表现在人口多、地域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上，更主要的是：第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管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动摇，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一般模式，而要恰当处理政府与党、与人大、与军队、与司法系统、与群团系统的关系。第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与西方国家类比。第三，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亚洲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历史底蕴，也决定了我们在管理思想、管理文化、管理习惯上，会打上自己的烙印。第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也决定我们管理的复杂与特殊。它往往把补课与超越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辨清楚，处理恰当。
总之，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发展我国的行政学，而行政学本身又非常不适应，这就使我国行政学建设成了一个需下大力气来完成的历史任务、时代任务。
研究行政学需首先确立几个前提，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它有助于我们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把握正确的方向。在一定情况下，它可起到指导作用。主要是：
(一)树立这样的认识：在正常社会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是“长成的”，而不是“造成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是在自己土壤上，基于内在生命力生长出来的，而不能是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想象，凭空杜撰、制造出来的。历史上，各种行政体制的发展无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过去吃人为制造某种模式的亏是不少的，虽然也出于好心，并认为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最后却证明它是空想，给社会带来灾难。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很多，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二)行政体制的这种生长，必须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为基础，而其中社会经济发展又是关键。离开这个基础，什么体制也是不长久的，站不住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是否符合这个基础，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空谈行政体制发展，必然变成空中楼阁。
(三)学科发展又必须建立在研究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从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借鉴国外理论是必要的，但这种借鉴必须以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的建设实际上是一门“走路的学问”，即从我们现实的基地出发，探索怎样一步步地前行，克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走过去了，目的达到了，道路(理论)也就出来了。这是一条实事求是的路，实践出真知的路。不要幻想从“天上”、从“空中”构造出什么理论来，那样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