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行政现代化的新探索（1998年第10期）

　　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恢复重建10周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编纂、出版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以下简称《政治与行政》)一书。该书以现代化为基线，以现代化的核心特征—“现代性”为价值立足点，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政治与行政问题。它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向人们表明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行政学的历史价值以及学科建设的基本取向。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政治与行政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我国政治与行政的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人的思考力度。该书的学术研究从“问题与对策”的角度，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提炼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影响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以期对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这本论文集由77篇论文(其中教员论文57篇，学生论文20篇)组成。根据选题，可以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涉及到理论、方法等各个层面，符合一定的时代背景，都体现了论者们认真的思索和大胆的求证，代表了北大在该课题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一、二个论域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该部分收集了16篇文章，其中评介、反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文章2篇，有关“东亚模式”的3篇，其余的11篇。它们有的对国外和国内的政治思潮进行了反思，有的通过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证了经济绩效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强调行政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影响中国近世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伟人的思想中汲取资源，从政治学的基本分析范畴如利益结构、民族关系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道路以及诸重要现实变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们都侧重于从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中寻求理论建构的元素，侧重于从中国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某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变量或范畴，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问题。这说明本土化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趋势，话语、范式、方法的建构已经走出了“西化”的困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和完善，随着资源的自由流动、社会的不断分化，国家职能的转化、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的分野日渐明显，“市民社会”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三部分为“现代化与国家—社会关系”，其中收集的3篇论文着眼于从实证的视角描述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情景。无论是对乡级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关系的思考还是对村民委员会运行的实地考察，亦或对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比较，都采用了理论演绎和实践论证的方法。另外2篇文章则从规范的视角，用政治学术语表达了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及该背景中的国家—社会互动的制度内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理念层面的分析还是实证层面的考察，在论者们看来，“强政府，强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都有可能在中国建立。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语)的目标。《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四论域为“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所选的几篇论文或者以市场逻辑为切入点分析了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内在关系，或者对当代世界各种宪政体制进行类型划分;或者对民主理念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剖析了民主的内在限度及社会转型期建立民主体制的条件;或者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量化分析等手段作了深入的研究，回答了人们的观念对于现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性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代表了国内应用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进入90年代以前，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连结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独特地位与作用，长期以来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被淹没于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就我国的公共行政而言，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客观要求，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需要重新变换，政府决策需要科学化、现代化，政府机构需要重组。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既有世界性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特殊问题。因此，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立足点，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认真地总结、反思建国后我国历次行政改革的利弊得失，科学地分析、比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加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五论域“现代化与行政体制改革”共收集论文11篇：1篇涉及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性策略选择;1篇讨论机构改革的长期性的内在原因;2篇对市场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化原则、内容、模式及职能结构的调整、优化、目标选择等作了相当深入的讨论;有3篇论文则侧重于西方行政改革的评价;其余几篇论文或者从行政能力的视角，或者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分析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诸论者尽管立论不同，却都意识到制度创新于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公共政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块教学科研领域待开垦的处女地。随着中国社会向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和传统的决策方式日益无法适应高度分化、高度复杂的社会，改变传统的决策体制，决策方式、决策程序，把经验上升到科学，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现代化，已成为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政治与行政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六个论域“现代化与公共决策”共收集了11篇论文，其中6篇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公共政策的本质，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政策形成的社会、经济根源，公共决策现代化的内涵等等。此6篇论文基本形成了政策分析的新基点与新框架。其余5篇论文分别对在西方颇具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作了评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总体性反思，对新领导就职后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对镇政府决策体制，过程及美国的政策制订、实施中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这些研究体现了公共政策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预料，由于现实的需要，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都很强的相对独立的学科，政策分析将成为政治学、行政学发展的现实归宿与学科变化的新趋势。

　　1993年8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同年10月正式付诸实施。公务员制度是建国以后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七个论域“现代化与公务员制度建设”共收集论文6篇：1篇研究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与改革开放进程的辩证关系，1篇分析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行政人事管理科学化的巨大历史作用，1篇讨论古代中国选官制在近代落后的文化体制根源，从而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生态环境;另2篇论文则从实证的视角分别研究革命老区延安贫困的制度根源、吉林省卫生管理队伍发展的对策。在诸论者看来，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和利用离不开科学而有效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制度的维持和推行又有赖于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对二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人力资本与制度创新》一文的作者提出了“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颇值得一读。

　　自80年代以来，一股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兴起，与现代化密切相连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重新评价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又成为学术中的热点。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对这个问题，有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说”，有以甘阳为代表的“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传统”说;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有“林毓生的传统创造性转化”说。由于在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设置的形成发展和社会成员具体的政治行为受一定文化类型的决定性影响，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研究就成为政治与行政现代化研究中重要的部分。《政治与行政》一书的第八个领域“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共收集论文11篇：其中6篇论文以学案的形式对章士钊、韩非、晋王杨广、方孝孺、蔡元培、张君劢的思想作了新的探索;其余的5篇论文或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或者通过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阐释，或者对当代新儒家进行再评价，或者通过文化比较探索各国发展道路之不同，都力图从新的角度阐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体来看，90年代的这些文化研究在价值态度、心理取向上走出了五四以来的全面反传统主义的陷阱，更侧重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制度中介把文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似乎也更为可取，更为科学。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一国现代化建设与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西里尔·布莱克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都把国际环境视为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建国初期的两极国际体系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边倒”，从而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80年代末期，两极格局的解体、新的多极型政治、经济体制的逐步成型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成为现实。《政治与行政》一书的最后一部分“现代化与国际关系”共收集了5篇论文：分别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中日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良好的大国关系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政治与行政》一书基本涵盖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与行政层面的主要问题，同时涉足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某些问题。用现代化的基线，以政治与行政的主轴串穿这些具有一定深度的文章显示了编者独到的指导思想。从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该书体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规范研究与实证考察并重、一般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得益彰，从而使学科发展的基础——方法论的突破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该书是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恢复重建(1988—1998)十周年的一次学术总检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系学术发展的线现状和学科建设的现状。